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
周锡瑞（章静绘）
《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费正清
列文森
魏斐德
您和魏斐德同在伯克利，当时是否有意识地去建立一个“伯克利学派”？
周锡瑞：如果说伯克利有一个学派的话，那应该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当时好多学生选择研究上海，什么上海的帮会、会馆……魏斐德自己写过上海的警察，叶文心写过上海的学校。某种意义上，这个“伯克利学派”关注的是上海学、城市史。我自己是从来不做上海研究的。我后来编了一本中国城市史（访谈者按：即《中国城市的重塑》），出版之前，先开了一个会，主题是Beyond Shanghai，“上海以外”的意思。在我看来，太多人在研究上海，仿佛上海就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而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
研究中国的不同代际的学者，用到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同的理论。比如开始的“冲击-回应”，接下来的地方史、社会史，然后又形成了一个“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ed approach）。柯文在介绍“中国中心论”的时候，把您的著作当成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而您公开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您能谈谈吗？
周锡瑞：我确实不认可“中国中心论”，我也跟柯文谈过这个问题。
首先，不能忽视帝国主义的影响。帝国主义的冲击是怎样改变中国的？中国近代史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大不一样，必须考虑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影响，完全从“中国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近代史是不可能的。
其次，“中国中心论”这种方法有一点回避现代化理论，所以，“中国中心论”的某些著作也反对现代化理论。不过，反对现代化理论，不等于就是“中国中心论”。像魏斐德这样的学者，读的欧洲理论比较多，社会史、政治史、新史学的理论……他也做各种各样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培养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背景，所以，根本不是什么“中国中心论”。比如说，“中国中心论”还有一个例子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他用的那个地理理论实际上是德国的，然后被他移用到了中国研究上。这怎么能说是“中国中心论”呢？
总而言之，我们在伯克利学到了各种各样理论框架：现代化理论、马克·布洛赫、年鉴学派、人类学、性别研究……这些来自各个国家、各种领域的理论框架，都被我们用在中国研究上。所以，这并不是“中国中心论”。柯文自己后来也出来解释，说“中国中心论”是不够全面的。
您一以贯之的学术方法或者学术风格是什么？
周锡瑞：要说我的学术风格，那就是看重资料。尽可能扎实地掌握资料，多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国内的、国外的；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地方上的、口述史的；外国人的、传教士的……不过，看重资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资料的局限性也要有所警惕。我为什么觉得义和团的研究这么有意思？就是因为资料里头互相矛盾的地方太多了。天主教、耶稣教、清朝官员、中外报纸、外国使团、地方口述材料的看法都大不一样。所以，从繁多的资料中去寻求真相，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有启发的。
现在的潮流又变成了文化史，社会史的方法论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所以，对陕北农村的老乡们来说，看这部政治宣传片，其实主要是为了看国外是怎样谈恋爱的，男女关系什么样，接吻的习惯又是什么样……这与拍这部电影和放这部电影的意图之间的距离，那可就太大了。所以，现在的学者研究电影史，说当时的人看电影的反应肯定如何，我就会相当怀疑。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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