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九四三被收入课文(上海一九四三课本)

内容提要：朱自清一生留下大量的日记。这些日记翔实记录了朱自清一生行迹，是研究朱自清及相关历史的重要文献。日记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英文或日文写的。所有这些日记，收入《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成为《全集》的第九、十两卷。外文书写部分，收入的是整理者请人译出的中文，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主要集中在人名、书名等专有名词上。这些误译导致的史实出入，降低了这部日记的文献价值。本文指出了日记中的若干失误，并一一分析考校，力图还原事实原貌，供征引这部文献的学者参考，并为《日记》的重新整理贡献一点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11&ZD13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汪曾祺与中国现代抒情小说”(09YJC751010)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从青年时期到逝世前不久，二十多年间连贯不辍。据朱乔森在《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日记上卷)编后记交代，就现存来说，共有1924年7月28日至1925年3月底的一册，1931年8月22日至1948年8月2日为止的19册(其中有两册遗失)。朱自清逝世后，有关方面筹备出版《全集》，拟将日记全收；后来改出《文集》，本拟选收日记，由朱自清的学生王瑶选录并经浦江清、陈竹隐审阅，选出一稿，后来《文集》也未收。1963年，这些日记以《朱自清日记选录》为名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三辑刊布，共240余条。①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朱自清全集》的编纂出版，朱自清日记整理全面展开。整理中的一大难点是外文内容的中译。朱自清日记有一大部分是用英文、日文所写，特别是1934年7月20日以后的部分，以两种外文书写者为多，仅有少量用中文书写。李钢钟、王国华两先生受邀参与，分别负责翻译英、日文日记，并由杨张基先生校订。整理后的《朱自清日记》，部分曾在《新文学史料》和《人物》杂志选载，全面问世则见于1997年出版的《全集》第九、十两卷。

整理编译者花费大量心血整理《日记》，为现代文化研究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正像整理者坦承的，日记中“大量的人名、地名均写的是英文拼音，译成中文时很可能出错”。②自《全集》出版迄今近20年，对此展开讨论者，仅见周栩撰《朱自清日记整理错误举证》一篇，③且只涉及1932年12月27日所记“徐中舒君”“徐君”为“中书君”“钱君”之误译这一条而已。鉴于朱自清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日记涉及的时空广阔、牵涉面巨大，其作品在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征引价值自然极高。因此，《日记》的精校不能不说是当前朱自清研究、乃至现代文学研究中一项紧迫的任务。

笔者近年从事有关现代文化研究，对朱自清日记多所援引。在研阅过程中，笔者发现这部日记整理中的舛误，无虑两三百条。今先就下册(《全集》第十卷，即1939年到1948年的日记)中的疏误作若干条陈与疏证，俾能就正于方家，并引起学界注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涉及的条目，多与翻译有关。因笔者迄今并未见到日记手稿，所以很多存疑条目暂不在列，所指出各条均为不必据手稿、仅依旁证和逻辑推论即能得出结论者。

1.“温特沃思”实乃朱自清二弟朱物华

《日记》中将近二十次出现“温特沃思”的名字。有些文献将其认作清华外文系教授罗伯特·温特，非也。先看1937年4月19日到21日连续三天的日记：

19日：表姐来说，温特沃思患猩红热。去东华医院，医生认为不严重。

20日：弟妇电话告二弟病重，故进城，彼已决定移往协和。经胡适先生介绍与协和医院院长谈住院事，并与东华商量协和张大夫。乃决定移住。

21日：请假两小时进城去协和看望温特沃思。张大夫的确认为温特沃思情况很危险。东华的医生告温的病是猩红热继之以肺炎……

这三条联系起来看，很容易得出一个猜测：病人“温特沃思”和“二弟”同是一人。而“表姐”和“弟妇”很可能也是一人——英文“表姐”为sister-in-law和“弟妇”称谓相同，两条分别翻译、译法相异，这一可能性较大。如这一猜测不妄，根据行文语境，此人即病人的妻子。

《朱自清年谱》21日记述：“进城赴协和医院探望因猩红热住院的清华教授温特·沃思。”此为据日记转述，未加考实，将“温特沃思”指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温特，不确。理由如下：

首先是名字不对。清华教授温特，原名Robert Winter(1887-1987)，一般译为温德(晚年在北大人称“老温德”)，美国人，早年与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闻一多结识，在闻一多介绍下，1923年来中国任教，初服务于东南大学，1928年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他和吴宓、闻一多一起到清华任教，是清华大学外文系课程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抗战中赴昆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战后随校复员，继续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转至北京大学，直至逝世前一直任教于此。作为在中国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温德学养深厚，英语文学造诣匪浅，与享誉世界的新批评派人物理查兹、燕卜荪交好，在中国的文学教育界享有盛名，被誉为“对沟通东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外籍专家”。④

其次，众所周知，老温德一生未娶。但《朱自清日记》中的“温特沃思”却常常是夫妻联袂出场。例如，1935年1月27日，“访温特沃思夫妇，并在玉华台共进午餐”，1937年8月15日“与温特沃思夫妇共进晚餐”等等。这些足证“温特沃思”与“罗伯特·温特”非一人也。

现在来验证温特沃思就是朱自清的二弟朱物华。

朱物华(1902-1998)又名佩韦，电子学家、水声学家、教育家。生于江苏扬州邵伯镇。1923年从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考取“美庚款”赴美留学名额，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次年即获得硕士学位。1924年9月，朱物华考入哈佛大学。先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1926年6月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8月，朱物华在欧洲考察一年后回国，先任中山大学教授。1930年转到唐山交通大学教授。1933年离开唐山，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期间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战后，历任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朱物华在《朱自清日记》中最早出现是在1933年8月26日。当年7月末，朱自清欧游归国抵达上海，随后赴南京，中途于8月26日经过镇江，“二弟、隐(陈竹隐)游甘露寺”。兄弟均在北平的记录，最早则见于当年10月15日，当天朱自清入城宴客，客人名单中有“二弟”。由此可推，朱物华赴任北大，可能在本学期。此后直至1936年11月1日，期间朱自清多次进城访问二弟。

上面抄录的1937年4月19日到21日的日记所记住院事件之后，又有几次后续记录：

1937年5月16日：“下午到医院探望二弟”；

5月30日：“访文藻。二弟化验蛋白高，闻之甚惊异”；

6月28日：“访二弟。彼已出院回家，血压仍高”。

几条联系起来看，愈加验证这次的病人温特沃思即二弟朱物华，而“弟妇”文藻，即朱物华的妻子。朱物华有游历欧美的背景，温特沃思或为其英文名。朱自清在日记里有时称呼人物的英文名字，如对叶公超，就常称“乔治”，所以对朱物华，偶称其英文名字“温特沃思”，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朱物华后来成为中国电子学科、水声学科的著名学者，一生行实比较清楚。不过《日记》里的某些记述还是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细节。例如1937年11月21日记“温特沃思一家正住我家，因此妻很忙不能来信”。此时朱自清已至南岳，夫人陈竹隐和朱物华一家尚留平，朱物华一家搬到朱自清家暂住。

