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天下征收事件(乱世中的百姓)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刘云军

《从草原到中原：后唐明宗李嗣源传》，[美]戴仁柱著，刘广丰译，中华书局2020年7月出版，310页，38.00元

唐明宗，《南宋志传》

李嗣源的称帝具有一定偶然性，因为他的义弟唐庄宗李存勖同样是一位骁勇善战的马上皇帝。李存勖在位期间，后唐实力臻于顶峰，“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可以说，在正常情况下，李嗣源根本没有夺取皇位的机会。可惜李存勖后来不思进取，自毁长城，导致同光四年（926）的魏博兵变，最终李存勖死于兵变，李嗣源借机上台。

李嗣源即位时已是六旬老人，在中国古代人均寿命普遍相对较短的情况下，他内心深处一定很焦虑自己能做多少年皇帝。面对李存勖留下来的烂摊子，此时的李嗣源没有了少年天子的鲜衣怒马和铁血豪情，多了些沉稳与内敛。因此李嗣源在位期间，我们看到的是“在边境政策上，他野心不大，也尽量避免长途跋涉去侵占远方的土地；如果他还是有军事干涉行动的话，其目的仅仅限于保卫本国的利益”。“在内政方面，他熟练地运用萝卜与大棒政策，对贪污及有伤风化的大臣他会判处死刑，而对诚实正直的大臣，他会以皇帝的名义予以嘉奖”；“他在宫廷开支上厉行节约，同时他还把国家的财政收入收归国库，不像前任庄宗皇帝那样放入自己私人的小金库里”（自序，第3页）；“明宗修正了庄宗大多数的政治错误，在个人生活上也没有庄宗那么挥霍无度，同时，他又以儒家的仁政治天下，并且相当尊重法治”；“时代需要有经验的统治者，要担任王朝的第二任皇帝，明宗是不二人选，在同一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比他更加适合。” （自序，第4页）

华裔学者王赓武在《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中展现了五代中央朝廷与地方节度使之间的曲折斗争，如果从整个五代史来看，皇帝加强中央集权，致力于削弱地方节度使势力是一个总体趋势的话，李嗣源在位期间无疑是其中少数“逆潮流”而动的皇帝，个中变化让人不禁感到奇怪。王赓武教授将之归于李嗣源后期年事已高丧失了进取精神。

其实并非李嗣源不想加强中央集权，重塑皇帝的无上权威，而是他从自身的现实考虑，作为六十多岁的老人，李嗣源“逐渐关注自己将要留下的历史遗产”，他“要预留更多的精力去处理涉及人民大众的社会问题”，所以他希望缓解中央与地方藩镇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持一种暂时的平衡，但“他不一定在原则上做出退让”（自序，第11页）。可惜他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李嗣源去世不久，他指定的接班人、儿子李从厚便被养子李从珂推翻，而李从珂也仅仅在位两年，便被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勾结契丹推翻，彻底灭亡了后唐。

纵观李嗣源的一生，可以说他既是幸运之人，又是不幸之人。幸运的是，因为义弟李存勖的自毁长城，英年早逝，给了李嗣源这位六旬老人上位称帝的机会。不幸的是，李嗣源看到了地方节度使势力强大对中央朝廷的威胁，但他又无力彻底消除这些隐患；李嗣源晚年，皇位继承危机已经十分明显，他的长子甚至图谋兵变夺权。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年迈的李嗣源带着满腔的遗憾撒手人寰。危机很快爆发，李嗣源尸骨未冷，继承皇位的儿子便被养子所杀，又经过短短数年，后唐便彻底灭亡了。五代的混乱局面没能在李嗣源手中终结，这个难题还要留给后人来解决。虽然从个人角度来说，李嗣源未能成功将皇位传递下去是失败的，但他在位期间能够尽量控制对外军事行动，对内稳定社会秩序，注意休养生息，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功莫大焉。正因如此，北宋人对李嗣源评价颇高。如薛居正在《旧五代史》中称赞他“能力行于王化，政皆中道，时亦小康，近代已来，亦可宗也”。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称赞李嗣源“于五代之君，有足称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称赞李嗣源“在位年谷屡丰，兵革罕用，校于五代，粗为小康”。

戴仁柱自言对史景迁的著作情有独钟，特别欣赏史景迁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温洽益中译本题为《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中所采取的话题式写作结构，因此《后唐明宗李嗣源传》第五、六章也采用了类似的结构与研究方法。可以说，这种写作方法对于国内人物传记的写作无疑具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