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万里长江架钢虹
1968年12月29日，南京市5万多军民欢聚在江边桥头，隆重举行大会，庆祝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庆祝大会结束后，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在一片鞭炮和锣鼓声中，100多辆满载南京群众代表的彩车徐徐通过公路桥。顿时，大江南北，桥上桥下，车内车外，一片欢腾，欢呼声震撼大地，响彻云霄。
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是华东地区的交通要冲，在这里修建一座长江大桥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愿望。但是，这里江宽水急，工程地质条件复杂。1927年美国某桥梁专家来南京实地勘察后，留下一句话：在南京造桥，不可能。然而就是在这个“不可能”的地方，一座用我国自己研制的特种钢材建造的大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9个年头建成通车了。
图为大桥建设者和南京市军民举行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通车。新华社图片
大桥的建设经历了10年时间，1958年11月，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成立。1960年1月，大桥主体工程江心桥墩正式开工。工程技术人员潜入水下60多米，进行水下电焊和水下切割。到1966年4月，江中9个桥墩已全部造出水面。当年的施工队长宋培起说：“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大桥工人的辛苦。冬天，在空旷的江面上，寒风凛冽，手摸钢铁能粘掉一层皮，一天下来，常常手指都无法伸展。夏天，混凝工人仍必须每天闷在严密的模型板和钢盘中间，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模板里面不通风，温度要比外面高出10摄氏度。一天下来，他们的衣服上就结了厚厚的一层盐霜……”大桥建设者们发扬勤俭节约的精神，划线工“量体裁衣”，节约钢材；钢筋工精打细算，不浪费一根钢筋；电焊工连用剩下的一寸长的焊头也舍不得丢掉。
图为南京长江大桥全线通车。新华社图片
经过建设者和南京人民的共同努力，1968年9月30日，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建成通车。
南京长江大桥公路桥长4588米，铁路桥长6772米，是当时中国最大、桥梁技术最复杂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建桥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所创造的大量新工艺、新技术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例如：大桥工程局经过研究，采用重型混凝土沉井、钢板桩围堰管柱、钢沉井加管柱、浮式钢筋混凝土沉井4种基础形式，将9个桥墩牢牢固定在江底的岩层上。1986年5月15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荣获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1969，大规模的三线建设
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启动三线建设。
依据我国地理区域划分，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为三线。
图为1969年9月28日，第二汽车制造厂大规模施工建设在湖北省十堰正式拉开序幕。新华社图片
三线建设开始后，全国各地建设队伍陆续集中到三线地区，各种物资也源源不断运往内地。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上百余个，形成建设的高潮。
图为我国第一个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安装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攀枝花钢铁公司的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攀钢的高炉群。新华社图片
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
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三线地区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1269.67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43.5%；工业基本建设投资767.6亿元，占同期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47.7%。
1970，万里长江第一坝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1970年12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有关问题。随后，毛泽东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12月30日，8万军民举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大典，在万炮齐鸣声中，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图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资料照片）新华社图片
在当时的形势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采取的是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方式，因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1972年底，决定工程停工。在葛洲坝工程修改设计工作基本完成后，1974年底，主体工程重新开工。整个工程分为两期。第一期工程于1981年完工，成功地实现了大江截流、通航和二江电站第一台机组发电。第二期工程1982年开始，1988年底全部工程建设完工。葛洲坝工程历经18年，对于许多建设者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它熔进了他们的青春与汗水，铸成了他们的光荣与骄傲！
图为葛洲坝工程最后一台第21号机组1988年12月10日并网发电，它标志着葛洲坝水利枢纽已全部建成。（资料照片）新华社图片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万里长江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坝，它是三峡工程的反调节航运梯级，属于三峡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位于湖北宜昌三峡出口南津关下游。长江出三峡峡谷后，水流由东骤然转南，坝址处江面宽展至2200米。河面上有葛洲坝、西坝两岛，把长江分为大江、二江和三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横跨大江、葛洲坝、二江、西坝和三江，由船闸、电站厂房、泄水闸、冲沙闸及挡水建筑物组成。一、二号两座船闸可通过载重为1.2万至1.6万吨的船队。三号船闸可通过3000吨以下的客货轮。两座电站的厂房，分设在二江和大江，电站总装机容量为271.5万千瓦。挡水大坝全长2595米，最大坝高47米，水库库容约15.8亿立方米。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是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江水患，具有发电、改善峡江航道等功能，可发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它提高了我国水电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和锻炼了一支高素质的水电建设队伍，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71，五星红旗在联合国升起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这是中国外交战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占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而努力。
1971年11月15日，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第26届联大全体会议，受到各国记者的“包围”。新华社图片
1971年9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从10月18日开始，联合国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一周的激烈辩论。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大厅里立刻一片沸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祝福，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971年11月15日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热烈欢迎。新华社图片
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11月23日，被接纳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代表首次出席安理会会议。从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1972，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世界70年代，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经过多方面努力，到70年代初，我国外交工作打开新的局面，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新华社图片
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毛泽东主席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新华社图片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于1972年9月25日来华访问。中日双方于9月29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到1973年底，我国已基本上完成同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建交过程，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复、改善和发展。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另一个显著成就，是发展了同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中国先后同40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1973，攻克杂交水稻难关
1973年10月，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议上，袁隆平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一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多年来潜心研究的结晶。1960年7月，时任湖南黔阳农校教师的袁隆平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一株天然杂交稻，萌发了研究杂交水稻、提高粮食产量的念头。经过几年艰苦试验和科学分析，袁隆平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4期上。杂交水稻研究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1976年12月，袁隆平（右）和同事李必湖在观察杂交水稻生长情况。新华社图片
1970年秋，根据袁隆平“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设想，他的学生李必湖在海南找到一棵雄性不育株。转育出来的三粒雄性不育种子被命名为“野败”，为“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春，在湖南省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由湖南农科院、农学院、师范学院、黔阳农校和贺家山原种场组成的省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以袁隆平为代表的黔阳农校科研组把“野败”植株和其他不育材料分发给13个省市的20多个单位，进一步开展以“野败”为主要材料的“三系”配套攻关会战，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
1972年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林科技座谈会上，杂交水稻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中国农林科学院和湖南省农科院主持，组织全国力量搞协作攻关。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和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籼型杂交水稻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湖南省农科院研究员袁隆平（左）代表全体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科技人员领奖 新华社图片
1973年，在突破了“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张先程等在东南亚品种中找到了一批优势强、花药发达、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三系”终于配套成功了！
1974年，湖南开始试种杂交水稻，亩产超过650公斤，充分显示了它的增产优势。
1975年，试种面积达到5600亩。
1976年，全国示范推广面积扩大到208万多亩，全部增产20%以上。
杂交水稻种植面积的推广，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28631万吨，比1965年增长47.2%。从1976年到1987年，中国的杂交水稻累计增产1亿吨以上，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养活6000多万人。我国可以豪迈地宣布：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粮食问题。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
出品：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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