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1997 年 9 月 26 日，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对市属工业局进行改革。改革的原则为：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离；坚持规模经营；坚持配套推进；坚持精简，高效；坚持以稳定为前提。改革的基本内容为：撤销市机械工业、电子工业、纺织工业、一轻工业、二轻工业局，组建相应的控股（集团）公司，并授予其国有资产经营权限。由此，武汉市打响了全国工业局改制的第一枪。

历史链接：

前不久，我市党政主要领导同志率团对上海进行了深入的学习考察。对照上海经验，结合武汉实际，市委、市政府进行了认真研究，决定认真学习上海经验，以此为契机，抢抓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举措，掀起新一轮城市建设热潮，开创武汉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局面。为此，特作出如下决定：

一、统一思想，提高对学习上海经验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转变政府职能，全面配套改革，在建立“五大机制”上进一步突破……

7、 建立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加快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步伐，进一步扩大授权经营范围，明确国有资产出资主体，建立权责明确的责任主体体系；进一步拓展国有资产管理覆盖面，强化产权基础管理，建立完整的管理体系；加大政策导向力度，强化政府在资产重组中的战略性导向功能，强化国有控股公司和授权经营的企业集团的资产经营功能，进一步发展产权交易市场，建立规范的营运体系；……

9、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与重组力度。围绕壮大支柱产业、培育优势行业、争创名牌产品，把建立“五大机制”与调整优化结构、“壮大放小”、布局重组紧密结合起来，与技术改造紧密结合起来。……今年重点在机、电、仪的优化重组上取得实质性进展；……【1】

武汉工业局体制改革缘于武汉赴上海的学习活动。钱运录 【2】曾总结说：

3 月初，武汉市委、市政府组织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代表团到上海进行了为期10 天的学习考察，重点学习考察了上海改革开放和向区县简政放权的经验。…… 上海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成功的经验，在代表团全体同志中引起了强烈震动。大家通过学习考察，不仅受到了深刻教育，也寻求到了加快武汉改革发展的动力和办法。近半个月来，市委、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边学习、边思考、边研究，一致认为，上海的经验的确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拓宽了我们的思路。……大家感受最深的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快，城市变化大，无愧于小平同志的期望与重托。……二是改革开放力度大，创新精神强，真正使改革开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几年来，上海市坚持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立足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入手，采取一系列重大战略措施。在转机建制方面， 上海积极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试点企业总资产占到全市企业总资产的80%，全市确保今年年内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框架，初步形成“五大机制”，即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机制，职工能进能出的再就业机制，覆盖全社会的保障机制，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全市18个工业管理局和公司改制为36个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或集团公司，并采取划转、联合、土地注入、税利返还、贴息贷款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扶持政策，降低企业负债率，提高企业资产规模，计划到2000年形成4～6个销售过1000亿元的大集团，进入世界500强，形成50多个销售过100亿元的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三是简政放权认识高、起步早、效果好，各方面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和发挥。……对照上海看武汉，市委、市政府深感我们的差距大、责任重。……虽然武汉与上海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我们不可盲目攀比，但从本质上看，从根本经验上来思考，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思想解放不够，发展不够，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是我们与上海最大的差距。在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上，在开放的联动性、时效性上，在探索的开创性、坚韧性上，我们都有差距。我们必须跳出武汉看武汉，从全国、从长江流域经济带、从周边城市的角度来审视武汉的发展与未来。……学习上海经验高管，必须抓住根本，学习实质。……近年来，我们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包括“五个一批”、“壮大放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优化资本结构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照上海的做法，武汉改革的配套性不够，连贯性、系统性不强，在需要攻坚的部位往往产生阻滞，一些看准了的改革措施，也由于矛盾较多而未能到位，国有企业仍然负担重、包袱多，转机建制步伐缓慢。因此，我们的改革正面临着如何进一步突破的问题。……我们应当着眼于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推进国有资产优化重组，力争今年在“抓大放小”、建立国有资产营运体系、实施兼并破产、推进“再就业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让国有资产由低效向高效领域转移，使国有资产增值能力大大增强。

