西安市工商局的介绍信(工商局调取公司章程介绍信)

原创：杨全虎

山里的绿皮小火车

我们是兰州军区某守备师撤编前的最后一批入伍的地方大学生。1984年“八一”前夕，我结束了军事院校地方大学生一队为期一年的军校生活，分配到驻贺兰山41号地区的兰州军区某部二连任副连职排长。

同时分配到守备一师的同期战友共有7人，都是毕业于宁夏大学或宁夏农学院的地方大学生。按照通知规定，7月31日上午9点左右，7人同时汇聚到银川火车站。

那个年月，军人，特别是年轻的军官，是社会上很多人亲睐的目标。记得那天，小小的候车室里，一下子来了7个背着背包、意气风发的年轻军人，引得候车的人不时投来瞩目的眼光。除了背包，大家基本上都没有多余的东西相随。

10点多钟上了火车。这是一辆由西安市银川开往贺兰山汝箕沟的绿皮硬座车，座椅是条状工商局的木制长椅，同车的人多是穿着矿山制服的工人，也有部分走亲访友的市民。车速很慢，每到沿途的小站，都要停上几分钟。摇摇晃晃了3个多小时后，到达下车地点——大磴沟车站。车站的旁边就是石炭井，也是宁夏的煤都。

进入贺兰山的银汝线大磴沟火车站

师干部科的一位干事等在车站，宣布了每个人的去向后，便带着分配到师直警通连的一位战友乘车离开了。到一团、二团及炮团的5人各自随同团里的车走了，剩下我一人孤零零地在原地踱步，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才搭上一辆到石炭井采购返回团里的卡车。

卡车一路颠簸着向山里走去。车辆过处，一路扬尘。早晨出发前穿的雪白的衬衣早已被灰尘和汗渍污损。沿途看到的除了戈壁，就是偶尔走过的赶着毛驴车的农民。虽然时值夏末，但满眼看去，却鲜有绿色。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一座山脚下，车厢里的战士帮我卸下背包，车又向别处开去。

停车的地方，没有楼房，更没有军营常见的围墙。我背着背包，向正在打篮球的几个战士打听二连的位置，大家向我指调取了指百米开外的地下，说那就是。我按照战士指的介绍信方向走去，到跟前才发现所谓的营房就是在地面向下挖掘后用木头及草帘搭盖的地窝子，与西北农村冬季储存白菜萝卜的地窖并无二致。

找到连部，喊了声“报告”，里面答应了一声，我便掀开门口遮盖的公司草帘走了进去。连长和指导员住在一个稍微像样的地窝子里，两人都在。我将师干部科开具的介绍信交给了指导员，看完介绍信，两人热情地和我握手。简单地介绍了连里正在从事的战备施工等事项后，便喊来通信员，将我领到三排，安排与九班战士同住。

班里的战士都出去施工了，我在通铺的最里边寻出一席空地，将背包打开，铺好被褥，便到炊事班吃饭。折腾了快一天，肚子早饿的咕咕叫了。

炊事班的几个战士正在准备晚饭，能吃的也只有案板上用筛子盖着的几个馒头，案板及灶台周边布满了苍蝇。放在过去，这样的饭是难以下咽的。但那天，我一气吃了三个馒头，尚且没有吃饱。

第二天是“八一”建军节，全体官兵放假。中午，食堂会餐，不知道大家平日吃什么，会餐也只是除了每个班一脸盆炒茄子外，另给几瓶牛工商局肉和鱼肉罐头，没有酒，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后听司务长说，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六角五分，只能靠平日的省吃俭用，才能在逢年过节时改善一下伙食。

休息一天后，我便与战士们上山打坑道了。当时，因为中苏关系没有改善，已经修了十几年的战备工事还在紧张地施工，从驻守贺兰山南端的我们师到北端的另一个师，在全长近140公里的贺兰山底部、中部及顶部均修建了各种工事。

我所在的一营负责的是一条位于山腰坑道的修建工程，包括爆破、清理石头、洞顶及坑道口的被覆。我去的时候，坑道已经打通，碎石也已清理完毕，正在进行内部整修及顶部的被覆。带着好奇，我在坑道里走了一圈。主坑道很宽，能够行驶卡车。两侧按照战时的要求，设置有屯兵室、作战指挥室、地下发电装置等各种设施。听老兵说，这样一千多米的坑道，全营400多人干了快两年了。

连长交代给我排的任务是从山脚下向施工现场运送水泥。三十几个人每人上下午各背送6袋，50公斤的水泥用背包带捆在身上，公司手脚并用向300多米的高处爬行。一个上午下来，虽然我也背了6袋，但全身已无一丝力气。中间休息时，我一个人坐在山头上，脑海中全被各种复杂的情绪充斥着。有沮丧，甚至有动摇。在军校时那种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精神好像已是遥远的过去，看着眼前寸草不生的山头和穿着早已破烂不堪的军服、喘着粗气向山腰背水泥的战士，仿佛给自己的未来定了格。

