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红灯闪烁，一辆黑色的轿车停了下来，陈毅坐在车内。
人行道上一家银行门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有人手举亮晶晶的银元高声喊着：“袁大头，袁大头要伐？要伐？”这是银元贩子在倒卖银元。
一位老太太问道：“今天是什么行情啦？”
“1400。”
“昨天还是1100，过一夜就涨300，侬也不怕涨短命！”
“告诉侬老太太，侬今天要不买，明天又要后悔啦，行情还要涨的！”
“还要涨？！再涨叫我们老百姓怎么过哟……”
马路旁的这一幕，只不过是上海解放初出现的金融危机的一个缩影，它深深地刺痛着陈毅这位新任上海市长的心。此时是1949年6月初，上海解放还不到1个月。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制度变了，币制也变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布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作废，银元、袁大头等将退出流通领域，人民币为人民政府发行的合法货币。
上海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0000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的比价，在全市120多个行庄开始收兑工作。
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几天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一些投机奸商、不法之徒和隐蔽在地下的敌特分子，利用他们囤积的大量银元，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刮起了一场黑色的“龙卷风”。
他们利用市民们解放前饱尝通货膨胀之苦，而对外币、银元存在的盲目依赖心理，以及对刚刚使用的人民币尚未建立信誉的客观条件，进行大量非法的黄金、外币、银元的投机交易，疯狂打压人民币。
1949年5月28日，即上海解放的第2天，人民币与银元的兑换比价为600比1，而到了6月8日，这个数字竟变成了2000比1，换句话说，10天前的1元人民币，10天后只值3角多一点。
许多人把刚刚投放市场的人民币视同一只烫手的“热山芋”，不敢在手上多捂一会儿。人们为了保值，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手中的人民币换成黄金、银元、外币等“硬通货”，一时间，上海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银元贩子在叫卖。
据当时华东财委的统计，仅上海市城内就有30多万人参与了买卖银元的活动。
不法分子的破坏不仅严重损害着人民币的信誉，而且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在短时间内，大米、面粉、食油、煤炭等生活必须品的价格上涨了2至3倍，一些中小企业摇摇欲坠。
而此时市面上又相继出现了大量伪造的人民币，更是给这场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一个原先有相当于上百万人民币资本的老板，其资本在一夜之间变得所剩无几，他只能靠开面包房度日。
而一般普通百姓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上海的反动残余势力狂妄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深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上海市，经济风雨飘摇，社会秩序动荡不安，老百姓怨声载道。严峻的经济形势，无疑成为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第二个上海战役”。
实际上，早在上海即将解放时，华东局就对不法奸商和敌特分子进行金融破坏活动的情况作了充分估计，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1949年5月8日，华东局即针对已解放的一些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金融投机活动的情况，颁发了《关于禁止银元活动办法》，指出：银元买卖和在市场的自由流通，“造成物价波动，市场混乱，并破坏人民币信用与购买力，因而使人民蒙受损失，妨碍人民币的发行，对我极为不利。”
要求新解放城市“在排斥与禁用伪币后，应紧接着对银元钱贩进行斗争”，禁止以银元为计价单位和买卖货物，对继续利用银元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要予以惩戒。
上海市军管会在上海解放的第2天颁布的第1号布告中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之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之合法货币”，自即日起“不得再以伪金圆券或黄金、银元及外币为计算及清算单位”。
6月3日，华东军区司令部也颁布了《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严禁外币在市场上流通。6月5日，市军管会金融处根据市军管会指示，责令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市证券大楼的投机者立即停业。
同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及其他主要报纸也纷纷刊文，谴责金融投机活动，并告诫投机分子，立即停止作恶。
但是，利令智昏的投机者们，对此置若罔闻，毫无收敛，他们继续以上海证券大楼为中心，变本加厉地从事金银外币的非法交易，哄抬物价。
统计数字显示，人民银行为平抑物价，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又全部回到了银行里。
与此同时，在上海淮海路等商业密集区，有人使用大量伪造人民币套购紧俏商品，使原来已经十分混乱的金融市场更加混乱不堪，物价更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一个劲地往上窜。
由于老百姓吃够了解放前通货膨胀的苦，人们往往不惜血本盲目地将人民币脱手，人民币一拿到手就赶紧去买米，或从银元贩子手中兑换成银元。