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框架。上海提出的“五大机制”，全面体现了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体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我们必须全面借鉴。当前特别要加大力度推级别进第一批试点工作，尽快确定新的试点单位，真正使试点企业站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列。同时，在面上也要全面抓好企业建立“五大机制”的工作，力争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全市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二是进一步抓好壮大工作。上海通过组建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优化配置资源， 并相应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政策措施，短短几年内探索出一条壮大企业集团的路子，形成了一批有实力、有影响的大型集团公司，对我们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刚刚起步，集团的组建和培养壮大上还缺乏组织规划，扶持政策也不多。今年，我们必须在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成立若干个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上全面展开；要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通过划转、联合等措施，组建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使重点企业集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实力进一步增强，让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名牌产品集中。到2000年，力争形成若干个销售收入过50国企亿元、100亿元，在国内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大型企业集团【3】。

王守海【4】说：

为什么要学上海？总的一句话：就是要使武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我们与上海的差距是明显的，思想解放不够，发展不够，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是我们与上海最大的差距。……今年我们必须在工业是什么管理体制改革，组建成立若干个大型国有控股公司上全面展开，按照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通过划转、联合等措施，组建一批大型企业集团，使重点企业集团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实力进一步增强，让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名牌产品集中，到 2000 年，力争形成若干个销售收入过 50 亿元，100 亿元，在国内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大型企业集团【5】。

李诗伟【6】对当年的工业体制改革记忆较深，他说：

我记得当年是在市委会议中心召开了全市的改革动员大会，钱运录书记在改革动员大会上讲了为什么要改革。当时他讲，改制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家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组织上会安排好的。这次动员会以后，人员到底怎么去留？因为心里没有底，大家的思想斗争比较激烈。关于局级这一层人员，领导当时说了，个人不要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听从组织安排。那么对局领导以下的这些中层干部和其他同志，还是允许他们提出自己想法的。我感觉当时在撤销工业局的问题上，市委市政府在人员的分流与安置上的考虑是很周到的，有较明确的分流渠道、较妥善的安置政策。这条非常关键，把大家稳住了，所以过渡非常平稳，没一个上访的，来问我的人都没有，因为他有板凳坐了，有着落了。这一步棋走得非常好【7】。

学上海是王守海任武汉市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他说：

我是1997年1月份从省政府回来任职的，那个时候中小企业运行的情况一般都不好，我印象最突出的是上访的特别多。我本身原来是搞工业的，所以对企业这方面非常注意，因为企业是城市整个经济的支撑，如果它上不去，这个城市的经济根本就不行。当时企业运行不好，特别是中小企业包括有的大型企业停产，职工发不出工资就到政府上访，上访的人特别多，每一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三四伙。我心里很急，有时也很心烦，不是烦他们，也很同情他们，工资发不出，没有着落，找政府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时工业局已经发挥不了作用了，武汉已不是计划单列城市，国家各部委不直接对工业局，当时定项目都是对城市，工业局基本上接不到“天线”，对企业也没有管理手段，所以工业局的职能实际已经不行了。后来我们开始向上海学习，也想过走上海的路子，搞混合运行，但上海和我们的情况不同，而且它们混合运行已经走了两三年了，你跟着走得推到什么时候？于是我就下定决心撤销工业局。决心下的时候也不是没有顾虑，哪个领导要是说个不字，我是干还是不干？这样我就连省长、省政府都没汇报，只和钱运录书记商量，下决心一次性撤销工业局，一步到位，再不往后拖了。记得第一次上常委会汇报这个事，汇报完了，钱运录问了一句话：撤销工业局之后来上访的怎么办？我说书记你的问题今天我不回答，我回去后再研究，下一次常委会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好。这个问题当时就这样停下来了。回去后我就组织调研，调研结果认为撤销工业局应该对企业实行分流，大型企业归国资委来管，中小企业下放到区里由区里管。这样定下来以后，我心中就有数了。当时我说，国家的部还没撤销，我们就成立一个行业办，万一哪个部有项目来了，我们需要找它了，就找行业办对口，我们把它叫作接天线。实质上撤销工业局是采取了一整套配套政策，一是撤销工业局成立行业办，下放中小企业，大型企业由国资委管，中小企业交区里管；二是下放产权，把中小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的处置权下放给企业；三是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把企业资产股份化，使每一位职工都拥有股份；四是抓再就业。这些在全国都是首创。

