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哈尔滨市在全国较早将地下人防工程开发成商业街，此后这一模式被各地模仿。
哈尔滨市民众街地下人防工程成“烂尾”，至今未完工。
20靠19年农靠历正月，年味儿逐渐散去，从黑龙江省人防办主任岗位上退下来没两年的武伟筹在小区里散步，他看上去心事重重。这时两位同志上前跟他打招呼。双方眼神对接的那刻，武伟就知道：该来的还是来了。
武伟被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留置半个月后，哈尔滨市人防办原主任肖文东被立案审查调查。
省人防办原主任和省会城市人防办原主任两个一把手先后落马，引发黑龙江省人防系统震动。
截至2019年12月25日，黑龙江省各级纪委监委共处置人防系统问题线索356件，立案审查调查219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08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32人。全省13个市（地）25名人防办主任、副主任被立案审查调查。
冷门岗位揽钱手段五花八门
省人防办一位处长清楚记得：党的十八大之后的某年，他陪时任省人防办主任武伟到北京出差。这位处长见领导拎的大包很沉国税，就好心上去想帮忙，却被坚决拒绝了。面对下属的疑惑，武伟解释说里面是书……其实，包里不是书，是几十万元现金。2011年至2018年间，武伟先后利用各种机会前往北京给女儿送现金，每次几十万元。近2000万元的现金，都是8年间武伟一次次送过去的。
这还只是武伟收的一部分钱。
1972年9月，只有16岁的武伟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因专业能力出众被选拔到黑龙江省人防办电台担任报务员。从那天起，武伟在人防系统一干就是44年，从一线职工成长为正厅级一把手。
全国“温水煮青蛙。”在看守所里回答记者为什么会一步步堕落至此，甚至在党的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时，武伟说。
对武伟而言，以下场景是常态：
某天，省人防办下属单位的一名处级干部来找武伟，他从腋下抽出用报纸包裹着的10万元人民币往办公桌上一放：“主任，这是吴文俊让我给你带过来的。”武伟头也不抬说：“知道了。”
来人是受佳木斯市人防办原副主任吴文俊的请托，为其在鸡西的一个项目向武伟寻求“关照”。
收钱、办事……彼此心照不宣，达成高度默契。
深耕人防系统多年，武伟对其中的“生财之道”熟稔于心，他“大笔一挥”，排名就可以决定上亿元的项目。经武伟之手违规审批人防地下商业街项目40多个，收钱1100多万元。
他的敛财手段更是暴露了人防系统廉政风险点。
1997年，武伟走上省人防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岗位的第二年便开始被“围猎”了。2006年，武伟担任省人防办主任，随后的10年里，武伟更是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大搞权钱交易，39次收受他人财物。
罔顾国家利益，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2012年，武伟受哈尔滨某房地产开发商请托，违规审批将产权应归国家所有的8.34万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变更为可办理产权的地下商业街。开发商获取暴利，武伟收下一套价值150多万元的房产，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76亿元。
经省人防办审批的人防工程中，从设计、招标、建设到监理、验收等环节，武伟都涉足“揩油”。
省人防办审批的17项人防工程设计项目里有16项是省人防办某下属单位包揽国税的，该单位给省人防办领导班子发奖金，其中武伟前后收了130多万元；省人防办的办公楼项目，武伟指定承建商大安，虚假招标串标，这次武伟单笔收了360万元；工程监理方面，由省人防办出资的下属监理公司送给武伟好处费数十万元……
人防系统内一些党员干部作为“中间人”从中周旋，在开发商与武伟之间穿针引线。通过哈尔滨市人防办原主任肖文东，黑龙江某房地产商给武伟送去了5万美元，当年武伟即为其审批通过了4个工程项目。
如此明目张胆收钱，武伟却相当“自信”，没觉得自己会“出事”。
他自诩在系统里“人缘不错”，从来没收到过关于他的举报。是因为武伟清廉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擅于伪装吗？也不尽然，他收钱并不太避讳，其中22次就发生在办公室里。
武伟奉行一种“有便宜大家都占点儿”的理念。他曾对调查人员坦承，在退休前，“有些项目就不直接参与了，有好处大家都得点儿……”在他主政下，黑龙江省人防系统的工作由在全国名列前茅变成了排位倒数，全省人均防空面积已低于国家标准。
更可怕的是：当时的武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腐败行为，对全省人防系统整体风气的败坏，起了极其恶劣的导向作用。被严重污染的系统政治生态，很久都难以修复。
腐败，不止从一处开始全国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武伟在系统扎根很深，他的个人影响和人防系统权力的分布注定了很多事“绕不过他”。
在武伟落马后，哈尔滨市人防办原主任肖文东、哈尔滨市人防办副主任宋泽刚、哈尔滨市人防办工程管理处处长赵辉、佳木斯市人防办原副主任吴文俊、佳木斯市人防地下过街工程管理处主任谢立群、七台河市人防办原主任周幼华……先后接受组织审查调查。他们都是人防办一、二把手或是具有审批管理权的中层负责人。
黑土生金。
1988年9月19日，哈尔滨市第一条地下商业街——哈尔滨人防奋斗路地下商业街工程（现为“金街”）竣工。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被誉为“北方沙头角”的地下商业街，日均客流量达12万人次，节假日达到20万人次。
人防地下商业街投资回报丰厚，成为热门项目。据统计，2005年以来，黑龙江省人防部门共审批人防地下商业街项目180余个。
