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G7国际税改体现了全球税收体系三大变化：一是发达经济体针对全球避税的监管态度转向；二是多边主义税收合作的回归；三是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
而国际税收体系发展相对缓慢，无力应对全球经济与企业发展的挑战。当前国际税收体系的框架仍沿用了上世纪20年代的体系，对于跨国企业的税收问题遵循企业实体所在地征税原则。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发展，传统国际税收体系受到了各国竞争减税、跨国企业避税、数字经济三大因素的冲击。一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减税，政府通过直接降低税率或者增加间接税收优惠，增强对跨国企业投资的吸引力；二是跨国企业全球避税，竞争减税为企业避税提供了机会，跨国企业通过合理税务筹划将企业利润从高税率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三是数字经济基于数据要素跨境流动，改变了企业主体应税收入地域匹配。跨国企业与各国政府共同推动实际税率降低，加上数字经济领域税收的复杂性，使得企业利润转移扩大，企业所得税基不断被侵蚀。
02 G7税改协议如何影响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可能引发跨国公司利润回流，但对美国经济的正向拉动较小。2017特朗普税改将本土企业所得税率设置为21％、而针对企业海外利润设置10.5％的GILTI税率，鼓励跨国企业利润回流美国缴税。特朗普税改之后，互联网科技巨头的确将一部分海外利润汇回了美国，但这部分利润并未用于扩大国内投资、增加就业岗位，而是现金股票回购的方式投入金融市场，推高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拉高公司股价。未来拜登政府如何利用税收收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对中美财政安全的影响
纵观历史经验，减税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容易产生巨大的财政赤字的负面效应，而赤字率和债务规模高企不断挤压财政空间。过去数十年以来各国为吸引跨国企业投资纷纷降低公司税率，但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财政压力加大，如何在维持国家竞争力的同时保护公司税基成为重要命题。
对于美国而言，国际税收体系改革为美国解决国内财政可持续性问题提供了缓冲。拜登在2022财年的预算提案中预计，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实施后，美国公司将资产和收入转移回国内，政府将在未来10年获得超533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而设定全球最低企业税仅仅是税收改革计划的一部分，拜登考虑的税改工具箱里包括：上调美国的企业税率，从21％提高至28％；上调高收入人群的资本利得税率，从20％提高至39.6％；恢复个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从37％提高至39.6％。上述各项加税计划的目的依然是解决基建资金需求问题，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保障财政可持续性。
对于我国而言，全球逐底竞争减税周期的终结，减轻了中国继续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外部压力，有利于中国推动稳定宏观税负，避免宏观税负快速下滑。大国必须保持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宏观税负水平，持续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不利于财政可持续性。虽然中国的经济恢复早于美国，我国政策开启正常化进程也早于全球其他经济体，但是美国的财税金融政策仍是全球的方向标。未来中国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调节收入分配，有必要提高消费税、环保税税率，开征房地产税和碳税，实现结构性加税与结构性减税并存的局面。
03 全球税收体系大变局：
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
多边主义税收合作打击避税
其二，国际政策由以邻为壑转向多边合作。特朗普时期采取美国优先式的单边主义，实施对内减税、对外加征关税的财税政策。由于宏观经济政策“以邻为壑”效应，各国相继出台竞争性的政策，加剧了对全球经贸环境的外溢冲击。法国于2019年开始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了数字税，引发特朗普采取对法国奢侈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的手段，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而拜登政府重拾多边主义，通过国际税收体系改革来重新设定全球贸易条件，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为国内改革争取稳定的外部环境。2021年4月，美国财长耶伦表示，与G20各成员国合作制定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目的就是要结束各国减税的“逐底竞争”。此举也得到了G7各国的积极响应，未来将继续在OECD等多边框架下致力于达成一致税率。
其三，全球加税周期或将开启。G7财长会议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协议，结合美国拜登此前推出的加税一揽子计划，我们认为可能引发全球性的减税竞争走向终结。全球性政府债务高企，偿债利息加大，债务总额不断触及限额，风险较高，减税只会继续助长全球债务风险。在政府债务高企的形势下，付息成本的压力导致财政政策要求货币政策天然保持低利率，掣肘货币政策正常化，客观上只能加税才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回归正常化。加税能提高政府宏观调控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力，为基建等政府活动融资。结构性加税尤其是针对富人加税，有利于促进公平。
本文源自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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