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能否管理企业(基金会简介)

摘要：王名说，总的来说，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实践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回过来看这20多年，包括未来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理论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间产生出来的。

【编者按】本栏目由华夏公益会客厅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推出，借由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之际，特别专访业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基金会行业走过的40年历程予以不同的观察和解读，带给社会各界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深入理解和立体认知，为构建公益事业更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王名主编的部分《中国NGO研究》报告

王名主编的部分《中国NGO研究》报告

王名编著的《建言者说（十年政协提案小集）》

非公募基金会本质上是剩余财富的转化

美国出现这么多的基金会是历史的必然。第三次分配也好，丰裕社会也好，财富剩余也好，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加尔布雷斯也说了，美国只是得了天时地利，比别的国家先碰到这个问题，未来其他国家以后也要碰到财富剩余的问题。

第三次分配是厉以宁提出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看了加尔布雷斯的书，但是他用中国的概念表述，提得非常好，比丰裕社会的概念提得更准确。丰裕社会是一个破坏性的概念，它认为旧的经济学不灵了，现行制度要全部作废。但厉以宁提的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建设性的概念，他说面对财富剩余要第三次分配，给财富剩余时代提出解决方法。

我们现在做公益，为什么能跟这个概念结合起来？非公募基金会就是财富剩余的概念，它不是基于良知、爱心、怜悯，这管理些很重要，可千万不能为了怜悯而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所有的非公募基金会都是因为财富剩余了才做的，而且一定是有大财才做的。

当时制定《基金会管理条例》，我主张门槛设到一个亿，很多人认为说我太乐观，谁有1个亿？我说我算了一下账，保本用息没1个亿好像养不了基金会。后来很快就突破了1个亿。制度再好点的话，2个亿、3个亿、10个亿都会有。

没有财富剩余，就没有基金会可谈。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含义是财富剩余，非公募基金会一定是财富剩余的存在形态。有的人勒紧裤腰带成立非公募基金会，投资出了问题还想回去，民政部门不让。我说回去就回去吧，它本来就不企业是非公募基金会，就是想试试看。真正做非公募基金会，一定是第三次分配的形式。

最近我认识的几个民营企业家在河北办了一所学校，投资6个亿，办得非常棒。我说你这是典型的第三次分配。他们那个学校是民办公助，不收费，不靠学校挣一分钱，就是钱多了，有这个情怀来办教育。想挣钱，那不是第三次分配基金会，我们要通过制度堵塞别人可能走这条路的渠道。

第三次分配，不仅是公益慈善

为什么会有第三次分配？我们现在真到了财富剩余的时代，不仅是少数人财富剩余，整个社会的财富也大量剩余。第三次分配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仅是公基金会益的问题，公益只是一种解决渠道和形式，除了公益之外，第三次分配应该还有更多的形式。财富多余了以后做什么？做公益可能就十分之一，有些人偶然一些机会碰上了做公益。大多数人财富剩余了，第一件事想到的是传承，但目前很少有成功地传下去的。

我们现在还不很清楚到底有哪些其他的第三次分配渠道，不过应该有更多。财富除了做公益，传承很重要。财富的永续化有各种各样的选项，我们现在要关注在这个时代怎样让财富有效地传承下去，让财富的价值得到真正的实现。

这个时代的财富在一些人手里的浪费是惊人的，这也是第三次分配要解决的问题。不能简单地靠公益来解决，要给出路。光靠捐，捐不了多少钱，富豪手里捐出来的只是极少部分。怎么样把这笔钱用好，这是个大问题，是第三次分配里面要认真去面对的问题。

社会捐赠今年充其量能上到1500亿元，即使乘以十，也可能只是第三次分配的十分之一。我们要关注大量隐形的财富，不一定通过公益用于社会，但是要提高效率，让财富真正发挥作用，而不是浪费。