人防地下商业街是典型的“单建式人防工程”。由于单建式人防工程需要区、市、省三级审批，哈尔滨市民众街地下商业街一个工程竟然“撂倒”了三级人防办主任。哈尔滨市某公司负责人通过向省人防办主任武伟、哈尔滨市及该市道里区人防办主要负哪家责人分别行贿100余万元，拿下了项大安目。该项目至今没有完工，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后期评估为“无法挽回”，引发群众多次上访。
全省单建式人防工程有17个未验收就投入使用，存在安全隐患。
按照相关规定，房地产开发要配套进行人防工程建设，称为“结建式人防工程”。房地产开发商通过现金、房产、商铺、干股等手段，让人防部门相关人员通过少算配公司建面积、提高物资库配建比例、违规以物抵费、串建缓建、减免缓费用等帮开发商牟取暴利。
易地建设费违规减免使用问题突出。全省各市地人防系统一些掌握权力的人员，通过违规核算、应收不收、违规减免缓、挤占挪用等方式，在易地建设费上“做文章”。2013年至2016年，黑龙企业所得税江收缴到位的易地建设费，只占应收金额的百分之三十多一点，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
人防系统中，不乏通过垄断人防基本建设项谱目市场的手段，大搞腐败之人。
孙某某是省人防办工程质量监督负责人，他以别人名义开设公司，成为黑龙江省人防专用门的最大供应商。在他的直接干预下筹，2000年至2016年全省通过验收的40个地下商业街项目中，有31个采谱购该公司人防门，公司因此获利上千万元。面对孙某某公然自己安装、自己验收的情况，群众反映强烈。
省纪委监委第五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孙宝民初识这位孙某某，很有戏剧性。在首场微信视频直播人防系统专项治理腐败问题疑难问题论证会上，孙某某作为专家被请来。
一番交流之后，似有所察觉的孙某某对孙宝民说：“你们开展这项活动后，人防系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将开启新的阶段。”这话由一个当时还是座上宾，很快就会被审查调查的人说出来，格外意味深长。
省人防办一职工王某某退休后开了一家审图公司，靠着多年人脉和上下打点，承揽了省人防办审批的全部人防工程审图业务，成为省内首屈一指的“红顶中介”。为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王某某先后5次送给武伟好处费200多万元。
“一直想通过正常途径参与人防筹划工程项目，我们公司有实力，就是没门路排名。”一位投资商向记者抱怨：人防系统，水太深了。
什么样的土壤在为腐败提供温床
人防系统这么多的问题，可是自2013年至企业所得税2018年底省委开展巡视前的这几年间，省人防办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数量为“零”。
身为省人防办主任的武伟党纪意识淡漠到2016年还在乘坐老板的私人飞机游玩。
整个系统呈现一种怪象：身处权力岗位的一群人闷声发大财；相对“边缘”的岗位，也享受着别人吃肉我喝汤的“滋润”。
“吃相”难看。
全省人防系统滥发奖金、津补贴及其他违反廉洁纪律问题，涉及面广、人员多、数额大、延续时间长，党的十八大以后仍习以为常，不收敛不收手。此类问题占人防系统全部问题线索的三分之一，特别是对于只应由部分管理人员享受的劳动保护补贴“下洞费”，成为“普惠性待遇”延续至2016年。
哈尔滨市人防办下属某酒店管理人员违规兼职取酬11年，总经理领取76万多元，哪怕是后来酒店亏损了，他们从其他人哪家防企业借钱还要发……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自己设计、自己招标、自己建设、自己监理、自己验收、自己采购，内控机制基本没有，外部监督毫无作用，滋生了大量腐败行为。从案件查处看，人防工程违规审批验收、违规减免易地建设费、违规招标采购设备、人防设施出租谋利等问题较为普遍。从全省各市地问题统计来看，涉及上述四类问题176件，约占总数的56.8%。
多种因素导致人防领域系统性腐败程度日深。
主体责任缺位，管党治党意识严重弱化。
2016年以前，省人防办和各市地人防办党组普遍没有专题研究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党组主体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不落实，不重视廉政风险防控，监督制约机制严重缺失。
“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项普遍不经集体研究，而是直接由主管领导或一把手审批。主要领导“一言堂”“家长制”作风严重，某市人防办主任甚至只打个电话就能遥控指挥一些重大决策。
由于多头管理，存在“都管又都不管”的问题。2013年至2018年，齐齐哈尔市人防办原主任孙某某以保密为由，不经招投标程序，从南京某公司购进540余万元设备，购买价格远高于市场价。2010年，哈尔滨市人防办原主任肖文东收受其司机周某60万元，为其办理哈尔滨市大安街地下商业街项目批文，两年后周某将该批文转卖，净赚2000多万元。
面对这种情况，省、市人防办却有一番说辞：我们与下级人防办只有业务指导关系。
可以用“业务指导关系”来模糊掉监督之责，但也正是借助所谓的“业务指导关系”，一种上行下效的腐败文化在系统内潜滋暗长。
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下午，刚刚被提拔为大庆市人防办工程管理科科长的公司于宝峰正在办公室筹划以后的工作，分管副主任王某踱步进来关心地问：有什么困难吗？聊着聊着，领导话锋一转：有这么个消息，你感兴趣不？
就这样，由领导牵线搭桥，于宝峰按照开发商的意愿，违规办理筹划审批、制作虚假工程验收单、完善竣工手续，致使该开发商名下一项目少缴纳易地建设费300余万元。而于宝峰则以3万余元购得该项目一套价值50多万元的房产，自此走上了不归路。
类似的场景在各级人防系统的一些权力岗位上，又何止一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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