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新
张嘉璈
李铭
陈光甫
钱新之
1947年2月，他在写给杜月笙的信中说，“巨额钞券之发行，致引起黄金风潮，日用百物随而狂涨，几至不可收拾。昨日始发布补救办法……惟此项办法，是否能长期收效，尚须视执行者之能否彻底耳。”又说：“中央颁布之紧急措施办法，恐只能作一时救急之需，且彻底实行困难，想政府或尚有次一步之根本办法，不然殆矣。”他在这里提到的“补救办法”“紧急措施办法”都是指1947年2月17日国民政府为抑制恶性通货膨胀而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至于他猜想的“根本办法”可能是指张嘉璈所设想的那种解决财政赤字的办法（见上文），但更可能是陈光甫强调的“停止内战”，因为要实施张氏办法的根本前提实际上还是“停止内战”。只不过对于这一点，钱新之似乎有所顾忌而未明言。但是他的下属杨书家在同一时间点写给他的信中直接捅破了窗户纸：“通货膨胀已全部暴露其恶果，黄金政策失败已成定案”，“堂堂皇皇之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恐又不免失败”，“盖以内战不停，发行有增无减，以有限之‘国营事业股票’……及‘无把握之新税源’等来控制无限之发行，其欲物价不涨，实不可能”。
如果说1947年2月钱新之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只是心存忧虑的话，那么到了1948年5月他则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抱怨。而这种情绪不但包含了维护银行独立性或银行管理者尊严的意思，甚至成为了他要求辞去交行董事长一职的主要理由。5月6日，他在交行行务座谈会上坦承了他此前两度面见蒋介石请求辞职的两条理由：“（一）本人年力就衰，未能追随时代前进；（二）自抗战以来，在行同人均甚努力，奈以政府无一定之经济政策，行局随之以赴而实际效率甚少，徒以事半功倍，对国家对社会吃力无补，政府政策事前既不向银行咨询，而频频更易，例如此次花纱布管制……当局办理未臻妥善，为银行者恪守亦颇费周章。”显然，第一条理由仅是托辞，第二条理由也就是对政府经济政策变动不定且事先不征求银行意见才是他请求辞职的根本原因。但他的辞职请求并未被蒋介石批准，所以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又忧心忡忡地说，“今后亦只有竭尽个人力量以赴，汲深绠短，殊引以为虑也”。
5月9日，交行接着开座谈会。他又发言说：“行宪后，政府当依照宪法规定以管制金融机构，本行当遵照政府指示办理。最重要者，今后希望中央银行有具体政策，勿随时变更，以免各行追随不易。”这无疑是再一次表达了对政府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管制政策）变动不定的不满和担忧。那么，他为什么要一再地表达这种不满和担忧呢？表面上看，是因为国民政府变动不定的经济政策给他领导的交通银行带来了很多困扰，使其实际经营绩效大打折扣，实际上则是表明了他对国民政府错误施政所导致的大局崩坏的绝望和无奈。也正因为此，他才两度向蒋介石请辞。
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出台之后，由于钱新之兼任金城银行董事长及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的代理董事长，所以也和李铭、陈光甫、徐寄庼等人一起被蒋介石召见，要求他们上缴各行所存的金银外汇。他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总经理戴立庵还因此被蒋经国约谈，最终金城银行、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分别申报出外汇600万美元。这也应该对他构成了某种心理刺激。所以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也没直接飞往台湾，而是和李铭、陈光甫一样避居香港。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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