另外，《日记》多次提及温特沃思或“二弟”，常同时提及“文藻”，乃知文藻为朱物华妻子之名。其中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提及，常常与扬州家事相关，愈加证明此点。

最后补充一点，有时提及简称“温特”也是指朱物华，而不是外文系温德教授。如1942年3月22日(在昆明)记“得弟媳信，对我痛责。她说我的负担使她终日忧虑，而她的数封来信我均未作复。这是她第一次公开严厉地责备我。信系寄给温特，托他警告我。温特确实很好，给我看了这封信”，这里的“温特”就是指朱物华，而不是罗伯特·温德。

2.“牛先生”实乃钮先铭

1939年10月10日记：“晚访钮先铭，彼系颇有经验之战士。南京沦陷后一度削发为僧，共八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日军几度检查，恐吓，危及生命。彼之语言甚美，有如妙笔生花。”

日记于此条之后，有几次出现“牛先生”字样。一是11月25日，“晚上牛先生来访。他给我看他的诗，颇有诗意。我们谈及诗与文学，真是愉快的交谈”。二是12月9日，“晚上牛先生来访，我们像往常一样进行了有趣的交谈。他给我看汪精卫填的词，是汪通过顾颉刚转给(蒋)委员长的信息”。对照前一则日记，后两则翻译语体明显(如称“他”而不是“彼”，助词“了”字的使用等)。关于其中的“牛先生”，遍查朱自清当时前后交游，未见牛姓朋友。联系10月10日所记钮先铭“语言甚美，有如妙笔生花”，欣赏、愉快之意溢于言表，后两则云“像往常”“愉快的交谈”，大致可以断定后两则中的“牛先生”当作“钮先生”，即指钮先铭。

按，钮先铭(1912-1996)，江西九江人，蒙古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工兵营长。南京大屠杀时期，奉命守卫光华门的钮先铭撤退未成，无意中闯入永清寺，情急之下出家，法名“二觉”，多次受到日军盘查，目睹了日军的屠杀事实。在鸡鸣寺躲了八个月，得以保全自身。后来张恨水以其这段传奇经历为原型写了小说《大江东去》。不久出逃武汉重新加入抗战，后晋升陆军少将。抗战后，钮先铭担任过军令部二处少将处长、北平军调部副参谋长。1949年后赴台，先后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等军职。1964年后转入文化界，曾任正中书局总编辑、华欣文化事业中心主任、台湾电视公司顾问、中国文化学院教授。著有小说《归去来兮》《天涯芳草》、自传《还俗记》及《释迦牟尼新传——经典文学研究》等。其父钮传善，是清末和民国官僚，曾任财政次长，抗战期间附逆，充任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委员兼伪社会局、教育局局长。其弟钮先钟则为著名战略学者，曾任台湾新生报总编辑，国防计划局编译室主任，淡江大学教授等职。

有关人员对于钮先铭风采的回忆，也能佐证朱自清的印象。抗战期间，钮先铭曾在军统的“情报参谋训练班”任教官，该班第四期学员张赣萍回忆，当时这位“被张恨水写成‘小说人物’，曾一度被日本人追得削发为僧的钮先铭将军”，给大家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另一位最受我们欢迎的教官，是多次向我们讲解时事的钮先铭……钮先铭给我们的印象，堪称‘名不虚传’。言态潇洒，雄辩滔滔，风度好极了，口才也好极了；他一出台‘亮相’，我们就给了他一个‘满堂彩’!他讲解时事的时候，也旁及战术。对敌我两军的部署，番号驻地，如数家珍；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有条有理，层次分明。中间加插一些战场上的逸事趣闻，及敌我指挥的性格作风介绍，无不引人入胜，绘声绘影，令人忍俊不禁。听他演讲，对我们那种枯燥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来说，无异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心灵上的享受。再因为他所讲的，又有许多是内幕性的军事秘密，在报章上根本看不到的，这不但使我们有‘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知识满足。”⑤

3.多处之“徐”实为许维遹

许维遹(1900-1950)，号骏斋，山东威海人。1932年毕业于北平大学中文系，后任教于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教职员名录》中无其名，但《长沙临时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1937年至1938年度)》中显示他任教国文课。⑥1938年度担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员”职，⑦1940年名义为“专任讲师”，1942年度为副教授，最迟于1944年12月已为教授。⑧许维遹精训诂、校勘之学，为著名《吕氏春秋》专家，著有《吕氏春秋集释》《韩诗外传集释》。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先后讲授课程有(大一)国文、历代文选、左传、校勘实习、吕氏春秋、尚书、国语等课程。朱自清日记中提到许维遹至少四五十次(多以“骏斋”或“许”出现)。日记下册出现“徐”“徐先生”“徐君”凡16次。其中至少以下四处，皆应为“许”，指许维遹。

(1)1939年7月10日，“告诉徐先生不要将中文系一年级分开，但陶只能教文言课。”

这一条与“大一国文”课有关。西南联大“大一国文”系全校通修课，从1937年长沙临大时即已开设，分为读本和作文两部分。开始两部分或由一人担任，1939年后逐渐形成每班两位教师，分任读本和作文的制度。长沙临大的国文只开5个班，迁滇后班级数目增加，教员也增加。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暑假前，身为联大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一直在会同杨振声、闻一多、魏建功等商讨开课办法、筹备编选教材、延聘教员。开课办法先后定过几种方案，最终形成两位老师分任的制度。

“陶”指陶光(重华)。陶光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在天津任教中学。抗战爆发后赴广西任教，不久在罗常培邀请下到西南联大，在师范学院国文学系担任助教，担任大一国文课程。朱自清安排他“只能教文言课”，故不打算让陶光单独负责某一个班，而在不分班的情况下只担任一部分课程(文言部分)。根据当年入读中文系的汪曾祺的回忆，陶光的确担任了中文系学生的大一国文教学工作，而且教的是“作文”课。至于此处的“徐先生”，或为负责分班的教员，或许是朱自清希望能够与陶光合作担任一班课程的人选。查本年度教职员名录，无有徐姓人士，许姓也只有许维遹一人而已。许维遹在长沙临大时期就开始担任国文课教学，到1939-1940学年度仍旧担任，作为朱自清设想的人选，是毫不足奇的。

(2)1941年12月13日，“下午芝生来访，给我看莘田的信，信中提出三条，须在学院与系之间、两所大学的系主任之间加以遵循。还给我看了回信，系芝生与一多签字。他们接受莘田之主张，他们怕莘田要徐与陈教大一国文。这种做法不公正，且将令人尴尬”。

这条既仍关乎大一国文课，也关乎围绕中文系主任人选问题的复杂斡旋。

临大、联大成立后，一直由朱自清担任联大文学院中文系主席(后称主任)。1939年11月，朱自清辞去中国文学系及师院国文学系主任职务，北大的罗常培(莘田)暂代。1940年6月起正式任命。1941年9月10日，罗常培请辞联大中文系主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职，闻一多暂行代理。18日，闻辞代理主任职，联大聘杨振声暂代。