当然这里面公益的空间很大，特别是非公募基金会能做的事情很多。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真的要把非公募基金会在体制门槛上放开来，很可能1500亿加个0都不成管理问题，关键是一定要有特殊政策。光靠政治的呼吁不起作用，要把非公募基金会拎出来，给绿色通道，给一系列鼓励政企业策，税收、社会荣誉等各种东西都可以给。运行不要去管太细，怎么花钱基金会说了算。简单把基金会定义为公益的观念也要改。

第三次分配越往高维走，跟文化的关系越密切。财富到了一定的维度后，一定是跟文化结合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讲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的共同富裕。精神财富我们现在研究太少，哪些是精神财富？特别是富人大量的财富怎么转化为精神财富？精神财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这里有丰富的内涵。

我的理解是，财富的概念不是消费品，消费品是被消耗掉的，财富是能一直存在下去的。我上课跟学生讲，收入和财富是两个概念。收入是要花掉的，财富是不花的，精神财富也是不消费的。精神上有些是能消费的东西，那不叫精神财富。精神财富也是要永远存在下去的。我下一步的研究是跟文化相关联的家族传承，不光是财富的传承，也是家族和文化的传承。

我非常看好非公募基金会的前景，它的发展趋势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我建议基金会论坛下一步的重心还是要放在非公募上，而且要推动相关政策方面的认知和能否调整。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在这个过程中来推，有可能推动相关政策的转型。别看非公募基金会现在只是社会组织中很小的一部分，它做大了不得了，能做得非常大。

CFF：按照您刚才讲的，现在中国基金会的路还是走得有点偏。基金会本来应该把资产管理好、做好增值的工作，但实际上现在声音更大的还是怎么去筹款。

王名：没错，这也是我特别不愿意看到的。筹款的概念不是基金会的概念，筹款的概念最早是从选举中来的，是资金动员的过程。美国出现一批专门做筹款的组织，他们把中间资金运作的环节省掉，直接链接到很多社区组织，United Way就属于这种，它不太容易出问题。

筹款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它不是现代基金会的基本机制，准确说是在基金会外面长出的东西，跟我们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阶段有关系。千万不能把筹款理解成公益。筹款跟公益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公益在后面，筹款只是一个动员资金的过程。德国等很多国家对筹款有很严格限制，我们这次《慈善法》也在限制筹款。筹款原来是政治行为，后来转化成了公益机制，这种公益机制怎么运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对基金会来说，有一个过程，所有基金会都面临转型。我已经成立简介了、出生了，你不能让我回去对吧？你总得让我活。怎么活？筹款就是解决活的问题。我觉得这不是方向，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大方向应该是倒过来。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多关注非公募，这是大方向。我们从2004年到现在非常幸运且比较成功地走了一简介条路，就是让非公募基金会真正起来了。但也只是起来了，还有好多问题没解决，非公募基金会自身也有好多问题，例如规模、运行、专业化等等。但是我觉得这是方向，这是希望。

CFF：您刚才说的分类管理问题，很关键。现在大家一窝蜂地说管理有问题，但是没有找到根源在哪里。用管理90万家社会组织的思路去管1万家慈善组织，带来一系列能否问题。如果不分类管理的话，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王名：民政部门自己也很清楚，这么多问题能不管吗？但我说，那些问题是谁的问题？是社会组织的问题，你就去管社会组织；不是基金会的问题，就不要把它放到基金会里面来要求。基金会的问题也要分一下，有些问题是公募基金会的，有些问题是非公募基金会的，要把问题分开来解决。

这次《慈善法》修订，我们说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慈善组织拿出来交给另外一个部门来管，类似境外非政府组织交给公安部。交给另外一个部门，那个部门有积极性来干，比如非公募基金会如果交回给人民银行，说不定还管得挺好。

我们现在建议，分类分开不光是把基金会拿出去，也把慈善组织、行业协会商会拿出去，剩下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管。现在都放在一起，管理的难度很大，很难管好。

总的来说，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实践探索和创新的过程。回过来看这20多年，包括未来可能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理论不是从理论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间产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