工业局改制是和学上海有很大关系的。上海是老工业基地，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很深的地方，改革的任务比我们艰巨。当时我们听到上海将工业局混合敢为人先的武汉市工业局体制改革运行，就感觉到它有点特殊，因为当时全国没有哪一个城市把工业局变成公司和工业局混合运行的。这个事是受上海的启发，但我们没有完全按他们的办法，这件事是我提的，学上海以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也是在这块，现在看来，这个决心下的是对的。后来十六大撤销工业部的时候，还通过编委把武汉市的改革方案全部调了出来，它撤销工业部走的路子就是这条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8】

陈明【9】说：

工业局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偶然中的必然。表面看上去是因为学上海时才想到的，其实是经济体制改革走到那一个阶段的必然产物。

一是放权让利，企业承包，工业局的权力已经所剩无几；

二是武汉市的计划单列已经取消，中央各部不再对武汉工业局了；

三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拨钱拨物也大幅度减少了，工业局不撤销也很难维持了。学上海是一个契机，提前启动了工业局的改革【10】。

二、全市一盘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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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步伐，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的管理监督体系和营运体系，推动国有资产的流动与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997年9月26日，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属工业局体制进行改革。为确保工业局体制改革顺利推进，成立了由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守海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刘善璧等任副组长的市属工业局体 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改革的基本内容：撤销市机械工业局、电子工业局、组建武汉机电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并授权经营原市机械局、电子局以及市仪表工业（集团）公司、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所属国有资产。上列3个工业公司原有建制不变，企业独立法人地位不变。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武汉锅炉（集团）公司维持现有授权的内容不变，其经营的国有资产划归武汉机电国有控股（集团）公司。组建后的武汉机电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拥有企业73户，总资产84亿元，国有净资产17亿元。撤销市纺织工业局、一轻工业局、二轻工业局，组建武汉轻纺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并授权经营原市纺织局、一轻局、二轻局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武汉国有经营公司所持有的冰川集团、一棉集团的国有股改为轻纺化控股（集团）公司持有。撤销武汉化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将其经营的国有资产整体划入葛化集团，对化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授权改为对葛化集团授权，内容不变。葛化集团经营的国有资产划归轻纺化控股（集团）公司。组建后的武汉轻纺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拥有企业77户，总资产85亿元，国有净资产13亿元。调整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经营的资产包括原国资公司所持有的除冰川集团，一棉集团之外的国有股，以及市医药局、建材工业总公司、包装工业公司所属企业国有资产。建材工业总公司、包装工业公司原有建制不变。调整后的武汉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拥有企业45户，总资产93亿元，国有净资产19亿元。…… 原各工业局所属企业的集体资产或集体企业，分别由新组建和调整后的国有控股（集团）公司代管。原工业局所属科研机构、学校等事业单位，分别由各国有控股（集团）公司管理，其单位性质、管理方式维持不变，经费来源及财政专向补贴原则上维持原有渠道不变。建立相应的行业管理办公室。撤销工业局后列表，成立武汉市纺织行业、轻工行业、机械行业、电子行业管理办公室，改组现有的市化工行业管理办公室，……市建材、汽车、有色、仪表、包装5个工业公司，原承担了行业管理职能的，维持现状不变，逐步调整、分离。

原市属工业局人员的分流和安置按照人尽其才、多方安排、平稳过渡的原则……原机关工作人员，实行“老人老办法”，退休时仍享受行政机关同类人员的退休待遇，费用由所在单位承担。