此后一段时间，各方紧张协商主任人选。朱自清日记中涉及此事的记录有：11月19日，“路遇芝生，建议他这学期代理中文系主任，然后我们就可以要求莘田接受这份工作”。12月7日，“芝生来访，告以莘田将在我系任职，条件是有关人士要订个君子协定。我意这样不好。建议莘田向芝生与子坚写一申请，陈述其观点与条件，从而得到他们的正式批准。芝生接受了我的建议。他引用今甫的话，说他未侵犯系主任的特权，我用杨的情况提醒他，并责一多。虽如此，他们认为一多这样做是无意识的”。12月11日访罗常培，“访莘田是为了表示支持他复职”。

然后就是上引12月13日之事，冯友兰来告知朱自清进展情况：君子协定已签字。但冯、闻担心罗常培让许维遹、陈梦家担任大一国文教学(冯、闻、许、陈均为清华籍)。背后的考量与博弈笔者难以揣测，仅能得出几个浅显结论：其一，清华、北大两系之间，院与系两级之间，在人事和工作安排上不免龃龉；其二，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均支持罗常培复职；其三，清华人(特别是冯、闻)又担心罗常培任职后，清华在排课问题上陷入被动，例如，担心许维遹和陈梦家两位教授被安排大一国文。

人事问题的结果是：12月18日，杨亦辞职，罗常培恢复担任两系主任职。但他仍时有去意。如1942年1月13日，朱自清记载劝莘田不要辞职。不过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一直到1944年11月，罗常培休假赴美，请辞主任职务，联大聘罗庸为两系主任。算起来，临大、联大存续八年半的时间，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代理主任的共有6人，其中罗常培当了五年，仍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至于课程问题，后来的事实是：1942-1943年度大一国文实行一个教授或副教授带一个助教合作教一班的方式，许维遹以副教授身份与助教孙昌熙合作教一班。

(3)1942年8月15日，“午饭后徐与何谈及伙食问题，听之亦不禁加以评论”。

(4)1943年6月22日，“徐告以应尽快找女佣。开始轮流做饭”。

这两条都涉及日常起居的安排。

1938年1月入滇，6月接来家眷，先后在蒙自、昆明市内、北郊梨园村租房住家。1940年5月陈竹隐携乔森、思俞移居成都，朱自清过单身生活，起居不便。1940年8月他休假赴成都一年有余，1941年11月初返回昆明后，11月12日迁居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与许维遹、何善周同屋。此后他有课时进城，上完课返回，大致每周一半时间居住司家营。1942年11月23日浦江清自沪返昆后，也来司家营同住。这段时间，四个单身同事共同起伙做饭，或轮流掌勺，或聘请女佣，期间免不了在伙食问题上常相商量，也时有不同意见，也少不了烦恼。与第7条相关的是：此前一天(21日)“商谈饭团问题，决定继续延长”。7月1日，“忙于做饭”。7月30日，“江清与女佣口角”，都反映了起居琐事。

因而，其中的“徐”显然应为与朱自清同吃同住达四年多的同事许维遹。

4.“沙校长”实乃萨本栋

1941年6月5日，记“向厦门大学沙校长拍一电报，谢绝他的约请”。

“沙校长”当为“萨校长”之音译误转，指萨本栋。按，萨本栋(1902-1949)，福建闽侯人，物理学家、电机工程专家、教育家，192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校，1927年在美国麻省伍斯特工学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28年，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聘请回国任物理学教授，曾被清华大学教授会推选为评议员。期间与朱自清共事。《朱自清年谱》中有很多两人一同参会的记录。如1933年3月9日下午，萨本栋等提议召开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热河事变，朱自清也参加；1934年5月10日，朱自清、萨本栋等同被教授会推选为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委员；1934年6月7日，两人同被推选为下年度评议会评议员，等等。1937年7月1日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随后萨本栋被任命为国立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因日军威胁厦门，10月间，萨本栋擘划将厦门大学内迁到闽粤赣交界的山城长汀，1938年1月厦大在长汀复课。这次朱自清受邀赴厦大任教，有因旧同事关系求援的意味在内，但朱自清权衡后决定拒绝。

次日日记中载“木栋”，也应为“本栋”之误。5日的电报没发出，因电信局以“得到指示不接受拍电报到沿海城市”为由拒发，朱自清怏怏而返，回来后查阅地图才知长汀并不沿海。6日乃重新发出，是顺理成章之事。

萨姓本较少见，按说重名不会多。但有意思的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中居然也有一个同名的萨本栋。其名列在《廿八年度新生名册》“转学生”下。据名册资料，这个1939年23岁的男生萨本栋也是福建闽侯人，当年转入外文系二年级。⑨《卅一年度新生名册》显示他中间休学，1942年下半年复学，入同系四年级，《西南联大历年本科毕业生名录》显示其于1943年7月毕业，⑩随后从军。(11)至于该生其余情况则不详。

5.个别之“于”实乃俞平伯

俞平伯堪称朱自清的知交。1920年朱自清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因同写新诗而与俞平伯相识定交。1925年前朱自清在浙江各校任教期间，两人来往不断，期间还同任《文学周报》撰稿人、同游秦淮河并作同题名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组织“我们社”并编文艺丛刊《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等。1924年末，俞平伯就任燕京大学教职，1925年8月他推荐了朱自清担任新成立的清华学校大学部国文教授。1928年俞平伯本人也受聘为清华中文系讲师，1932年担任教授。由于有这些互为交织的经历，在朱自清1937年南下之前的日记中，俞平伯出现的频率极高。不过日记中仍有一些本是俞平伯出现的场合，误为别人。下面列举两处。

第一处是1935年4月29日，记“晚访叶、俞。余示以《古诗十九首》之新评注。似新意无多”。此处“叶”指叶公超，时任清华外文系教授，“俞”指俞平伯。而“余”应为“俞”，亦指俞平伯。

俞平伯当时刚刚整理完一篇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文章，即后来刊发在《中学生》第56期上的俞平伯《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古诗十九首章句之解释》。全文由五篇札记组成，分别释解了“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五首。据文前小序，该文系应叶圣陶之约所作，为检寻昔年旧稿《古诗札记》三则并增补两则而成。这篇小序正是作于1935年4月29日，因此朱自清当日即读到全文手稿，几乎可以肯定。第二天(4月30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对俞著的评论：“读平伯新作《古诗解》，写得好，但不及《读词偶得》。”

当时俞、朱二人都对古诗十九首抱有浓厚兴趣。俞平伯稍后在5月18日完成了另一长篇论文《古诗〈明月皎夜光〉辨》，而朱自清在此前两天的5月16日日记中就引述了其观点：“俞君对《古诗》第八首发表新意见，谓如《七月》，‘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为写秋景，‘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为写孟冬景……此说实为创意。觉迄今所有古诗发生时代之争论，亦当如此解决。”按，所谓“第七首”，当为“第八首”。俞文后刊于《清华学报》第11卷第3期(1936年7月出版)。