在这种情绪的困扰下，我一下子变得沉默了。我没来之前，三排一直没有排长，由一名已7年军龄的老班长代理排长，将三个班的事情打理的井井有条。我来了后，战士们有什么事好像还是喜欢与老班长念叨，我很少有插嘴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就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差距吧！使我多少有些尴尬。

好在这种极端枯燥、劳累的日子在冬季来临前结束了。10月底，完成了坑道口的被覆，全营官兵撤离施工现场回到了十几公里外的营房。

营房是头年新修建的，营区很干净，每个连都有独立的院落。回到营区的官兵，都换上了干净的军装，每日恢复了训练，营区也第一次充满了生气。

12月中旬，老兵退伍。排里走了近一半人，三个老班长也退伍了。随后，当年入伍的新兵分了下来，营里组织了一个新兵连，抽调我去当排长，对新兵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军训。

那段时间，每日与新兵摸爬滚打，我仿佛又回到了军校，生活一下子变得很充实，人也快乐了许多。

刚过农历新年，从上面传下来消息，说是整个师都要撤编，干部分流或转业。2月底，团干部股电话通知我过去，我从新兵连急匆匆地跑步到团里，干部股股长要西安市我移交工作，三日内到师教导队报到。

师教导队位于大武口洗煤厂的后面，四合院式结构，但没有围墙，四周长满了沙枣树。院内左右两侧各有四排平房，每排6间十多平米的房子，中间是座能容纳300人的礼堂，礼堂后边是三间的教室。

远眺现在的大武口区

到教导队报到的有七八个人，安置好住处后，立即组织进行了一周的集训。集训中了解到，我所在的师的确要撤编了，抽调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精简下来、尚未安置的干部进行文化课补习轮训，每期3个月，完成全部初高中课程的授课任务。

一周后，首批轮训的200多干部集中报到，基本都是军龄15年以上的营职干部。编为4个中队，我一个人负责数学教学，白天授课8小时，晚上批改作业。3个月里，整天除了紧张，就是介绍信累，只有星期天能稍微休息一下，除了洗洗衣服，有时几个人相约到不远处的大武口市区购买些生活用品或看场电影。

送走第一批学员，教导队放了两天假。头天晚上，便换上干净衣服，乘坐6点多的小火车回到银川家中看望父母。

8月中旬，全师的整编进入实施阶段，第二批学员的集训也还没有结束，这批学员多以77年前提干的连排干部为主。一天，教导员通知我，要我到师干部科领取调令，说是某陆军学院调我和另外一位战友回校任教。搭便车赶到师里签收了调令，我又从八号泉抄近路，步行十余公里返回连里，和大家告别，顺便收拾一下放在连里的东西。当晚，就住在连里，和仍留队的四连的一章程位校友聊了半夜。

第二天早上，我提着行李，赶乘头班车到石炭井，再坐火车到大武口。

第二批学员的集训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看得出，学员的心里都已不再平静。可能转业的，课余时聚在一起兴奋地讨论着今后的工作安排，有可能调整到其他部队的，少言寡语地抽着烟，眼睛时常望着章程天空，偶尔看着你，眼神中也少了坦然，多了些忐忑和疑虑。

在这种气氛下，我没有将自己调动的事向学员提及。教导队简单地组织了欢送仪式。之后，我和另一位战友便收拾行装，连晚赶回银川……

杨全虎（中）与同学合影照

在贺兰山守备部队的一年时间，日子平淡，没有任何波澜。但在我10年军旅生涯中，这一年的生活却调取好像被人用工具刻在了脑海里。后期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但走到哪，看到的都不再是光秃秃的戈壁和寸草不生的山头，映入眼帘的总是秦岭的青山和嘈杂的人群。但闲暇时，总是好回忆那一年的岁月。有时，在睡梦中似乎又回到了贺兰山阵地，和战士们背着水泥向山腰爬行，醒来，常常是一身大汗。

多少次回银川探亲，走时，总计划着再回到石炭井、41号、大武口看看。看看过去的岁月痕迹还在不在，看看自己亲手参与封闭的坑道口是否长满了青草，看看教导队四周的沙枣树是否开满了黄花。但回去后，总因琐事缠身，一直没有成行。

虽然我只在贺兰山待了短短的一年，但每每想起那一年，就会有无限的感慨。我为那个春秋骄傲，为那个春秋自豪。艰苦的自然环境的和气候，让我的青春年华增添了浓浓的绿色，那是生机勃勃的象征，是青春年华的释放。弹指一挥间，如今一切都萧然离去成为历史，但是在脑海中的烙印已经刻在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