这次武汉市市属工业局体制改革，是全市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又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次新探索。10月13日武汉市委、市政府召开市属工业局体制改革动员大会；10月底，原市属工业局人员的分流和安置基本到位；11月1 日，市政府举行了三大国有资产营运机构授权经营暨授牌仪式，新的机制开始启动【11】。

段轮一说【12】：

武汉在推进国企改革上一直是很积极的，许多方面都走在前面，如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承包等，而且都是由上面指导并推动下面搞的改革。当时我们有十几个工业局和行政性质的总公司，都是他们在推动企业改革，谁知道1997年改革改到自己头上了，要把工业局全部撤掉。撤掉以后怎么办？就是组建机电、轻纺化公司和国资经营公司，组建三大国有控股集团公司，工业局全部撤掉后，建立相应的行业办公室来承接相应的职能。

当时工业局撤销，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仅要多渠道分流安置在职人员，还有离退休的干部谁来管的问题。后来，我们组建了市经委离退休管理办公室。当时这是全市最大的离退休办公室，记得工业战线管理的离退休干部有一千多人。所以市委给了一个副局级的离退休办公室机构，这是很特殊的，记得这是我跟编办列表、市委组织部以及书记市长们要来的一个副局级编制。我跟他们说，工业战线管理的离退休干部许多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有不少老同志，总共有1100人左右，因为把十几个局和总公司的离退休干部全部集中起来了，没有一个高级别的离退休干部管理机构不好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最后的结果是大家平平稳稳地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有去国有控股公司的，有去行业办公室的，离退休干部也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比较平稳地实施了一项大的改革， 在全国反映很好、效果也是很好的【13】。

杨卫东说【14】：

工业局的改革当时主要涉及三个部门：一个是体改委，设计总方案；一个是经委，负责工业局的分流；一个是国资办，负责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的建立。由于我们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所以任务不大，真正拿方案和操作这件事情的主要是体改委、经委，我们属于打配合。【15】

余茂才【16】参与了方案的制定工作。他说：

当时搞工业体制改革，几个局撤销。在我的印象中，我是操作者之一，全盘由守海负责实施。过去搞计划经济，我们是按苏联的体制搞的，有八个机械工业部，再还有其他的产业部，全部是这种条条为主来领导全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后转为以块块为主，体制必然要进行调整，武汉市还是动得比较早的，当时主要提出了撤销五个局，机械、纺织、电子、化工、一轻，因为二轻是一个手工业联社，它本是什么身有退路，所以首先搞这五个局。市委市政府拿方案，关键是解决人员哪里级别去的问题，然后组织几个相应的国有资产公司，为人员的去留做准备。当时守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我就下去调研，我第一个去调研的是机械局，机械局是大局，当时武锅、武重、汽发都在机械局手上，我去调研，他们局里晓得市里的意图以后，组织部门的那些处长和离休的处长们就在那里开会，跟我们讲顾虑，讲着讲着有人哭起来了，说我们最后落得这个下场，把我们都撤掉，还不晓得往哪里去。又说我们市领导都是从工业局出来的，他们自己是个什么想法，怎么这样对待我们？我本来想几个局全部跑一趟的，大概跑了两个局，主要是机械局让我受的感染比较深。回去后我跟守海汇报了情况，建议局里的工作人员不能全部丢到企业去，大部分应由财政包起来，养起来。后来就这样办了，采取了多种分流办法，较好地分流了人，撤销了局。后来守海在省人大当副主任以后回来碰到我，说幸亏当年提出来是财政包了，不然现在还得了？那我们下不了台！就是说当初我们的想法还是对大家负责的。后来五个局整个拆下来一点动静都没有，没有一个人上诉，对这些人员的安排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17】