朱自清逝世后，俞平伯在悼念文章中说：“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资料。我尝创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也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12)倒是朱自清后来在昆明写出了一本专书——《古诗十九首释》，曾分篇在《国文月刊》发表。其中对“明月皎夜光”一篇的释解讨论到这两句时就多引俞说，赞其“结论很可信”。(13)

第二处是1935年6月16日，记“参加于的中山公园演唱会”。此处，“于”应为“俞”，指俞平伯。

俞平伯性好昆曲，1917年与许宝钏结婚后，因许家为昆曲世家，俞平伯更是痴迷上昆曲。1924年结识笛师陈延甫，1934年一度延请陈氏常住清华附近，每日拍曲、学曲。1935年3月17日，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昆曲社团之一——“谷音社”成立，俞平伯为社长，初期社员有14人。朱自清夫人陈竹隐是昆曲票友，朱自清虽非社员，但在谷音社成立前后，也经常参加雅集，日记中有不少记录：

1934年1月18日：“下午至平伯处听曲。”

1935年2月18日：“去燕京。郭绍虞请我们吃晚饭。俞、浦及吾妻为中文系同仁唱昆曲。”

1935年9月28日：“参加平伯的昆曲演唱会，盛玉亭先生的嗓音很好。”

1936年3月8日：“下午举行昆曲演唱会”，俞平伯年谱同日记“参加谷音社举行的昆曲演唱会”。

由此可见，“于”资料无征，“俞”则顺理成章。

6.关于江绍原及其著作

1938年11月1日记“开始读蒋少元的《中国古代旅行家》”，1942年2月5日开列寒假读书计划中有“读江绍源的《古代旅行之研究》”，同年8月5日记“读绍原的《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此几处所提及作者姓名均应作“江绍原”，准确书名皆应作“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

江绍原(1898-1983)，中国现代著名民俗学家，1917年与朱自清同时入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二人系同窗并多年好友。1923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还曾先后任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大学、中法大学服尔德研究院、河南大学等校教授，中法大学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特约编纂员、中法大学孔德研究院(上海)驻京研究员。抗战爆发后，他困居北京，闭户读书。1949年后，曾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是江绍原的代表作之一，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7.关于杨佩铭、陶光

1939年6月11日记：“访黄子坚。他请我为师范学院中文系挑选一位合适的助教，并说年内只要有一名就够了。他接受我的建议，在杨培明和陶铿间挑了前者。陶将调往文学院。”按，联大师范学院建制，“中文系”应为“国文学系”。“杨培明”应为“杨佩铭”，“陶铿”应为“陶光”。

杨佩铭193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是罗常培在北大的学生。1938年12月到达昆明。(1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显示，杨佩铭1938年为联大中文系助理，同时任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1940年，他同时任中文系助教和师院国文学系助教，(15)深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器重，(16)此后赴重庆学习，(17)建国后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治语言文字之学。1966年自沉身亡。(18)

陶光(1913-1952)，河北大兴人，1931年入清华中文系，在俞平伯影响下喜欢上词曲之学和昆曲演唱，学生时期就是以俞平伯为核心的昆曲团体“谷音社”成员。他最早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是1934年6月19日，曾代表学生与时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交涉有关挽留教师刘盼遂、取消某些课程等教学事务。紧接着还有朱自清宴请学生的记录：1934年6月21日，“晚宴陶光、殷林炎、李鼎芳、叶粹深四人，习得喝酒摆庄之法”。(19)因朱自清也常参与谷音社活动，朱、陶之间必然十分熟悉。1935年，陶光毕业，1937年离开北平，曾任天津南开中学及广西某中学教师。

最迟在1938年，陶光就已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联大1938年度教职员名录中，陶光列于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助教，学程表显示1938到1939学年度，他担任了两个大一国文班的作文。1939年1月，陶光开始再次出现在朱自清日记中，当月16日记：“晚饭后陶先生来访，谓刘叔雅尖锐地批评了陈梦家。”25日，朱自清“决定把作文中常见的错误分分类，由陶负责”。

接下来就是6月11日所记，按照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黄子坚)之请，为国文学系物色助教。黄选了杨佩铭，陶铿则调往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陶铿在中文系仍为助教，仍担任“大一国文”课程。当时大一国文有文言、白话、作文分由不同教师任教的动议，朱自清在7月10日日记中指出“陶只能教文言课”，谓其只能担任读本中的文言部分。但根据本年度就学的汪曾祺回忆，陶光实际上是担任了作文教学部分。他在《晚翠园曲会》中说：

“大一国文”课的另一个特点是教课文和教作文的是两个人。教课文的是教授，教作文的是讲师、教员、助教。为什么要这样分开，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课是陶重华先生教的。他当时大概是教员。(20)

1940-1941年度，陶光担任联大师范学院史地学系教员(联大聘)。(21)此后，陶光离开联大，受聘于云南大学。抗战胜利后，又一度受聘于国立昆明师范学院，1948年10月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在台生活亦不如意，1952年饿死在街头。(22)

8.所谓《论中国诗》实乃朱光潜《诗论》

1935年6月30日记：“读完鲁的《论中国诗》，其论诗的艺术效果与诗作者诸章甚好，颇成功。第四章论诗人之创作与其对人生态度之关系，亦颇成功。”按，此处“鲁的《论中国诗》”当为朱光潜《诗论》。

朱光潜1924年夏天受夏丏尊之邀到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时，初识早到的朱自清，三人结下深厚友谊。朱光潜说：“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23)后来在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的事业中，两朱也数度合作。1932年4月，在伦敦访学的朱自清为朱光潜(1925年后即在欧洲留学)的《谈美》和《文艺心理学》两书分别写了序言。1933年朱光潜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约他到清华讲授《文艺心理学》。朱自清当年10月17日记：“下午孟实来，当导至各处认路。”这是朱光潜首次来清华授课。其后两人过从频密。

朱光潜的《诗论》就是在这前后写成的。他后来在《诗论》的《抗战版序》中交代该书的写作始末：

写成了《文艺心理学》之后，我就想对于平素用功较多的一种艺术——诗——作一个理论的检讨。在欧洲时我就草成纲要。一九三三年秋返国，不久后任教北大，那时胡适之先生掌文学院他看过我的《诗论》初稿，就邀我在中文系讲了一年。(24)

朱光潜在《敬悼朱佩弦先生》中则说朱自清也看过初稿：“《诗论》的初稿也送给他，由他斟酌过。”(25)这都可以作为日记所说“鲁的《论中国诗》”当为朱光潜《诗论》之佐证。

从所提及书的内容看，更能证明这一结论。《诗论》最早于1943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从这一版本看，第三章《诗的境界——情趣与意象》、第四章《论表现——情感思想与语言文字的关系》均谈到“诗人之创作与其对人生态度之关系”，和朱自清的评价相吻合。其实，目前所见版本中，探讨了“诗人之创作与其对人生态度之关系”最为深入的要数该书第13章《陶渊明》，但这一章是1947年该书重版时新加入的，当然，它是朱自清记此条日记时尚未看到的了。

