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峰/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通识中心教师
1990年，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做过一次重要访谈，以《控制与生成》为题发表，德勒兹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是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了，而是进入到一个控制社会，这是一种即将来临的“信息传播的普遍性”，与之对应的是控制论和电脑。在一个主要是电视和电影的时代，德勒兹超前预见到了未来算法时代的控制演变。这一未来被斯蒂格勒命名为超工业社会，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数字DNA到底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和生命纠结在一起的数码物。斯蒂格勒认为在超工业化阶段，超控制通过普遍的自动化来实现，即通过数码踪迹的“自我和自动生产”（self-and-auto-production），由剥削这些踪迹的自动机制所支配，超工业化的社会正在经历着理论知识的无产阶级化。因此，它超出了由德勒兹发现和分析的通过调节来控制的那一层面。现在，理论化和理性综合的心智官能，被当前的无产阶级化操作器所短路，而这个操作器就是数码第三持存，也就是记忆技术的人造物，元宇宙是这一人造物的极致之器。
斯蒂格勒明确指出了这种通过捕获人身心痕迹的数字演化的本质，那就是通过将生产者植入消费者之中，并通过生产所有形式的感应器、促动器和相关的软件，数码让所有技术的自动机制都统一到一起（机械自动化，电子机械自动化，光电自动化，电子自动化，等等）。但数码统一的真正史无前例的方面，是它让技术、社会、心理和生物的自动机制之间可以相互结合，这就是神经营销和神经经济的真正要义。也就是说，好莱坞元宇宙类电影中通过人性、感情、主体意识拯救元宇宙的神话并不会在我们的世界发生，因为元宇宙改变了我们的代际关系和心理结构，亲情、爱情、道德、宗教都已经变得不确定了。旧有的政治哲学已无法理解这种新的政治地理。平台城市，应该是“一个可被谈判的主权平台”，数码无产阶级首先应该获得一个平等政治的主体位置。谷歌、腾讯、元宇宙（Facebook）的数码控制和剥削，已经不是管理者的问题，是数码堆栈的问题，需要发明新的微观政治来直面数字云平台对我们的剥削。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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