段轮一说：

武汉工业局体制改革当时是以体改委和经委为主，一起商量方案，但是主要是经委执行。我记得当时潘汉生主任提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是编办的主任，他把全市机关的、企事业单位的编制统统一搜，看哪个局还有空编，然后把全市的空编收起来统一用于安排工业局改制的人员分流。这在全国是一个创举，效果也很好，在全国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当时大家议论的核心就是：我是国家干部，分到资产经营公司去也好，分到别的部门去也好，以后我这个身份就没了，那我不情愿。于是我跟书记、市长还有同事们商量定了一个政策，叫作“老人老办法”，你不管是到工业总公司还是到资产经营公司以后，在退休的时候，仍然比照国家干部身份享受相关待遇。这样就从根本上把大家的顾虑消除了，也是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要不然大家肯定就不愿意去公司，也不愿意去别的地方了。通过这样一些措施，武汉市工业局改制、脱困总体上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从体制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转变，为下一步改革开放和工业腾飞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看看现在的经济布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质量快速发展，再加上临空港国家级开发区的呼应，这样在空间布局上就把整个武汉工业布局提升到一个新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规范的、便于新型工业企业运作的一流的框架结构，对整个武汉工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诗伟是从机械局到机电控股公司的亲身经历者，他说：

工业局改制是可以选择去向的。当时分流渠道有多种：第一，到控股公司，把相对年轻一点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推荐到控股公司去。第二个就是到市里的各个机关和新成立的行业管理办公室，市里统一分流。再一个就是自己有什么想法的，你自己选择怎么安排，这叫不叫自谋职业我当时不太清楚，我记得好像是自己可以跟组织提出来，因为当时有的同志就没有到机关去，选择到学校去了。机械局改制大体上是这三种人员分流形式，当时也给了一定的政策。

工业局改制的分流得到全市的支持，市里的各个部门包括开发区都拿出了岗位。最主要是两种渠道，一个就是在市里机关当中分流，再一个就是到控股公司。除此之外，还有到学校去的，这是很少的同志，还有一个同志是调回原籍广东还是哪里去了，这也是根据你的个人武汉市意愿来的。同时，也给了政策提前退休，提前退休有的可以办手续，有的不办手续，政策很宽。当时的分流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到机电控股公司的，应该是相对年轻一点的。局领导都是按照组织统一安排，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时我也好，老段、小沈，我们一起，都到了控股公司去了。当时分流啊，人员的走向啊，应该说整个还是比较平稳，到机电控股去的人起码还是高兴的。机电控股就是机械局和电子局两部分人员整合在一起，机械局的人员多一些，电子局的少一些，还有有色、汽车和仪表的人。记得当时机械局有些人被分流了，但关系还是留在局里了，比如有的司机。这是按照政策享受的。另外，机械局去的这些人当中，很有几个提前退休了。

段世明【18】说：

我认为，当时从改革的角度讲，第一，撤销工业局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由之路。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你把市场主体让政府直接管，它就变成了政府的附庸。所以为了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就要相应的实行改革，撤销工业局是一种客观要求。必须通过机制上的创新来促进国有企业改革。

第二，这也是为了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通过撤销工业局，组建控股公司， 把政府机构变为经营机构，公务员都退出来了，这就有效地实现了政企分开。过去工业局管企业，企业垮了，工业局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政府要直接担责，理论上讲，它是对的，因为政府最终还是有责任的，但政企分开后就不同了，就该企业自己承担责任了。

第三，实现了管人和管资产有限的统一。过去管人的不管资产，管资产的不管人，存在这样的矛盾。后来改革了，轻纺化控股公司也好，机电控股公司也好，他们不仅要贯彻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国资委的决策，更要顺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要求，面对市场竞争，搞好自身经营。

市委从决策的角度、从思路上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晰了，政策研究得也比较细。当时市委讲工业局分流就是四大块。第一块，年轻一代的，能力强一点的，特别是局级领导，要求他们到控股公司去，挑起国企改革、资本营运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大梁。第二个，有一部分人到行业去，成立行业管理办国企公室。这样工业局留了一部分人，分别成立了轻工行办、纺织行办、机械行办。第三就是往政府公务员队伍里面安排了一部分人，我印象里面我们局里有几个干部，有安排到纪委的，有到其他政府部门去的。最后一种就是给政策。我记忆中最后一种分流的政策是，工作满30年的可以提前退休。当时我工龄满了30年，年龄40多岁、