9.关于郭绍虞及其著作

1939年7月20日记“读绍禹的文章《白话文学之路》，以及他为大一中文选所作的序言，颇有独到之处”。“绍禹”为“绍虞”之误译误写。

郭绍虞(1893-1984)是现代语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他与朱自清同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因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多有重叠，从30年代起分别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郭、朱交往日密，郭绍虞频繁出现于朱自清日记中，除了拜访会晤等，很多都是记录读郭氏著作事。如1933年3月16日记“绍虞以《唐五代诗话考》稿见示”，同年4月15日记“抄绍虞《隋唐诗话》资料”，1933年7月10日读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谓其“分析精确，头头是道”。11日全天读郭绍虞的《所谓传统的文学观》等四篇论文并在日记中一一摘记要点，1934年10月20日郭绍虞持答复钱锺书批评的文章来征求朱自清的意见，朱自清为删改感情用事语句。这时往往是读手稿。朱自清入滇后，郭绍虞先留平继续任教于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平南下，赴上海任教。期间二人交往主要是书信往还，日记下卷记载的朱自清致信郭绍虞有十几通。1940年6月《国文月刊》在昆明创刊后，朱自清一直担任编辑；1946年3月，自第41期后该刊迁往重庆、上海出版，郭绍虞也成为编委之一，这也算是两人通过杂志共事的一段经历。

另外也有读郭著的记载，多是从杂志上读到，也有几次是郭绍虞将稿件寄给朱自清，朱自清读后转投他人，如1939年11月23日记“昨将绍虞的投稿交(邵)心恒转(叶)公超。战后回平，1946年9月6日读郭绍虞文集《语文通论》，1947年11月到1948年2月持续读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应指当年新出版的下卷)、重读《语文通论》并写评论”。由此可见朱自清对郭绍虞学术著作的关注程度。查郭绍虞论著目录，并无《白话文学之路》一篇，但1939年4月出版的《文学月报》第5期上刊有郭绍虞的《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和《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两文(两篇后来均收入《语文通论》一书，开明书店1941年9月初版)。无论从发表时间上，还是从内容领域上，这两篇文章都为朱自清所感兴趣；其中前者后复发表于朱自清参与编辑的《国文月刊》第16、17期(1942年10月、11月出版)。(26)

从1938年下半年起，朱自清投入相当精力的事务之一就是与杨振声等编选“大一国文”。而郭绍虞的这两篇文章，都和大一国文有关。此前，郭绍虞刚为燕京大学一年级国文课编写了一套颇有特色的教材，一本是《学文示例》，一本是《近代文编》。这两篇文章恰为两书的(代)序言。《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交代：

一年级的国文教材，现分为二种教本，一为《近代文编》，一为《学文示例》，我于《学文示例》中写一篇序以说明此二书之编纂旨趣。至近代文编之编纂旨趣则以涉及文言白话问题，故即用本期所载《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文以代序；而于代序之外另有“编例”及“序目”。

由此大致可以断定，《日记》中所谓《白话文学之路》，当即指《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文，至于“他为大一中文选所作的序言”，则指《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一文。1942年，《旨趣》一文重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主办的《国文月刊》一卷十二期(1942年3月出版)，考虑到朱自清参与该刊的编辑，可以推知该文重刊极有可能缘于朱自清的推重。

郭绍虞的这两本书均由开明书店出版，《近代文编》出版于1939年，《学文示例》出版于1941年。朱自清欣赏郭绍虞在序言中的观点，但日记中似未提及《近代文编》一书的阅读与评论，至于《学文示例》一书，他直到战后回到北平才读到。在1947年12月写的《中国文的三种型——评郭绍虞编著的〈语文通论〉与〈学文示例〉(开明书店版)》一文中，他说：“这两部书出版虽然已经有好几年，但是抗战结束后我们才见到前一部书和后一部书的下册。”(27)

1938年4月17日记“读郭绍虞的《中国诗的精神与形式》”。查郭著目录，并无此篇，当为其长篇论文《神韵与格调》一篇的转译名称。理由有三：首先，“精神与形式”和“神韵与格调”语义相近(至于朱自清所用英文，笔者未见手稿，不得而知)。其次，郭绍虞的论文《神韵与格调》刊于1937年12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此时朱自清正在阅读该期杂志。此前一日，即4月30日，记“读完汤著《中国佛史零篇》”。“汤”指汤用彤，其《中国佛史零篇》一文同时刊发于当期《燕京学报》，这佐证了当前一段时间朱自清正在阅读《燕京学报》。第三，郭绍虞在《神韵与格调》一文中全面论述了神韵、格调之说在严羽、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王士祯之间的演变与微妙异同，全文总篇幅近五万字。朱自清在5月1日的日记中再次记述读郭文，并有概括和评价：“他对严羽、李东阳以至王(士祯)的思想的分析都很清楚，但仍失之于对神韵的看法的分析。神韵确实微妙，难于置评。郭的文风亦不够精炼。”这一概括与《神韵与格调》一文的内容完全吻合。

1938年8月16日记“读郭绍虞的《直观理论》”。查郭著目录，并无《直观理论》一篇，当为其《性灵说》一篇篇名转译。理由同上条：其一，“直观理论”与“性灵说”语义接近；其二，郭绍虞《性灵说》一文刊于1938年6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23期，8月间朱自清正在阅读当期杂志，如19日记“读容君发表于《燕京学报》上的文章：《焦竑及其思想》”，此处“容君”指容肇祖，其文同时刊于当期《燕京学报》；其三，朱自清概括郭文内容“其中历史渊源部分甚佳，袁枚对直观理论之分析颇显肤浅，至最后一段对直观理论之辨正，其观点亦甚鲜明”，与《性灵说》一文情况完全吻合。

10.关于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

1939年8月31日记顾颉刚来访，“颉刚明早去成都，他给我《汉代文化简史》及他的古代史札记”。按，《汉代文化简史》当为“《汉代学术史略》”之误(译)。《汉代学术史略》是顾颉刚著名著作。1933年2月，顾颉刚在燕大历史系代患病的邓之诚教授讲“秦汉史”课，据1930年为《清华学报》所写长篇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上年在北大授课讲义改写成通俗性的汉代史讲义《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8月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50年代后，该书又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题多次出版。(28)1939年前半年开始，朱自清等就开始拟定大一学生课外读物书目，1月13日日记列出的书单中有《汉代学术史略》一种。前后联系可知，顾颉刚此次携书来访，就是向朱自清提供读物原本。

11.关于常风及《文学杂志》

1936年1月15日记：“下午进城参加沈君茶会。到会者凌叔华、梁宗岱、闻一多、朱孟实、常凤缘及贝尔(Bell)先生。”1937年7月8日记“常凤缘与张恒寿来访”。此两处“常凤缘”应为常凤瑑。