这样人民币每周转一个轮回，银元贩子都要狠狠赚上一笔，物价也跟着上涨一截。人们对人民币的不信任程度在增加，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滑坡，失业人数增多。
经济滑坡又导致了社会形势的动荡。难怪这时有人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但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共产党进得了上海，却治理不了上海，他们将在第2个上海战役中惨败而归！”
事实证明，仅仅使用纯经济手段和舆论告诫，已经不能有效地制止投机买卖活动。
据此，6月7日晚，在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主持下举行会议，华东局财委会主任曾山向与会者报告银元投机活动的严重情况时，指出：如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出一个月，人民币就有被挤出上海的危险。
会议决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以控制这个操纵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惩办为首的投机犯罪分子，坚决打击金融投机捣乱活动。看来这场金融大战非升级不可了。
位于九江路上的上海证券大楼，是当时上海市金融活动的中枢，其中光市内电话就有1000多部，每天上午9、10点钟，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
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聚集在大楼内外的成百上千的人们便一哄而散，分散到市区的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
这里成为上海市金融黑市的信息中心，也是上海金融动荡的主要根源。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贯彻落实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认真安排与部署。陈毅市长强调指出：“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
会议决定，由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负责查实应扣押处理的人员名单，市公安局负责调集警力，配合实施取缔行动，华东军区警卫旅（1949年6月后改编为上海市人民政府警察总队）负责行动时对证券大楼的武装包围。
行动当天，上海市工商界、新闻界继续发动声讨投机活动的舆论攻势，动员广大市民拒用银元；另一方面采取举办折实储蓄、发放失业救济等一系列措施，解决基本群众因货币波动而引起的实际困难，以杜绝银元买卖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由淞沪警备区军法处负责具体实施侦察破获人民币伪造案。
毫无疑问，查封证券大楼的行动牵扯面和影响面更大一些，应该先行一步，并且要周密部署。
1949年6月10日上午8时许，上海证券大楼的大门一打开，市公安局长李士英便率领400余名便衣，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楼内，随后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宣布禁止一切买卖活动。
上午10时，华东军区警卫旅一个营的官兵，分乘10辆大卡车到达证券大楼前，在副旅长刘德胜、参谋长刘春芳的指挥下，对整幢大楼实行包围，12000名有组织的工人、学生则在证券大楼外围封堵交通，向市民作宣传解释工作。
当时正在这里进行金融交易的有2000多人，他们对政府的行动毫无防备，许多不法金融商人立时傻了眼。
取缔行动主要是针对不法投机商的，公安人员逐个对投机商号进行了盘查，登记了所有人员及被查封财物，然后将全部人员集中到底层大厅，由人民银行代表进行守法教育，并宣布“惩办少数，宽大教育多数”的处理原则。
根据金融处事先的摸底和查证，经过逐个审查、具体登记后，陆续释放了1863人，最后只将250名从事不法行为的主犯扣押起来。
这期间，大楼周围聚集了许多市民，人们对政府的行动无不拍手称快：“这下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英明！”
在查封上海证券大楼的同时，各公安分局也出动大批干警，在全市范围内对银元贩子非法买卖银元活动进行了取缔，拘捕了一批从事银元贩卖的不法投机分子，也教育了大批银元小额买卖和偶尔买卖者。
后据统计，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24两，银元39747枚，美钞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多万元，其他各种国货商品折价人民币3553万元，以及美制手枪2支。
6月10日，也就是取缔行动的当天，华东军区司令部颁布了《华东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计价使用、流通和私下买卖，规定了处罚原则。
根据这一法规，市公安局继续查处金银外币非法投机活动，至1949年8月初，共查处金银投机案件239起，查没银元12745枚，黄金119两，美钞250元，计处罚金995万多元。
打击金融投机的行动，不仅震动了上海，也影响到江浙两省甚至波及到全国，第二天，银元“袁大头”从2000元猛跌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
第三天（12日）再跌三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那些提着米袋子、拎着油瓶子的大娘、大嫂，看着店门口挂出的当天的价格牌时，无不喜上眉梢，不少市民还明知故问地对店主说：“侬的价钱是不是搞错了？”
此次行动，使上海市金银元、外币非法交易活动得到有效地控制，投机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大为收敛，人民币走势开始趋于坚挺，并开始在金融市场上站稳了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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