50岁不到。我和同事开玩笑，说我也可以退休了；他说你是局级干部，那你不能退休的。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有一大批处级干部就享受了公务员退休的政策。应该说，当时市里在政策上的考虑还是比较周全的，包括后来的老人老办法，总的看，从政策关系上理得还是比较顺【19】。

沈君谧【20】回忆这个过程时说：

当时重组的时候，涉及老工业局的同志按不同去向分流和资产重新配置的问题。市委市政府考虑得非常全面，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执行层面工作做得非常细武汉市。如清对资产、人员和资产移交，我记得当时几个局在市政府对账，把资料都带去，有多少人、多少资产，都核对得很清楚。当时有要求，在工业局重组过程中一定要把不同去向的同志们安排好。应该说第一轮的重组，一切都在探索中，原工业局转至控股公司的同志一下子退出公务员序列，不能说没有一些顾虑，但由于工作做得细，虽然想法还是有，但是大家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那时有一个说法，到了控股公司的同志，按业绩考核待遇可高于公务员。毕竟是几十年的公务员，一下就出来了，到了控股公司，首先砸了铁饭碗，并且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体责任都在控股公司，所以当时从待遇上说高一点还是应该的。另外，实行“老人老办法”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解除了退出公务员序列的同志们的思想顾虑。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工业局改制，政策研究细致，配套文件全面，准备工作充分，分流渠道较多，从而促进了改制重组的顺利推进。那个时候一轻局、纺织局、原化工局转至控股公司的接近 60 人，大量的技术干部和骨干都保留下来了【21】。

【1】选自《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学习上海经验，开创武汉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局面的决定》（武发〔1997〕6 号，1997 年 4 月 9 日）。

【2】钱运录，1944 年 10 月出生，湖北大悟人。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贵州省委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等职。

【3】钱运录 1997 年 3 月 27 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共武汉市委政研室、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学上海兴武汉》。

【4】 王守海，1943 年 3 月出生，吉林省公主岭人。曾任武汉市委秘书长、经济工作部部长、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湖北省政府副省长、武汉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市长、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5】王守海在武汉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共武汉市委政研室、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学上海 兴武汉》。

【6】 李诗伟，1952 年 6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曾任武汉市机械局副局长，武汉机电国有控股公司总经理，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正局），武汉市汉阳区区长、区委书记，武汉市参事（正厅）等职

【7】本文中李诗伟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8 年 5 月 28 日口述。

【8】本文中王守海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9 年 2 月 28 日口述。

【9】 陈明，1954 年9 月出生，浙江宁波人。曾任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资产评估处处长、企业改革处处长、副巡视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总经理等职

【10】本文中陈明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8 年 5 月 28 日口述。

【11】许金华 . 武汉改革志 [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416.

【12】段轮一，1951 年 11 月出生，河北高阳人。曾任武汉市电子局局长，武汉市经济委员会主任，武汉市政府副市长，湖北省荆州市委书记、湖北省政府秘书长，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北省政府副省长等职。

【13】本文中段轮一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9 年 3 月 5 日口述。

【14】杨卫东，1954 年 11 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曾任武汉市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武汉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江汉大学校长等职。杨卫东 2019 年 3 月 5 日口述高管。

【15】余茂才，1948 年 10 月出生，湖北鄂州人。曾任武汉市体改委主任，市委、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江汉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16】余茂才 2018 年 7 月 18 日口述。

【17】段世明，1942 年 12 月出生，河南商城人。曾任武汉轻纺化国有控股集团总经理，武汉工业控股集团董事长等职。

【18】本文中段世明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8 年 5 月 28 日口述。

【19】沈君谧，1956 年 7 月出生，江苏宜兴人。原武汉市民建副主委，曾任武汉轻纺化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武汉工

【20】业控股集团总经理等职。

【21】本文中沈君谧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8 年 5 月 28 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