常凤瑑(1910-2002)，山西榆次人，字镂青，笔名常风，荪波等，后以笔名常风行世。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先后执教于太原平民中学，北平艺文中学和中国大学文学系，1946年至1952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1952年后一直担任山西大学外语系教授。在清华读书期间因叶公超提携走上文坛，后成“京派”作家，在散文、文艺评论、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里都有建树。

常风初登文坛就以书评引起注意。1934年9月12日，他的第一篇书评《评老舍的〈离婚〉》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该刊主编沈从文在按语中盛赞他的“批评态度与见解，皆可注意”。其后常风先后撰文评论过张天翼、朱自清、萧乾、李健吾、巴金、叶圣陶、艾芜、萧军、王统照等人的作品。朱自清日记中第一次出现常风的名字就与书评有关。1935年2月19日记“下午进城，在沈的写字台上见一评论我的《欧游杂记》之手稿。作者署名常风，他非常喜欢我这本书，认为该书唯一的缺点是与个人无关”。按，常风的这篇书评刊于1935年6月2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中着重谈了朱自清在散文语言上的新探索，指出：“朱先生自己说记述时曾费了一些心在文字的运用与安排上，我们读了这书会明白的觉到。我们相信这部书最值得注意的，正是朱先生自谦的‘雕虫小技’。他的确是在这部书里，又成功了一个伟大试验，他在我们问学中给我们找到一个新的表现方法。”

朱自清在1937年1月26日的日记中又一次提到常风：“中午在朱光潜家午膳。商谈《文学月刊》事，朱提议常风任助理之职，余赞成之。”此处《文学月刊》应为《文学杂志》。《文学杂志》是京派最重要的刊物，1936年夏天开始筹备，5月1日正式出刊，朱光潜主编，编委会成员有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叶公超、周作人、林徽因、朱自清、废名、李健吾、凌叔华。1937年1月，朱光潜在和朱自清、沈从文等商量后决定邀请当时在艺文中学教书的常风担任助理编辑。根据常风的回忆，正是在1937年1月的某次会议上确定了刊物的名称。(29)因此此处朱自清之所以记为《文学月刊》，一个可能原因是他写日记时刊物名字还没最终确定。

12.关于陈寅恪的著作

1936年10月22日记：“昨日陈寅恪电话，询问彼寄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韩愈与中国小说》一文之原稿，是否准备采用。因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23日又记：“读《韩愈与唐代小说》。文中提出人道之因素部分来自韩。”

两处所提及陈寅恪文章题目不一致。按，该文标题应为《韩愈与唐代小说》。

朱自清自1934年1月开始担任《清华学报》编辑。1935年9月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实为主编，因而有发稿决断权。陈寅恪这篇文章原用英文发表，题为Han Yü and the Tang Novel(《韩愈和唐代小说》)，刊于《哈佛亚洲研究丛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1卷第1期。该稿既未被朱自清接受，后刊于《国文月刊》第57期(1947年7月出版)，署“陈寅恪(撰)，程会昌(译)”。程会昌即程千帆，他在文前小序中说：“寅恪世丈此篇为研究李唐文学之一重要文献。原稿系以中文撰作，由J.R.Ware博士译成英文，发表……距今已逾十年矣。原稿在国内迄未刊布，故承学之士鲜得见者。兹加重译，以实本刊。”陈文从韩愈《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中对张籍所指斥的小说之作“多尚驳杂无实之说”观点所作的辩驳谈起，指出韩愈肯定“驳杂无实”的小说文体，这对唐代小说的繁荣有着重要意义。结论是：

贞元、元和为“古文”之黄金时代，亦为小说之黄金时代，韩集中颇多类似小说之作，石鼎联句诗并序及毛颖传皆其最佳例证，前者尤可云文备众体，盖同时史才、诗笔、议论俱见也。要之，韩愈实与唐代小说之传播具有密切关系。

通观全篇，无一处谈及“人道”，那么《朱自清日记》中的“文中提出人道之因素部分来自韩”之说就颇为可疑。至于朱自清本意如何，不得而知。

1945年2月24日、26日均记“读《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6月8日记“晚摘记《隋唐制度渊源论略》”。此两处书名均为陈寅恪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该书1944年12月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在重庆出版，1945年3月重印，朱自清读到的当为该版本。

13.关于冯至所译“伯克”著作

1939年12月7日记“冯至先生答应下星期将他翻译的伯克的致青年的十二封信借给我”。此处“伯克”当为里尔克。“十二封信”应为“十封信”。

这十封信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写给青年诗人弗兰斯·克萨危尔·卡卜斯(Franz Xaver Kappus)的，写于1903年至1908年间。冯至的译稿《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最早于1931年10月发表在《华北日报》副刊上，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长沙)出版单行本，除十封信外，附有里尔克的艺术随笔《论“山水”》一文。冯至借给朱自清的，当是这个版本。1994年，三联书店重版该书，仍用原名。2005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出，易名为“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至于“十二封信”之说，或系与朱光潜著名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混淆所致。从1926年11月到1928年3月，留学欧洲的朱光潜在夏丏尊等主办的同仁杂志《一般》上，以“给一个中学生的信”为总题发表了十二封谈人生修养的书信，1929年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一时风靡读书界。早在1924年，朱光潜、朱自清同时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时就结识了，后成为终生挚友。朱光潜的十二封信当然为朱自清所熟悉。1932年4月，朱光潜在英国留学期间，朱自清也访学英伦，他应邀为朱光潜的新著《谈美》作序，提到：“作者是你的熟人，他曾写给你十二封信；他的态度的亲切和谈话的风趣，你是不会忘记的。”(30)他把冯至所译里尔克的十封信误写为十二封信，正是因对好友这部有名的书太熟悉了。

14.关于林徽因与《窗子以外》

1939年3月27日记“林徽音对《祖国》一剧的演出热烈发表意见”。1946年2月16日记“访林徽音”，5月26日记“下午访金及林徽音”。此几处“林徽音”均当为林徽因。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徽音”是美誉之意，为其进士出身、后为翰林的祖父林孝恂所取，典出自《诗经·大雅·思齐》：“思齐大任，父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1920年代，林徽音为“新月派”诗人，诗作主要发表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新月》上。

1930年代初，上海文坛出现一位小有名气的男作家林微音。林微音(1899-1982)系苏州人，1933年，他和朱维基、庞薰琴等人在上海成立“绿社”，介绍宣传唯美主义。他与邵洵美交好，在《新月》宣布停刊之后，林微音还和邵洵美、林语堂等人，参与了《论语》杂志的创办工作。林微音著有中篇小说《花厅夫人》和《白蔷薇》。

林微音和林徽音形、音均近似，读者往往张冠李戴。为了避免误会，林徽音不得不改名为林徽因。1931年10月她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诗作，徐志摩在《诗刊·叙言》中附带声明一则：“本刊的作者林徽音，是一位女士，《声色》与以前的《绿》的作者林微音，是一位男士，他们二位的名字是太容易相混了，常常有人错认，排印亦常有错误，例如上期林徽音即被刊如‘林薇音’，所以特为声明，免得彼此有掠美或冒牌的嫌疑!”从此，林徽音更名为林徽因。是故1931年10月之后的林徽音，均应当作“林徽因”。不过在中文日记中，朱自清习惯仍旧写作“林徽音”，《全集》或可不改，但应加注说明；至于外文部分的中译，则完全应当写作“林徽因”。

1939年8月31日记：“看望王力夫妇与梁思成夫妇。把《窗外》一文还给梁夫人。”此处《窗外》当作《窗子以外》，是林徽因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此时朱自清正与杨振声等联袂编选大一国文教科书，很多作品是直接从作者手中索得。后来编成使用的《大一国文选》中果然收录了《窗子以外》。当年入学的汪曾祺回忆起来，对这一篇记忆深刻，他说：“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朱自清原对林徽因其人其文都很欣赏，早在1933年6月26日的日记中就记载了“读林徽音《九十九度中》，确系佳作，其法新也(用沃尔夫体)”。由朱自清这两条日记可大致推知，《窗外》入选大一国文选，应是经朱自清之手。

日记中还有一处提及这篇作品，1945年4月22日，“下午中文系开月会，浦否定窗子以外(应加书名号)的价值”。这说明浦江清与朱自清对该作品看法相反。

15.关于《国朝画家笔录》与“美术丛书”

1941年6月4日记“下午到华大图书馆去查《国朝画家笔录》，但流石的美术丛书中并没有”。按，《国朝画家笔录》应为《国朝书画家笔录》。《美术丛书》，中国美术论著汇编，邓实、黄宾虹编纂，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计收书281种。所收各书，以论书画者为主，而论画者尤多。此外，凡关于雕刻摹印、笔墨纸砚、磁铜玉石、词曲传奇、工艺刺绣、印刷装潢及一切珍玩的论著，亦广为搜辑，堪称集美术论著之大成。1911年3月开始分册出版，至1936年出齐，共计4集160册。“流石的美术丛书”初读费解，后来看到日记1942年7月8日记“下午得乔(指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两信，谓隐(指夫人陈竹隐)病于流石，卧床十余日”云云，乃知流石为成都地名，当为华大图书馆所在地。名今或已不存。

16.关于冯友兰《新原人》

1942年3月28日记“分别访问陈、王、冯君，归还王君两册《说文》，陈君还我两本期刊，借冯君论人的新论文手稿第一册”。此处陈、王、冯当分别指陈梦家、王力、冯友兰。所谓“论人的新论文”，应为冯友兰著作《新原人》。

《新原人》是冯友兰著名的“贞元六书”系列著作之一(另五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道》《新知言》)，最早于194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2年尚未出版，朱自清就先后分几次借得稿本研读，激赏不已，在日记中多所记载。如2月26日记“芝生来取走《新原人》稿本”，4月25日记“读芝生《新原人》手稿，写得很好”。26日“上午摘抄《新原人》”，5月2日“借得冯君《新原人》第二册”，5月16日“晚读冯的《新原人》五至七章，第七章《天地》尤重要”，22日“读完芝生《新原人》，作札记”。如此繁密地借得稿本详阅，足见朱自清对冯友兰新著的重视。

17.关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评价

1942年5月6日记“开始读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7日记“读郭著一章，此书前三章学术性不强，作者在序言中已指出此点”。

按，“学术性不强”之语，恐非朱自清本意，或为翻译者措辞。《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名著，在史学界发生过巨大影响。书中正文四篇，系陆续写成，全书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首次出版，其后多次再版，但主要篇目内容没有改动。(31)书前有撰于1929年9月的《自序》《解题》各一篇。朱自清日记中所谓“作者在序言中已指出”的一点，并非在自序中，实当指《解题》中的一段：

以上三篇(指该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第一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第二篇《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大率均是我在未十分研究甲骨文字及金文以前的作品，在发表当时很有一些分析错误或论证不充分的地方。错误处在本书中也已改削，论证不充分之处则别出按语以补足之，期以保存原有状态。

按，郭沫若在这里的说法，实在得不出“学术性不强”的结论。另外，朱自清仅用四天就读完了郭著，在9日日记中给出了整体评价：“读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整体而论，这是一部划时代的书。近十年来，在细节上之研究无疑已大有进展，但除作者外，仍无人敢尝试改善其全面观点。”该日日记也是英文，中译大体可信，反映了该书在朱自清心目中地位崇高，与“学术性不强”的说法显然相左。至于在朱自清7日日记中的评价究竟用何外文词语、中译该如何措辞，就需查阅日记手稿才能判断斟酌了。

18.关于王力的著作

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古典文学研究家的朱自清，终生对于语言学保持着浓厚兴趣。从日记所载可见，叶斯柏森、高本汉、沃斯勒、布龙菲尔德等国外语言学家的著作都是他长期研读的对象，同时代中国语言学者中，黎锦熙、罗常培、何容、王力、吕叔湘等的著作，他也密切关注。其中尤以对王力最为重视，关系也最为密切。

王力1932年自法国归国就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专任讲师，担任语言学讲席，因翻译《莫里哀全集》耽误了专业著述，是在朱自清督促下才发奋著书，成就日隆。(32)他在1930年代末始撰、1940年代出版的学术力作《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深得朱自清赞赏。该书撰著过程中，从1939年到1943年，朱自清随时借读手稿研阅，并最终为之写序。《日记》中记载该书至少30次。由于该书写作中体例架构有更改，名称也有变化，朱自清的日记中又容有简称，翻译过程中复有前后不一致，而且这期间朱自清又穿插阅读其他一些语法学家的近似著作，书名给人眼花缭乱之感，有必要加以梳理。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自序(1943年1月26日作)中交代了该书结撰始末：

二十六年(1937)夏，中日战事起，轻装南下，几无书可读。在长沙买得《红楼梦》一部，寝馈其中，才看见许多从未看见的语法事实。于是开始写一部《中国现代语法》，凡三易稿。二十七年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担任“中国文法研究”，始将此稿印为讲义……又相信闻一多先生的话，把它分为两部书，一部专讲规律，一部专谈理论，相辅而行。直至二十八年冬，才各完成上册，又至三十一年夏，才各完成下册。现在先将专讲规律的一部《中国现代语法》付印；至于专谈理论的一部《中国语法理论》，希望也跟着出版。(33)

简单来说就是：这部关于中国语法的大书，始撰于1937年的长沙，初名“中国现代语法”，1938年在昆明印为讲义。1939年拆为两书，一为《中国现代语法》、一为《中国语法理论》，计划两书各分上、下两册。1942年最终得以完稿。

后来，这两部书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现代语法》于1943年出版，《中国语法理论》上、下册分别于1944年9月、1945年10月出版。(34)为清楚计，将涉及王力这(两)部语法著作的有关条目排比如下：

1939年8月14日，“访王了一……借了王著的《文法理论和文法》第一章之原稿”。

31日，“读了一的《文法理论和文法》，既新且全，可解决许多问题”。

11月29日，“读王力的《中文文法》近一百页”。

1941年5月1日，“开始读《中国语法》下卷”。

11月27日，“访了一，他以《中国现代语法》手稿相示，我带回”。

12月6日，“下午读了一的《语法》第二册”。

11日，“借到了一的《中国现代语法》手稿第三册”。

12日，“午后读了一的《语法和理论》共三章”。

13日，“读了一的《中国现代语法》一章”。

1942年2月4日，“访了一，借来《中国语法》稿并《说文诂林》”。

5日，记寒假工作计划，首项即“读了一的《文法》”。

6日，“读了一的《语法》”。

7日，“读完《中国现代语法》第三章”。

8日，“还了一的两册《说文》和《语法》，另借两册《说文》”。

7月6日，“读了一之《语法和理论》”。

8日，“借得《文法要略》一书，继续读《现代语法》”。

10日，“读《语法》”。

16日，“读完了一的《中国现代语法》手稿”。

18日，“访了一……借《语法理论》三册”。

20日，“读完了一的《语法理论》”。

8月5日，“还了一《中国语法》手稿”。

12月18日，“经余推荐，了一的著作《中国语法通论》已经提交学术审议会”。

1943年3月15日，“开始为《中国现代语法》写序，进展迟缓”。

23日，“继续写《中国现代语法之序言》”。

27日，“继续写《现代文法》一文的序言”。

29日，“写成序言”。

4月10日，“修改《现代语法》之序言”。

27日，“将《现代语法》序言稿交了一”。

5月11日，“校对我为王的《文法》所作序言”。

29日，“写对了一《文法》一书的修改意见，并分别通知出版委员会和了一”。

8月3日，“下午访了一并共进晚餐。其《语法理论》之装订次序有误”。

对照王著结撰始末，联系朱自清读书过程，可得出如下结论：

1939年8月之前所提及的《文法理论和文法》，盖指王力著作尚未拆分为二的《中国现代语法》，由于书中包含两部分内容，故朱自清的外文称谓如此。

此后一直到1942年夏天之前，所提及的《中文文法》《中国语法》《语法》《文法》，以及在1943年3月写序期间提及的《现代文法》《文法》，均当指已经单独拆分出来、陆续续写下部的《中国现代语法》。朱自清的序言即《中国语的特征在哪里——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一文。

1942年7月6日之后出现的《语法和理论》《语法理论》《中国语法通论》，均当指从原稿中拆分出来、单独成书的《中国语法理论》一书。

朱自清除为《中国现代语法》写序外，还推荐两书参评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度学术奖。王力回忆说：“一九四三年，我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写成了，承蒙朱先生审阅全稿，并为《中国现代语法》写了序言……朱先生劝我把这两部著作向当时的政府申请学术奖金，他说一定能得头奖。结果发下来是三等奖。”(35)按，王力所获为1942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奖，查当时获奖名单，王力获奖著作为《中国语法之理论》。(36)这或为《中国语法理论》另一名字。

1934年10月1日记“读王力《汉语元音与音调的特性》稿。他论证了好几个与音调特点有关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查王力著作目录，并无此篇，与之接近的是《从元音的性质说到中国语的声调》一文，刊于《清华学报》第10卷第1期(1935年1月出版)。文后缀言交代该文曾经赵元任校阅，“此外，朱佩弦、李方桂、叶石荪、沈有鼎诸兄也都看过”。说明朱自清看的是稿本。虽不排除发表本对稿本有修改的可能性，但考虑到这篇长达18000字的论文中通篇几乎不用“汉语”而用“中国语”称呼研究对象，这种修改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941年12月19日记：“赴了一的午餐会……读了一的文章《如何学习文言文》，写得很好。了一将文言与已退化的文言清楚地区别开来，并认为后者与白话文并无很大差异……我们还谈及中文的标点。”查王力1940年代前论著目录，并无《如何学习文言文》一篇，应为《文言的学习》。

《文言的学习》载1942年5月16日出版的《国文月刊》第13期，其文基本观点正如朱自清此处所概述。收入《王力文集》第十六卷时，系年为1942，但从朱自清日记看，该文最迟于1941年12月即已成稿。按日记所记，朱自清此次是在参加王力午餐会后倾谈学术时读到的手稿。

1942年9月27日记“上午访了一、端升，应了一邀午饭。下午读《瓮牗问墨》”。按，此处《瓮牗问墨》当为《瓮牗剩墨》。《瓮牗剩墨》为王力在《星期评论》上发表的系列杂文总题。1981年出版的《龙虫并雕斋琐语》收王力1940年代杂文，第一辑即《瓮牗剩墨》。王力在《新序》中解释了取名由来：

一九四二年，我因避敌机空袭，搬到昆明远郊龙头村赁房居住。房子既小且陋，楼上楼下四间屋子，总面积不到二十平方米，真是所谓“斗室”。土墙有一大条裂缝，我日夜担心房子倒塌下来。所以我在这个农村斗室里写的小品就叫《瓮牖剩墨》。(37)

可见，“问”极有可能是“剩”字漫漶不清所致的误释。

19.关于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

朱自清关注的另一个语言学家是吕叔湘。1942年6月29日记“读吕的《中国现代语法》”；1942年6月30日记“读吕著《文法要略》，其中有新的分析及明显的比较，不仅是文言的语法，也是实用的语法”。此两处书名皆应为《中国文法要略》。

吕叔湘的学术起步和朱自清关系甚深。1938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副教授的吕叔湘在《今日评论》周刊上读到朱自清的《新语言》一文，他不太同意朱文中关于汉语每个句子都有主词的论断，就写了《中国话里的主词及其他》一文商榷。这是他关于汉语语法的第一篇文章。此后经由浦江清介绍，吕叔湘与朱自清结识。

1940年6月，吕叔湘离昆赴蓉，任教于华西大学。不久，朱自清也赴成都休假。这一时期，吕叔湘正在写《中国文法要略》一书。他回忆说：“这一年里我到他家去过，他也到我家来过。那时候他正在写《经典常谈》，我插不上嘴，我在写《中国文法要略》，他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可是我们对语文教学都感兴趣，这就成为谈话的主要内容。”(38)1941年4月，《中国文法要略》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下卷出版于1944年)。(39)朱自清日记里所记的，当为商务这一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法要略》最初是应叶圣陶之请写的，当时叶被聘为四川省教育厅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并主编《国文教学丛刊》。而叶圣陶、朱自清合作的《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两书也同被收入该套丛书。这又是叶、朱、吕对语文教育的共同兴趣的一个标志。

联大复员回平后，朱自清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曾约请已回南京的吕叔湘来系任教，吕叔湘因母亲年迈未能应允。但因“我们对语文教学都感兴趣”的缘故，自1946年起，在叶圣陶约请下，叶、朱、吕三人曾密切合作编辑开明高中国文教科书，期间书信交往较为频繁，日记里多有记载。

20.关于《三叶》

1944年11月12日记“为《叶氏兄弟汇集》写序”。此处《叶氏兄弟汇集》实为叶圣陶的三个孩子叶至善、叶至美、叶至诚作品集《三叶》。

《三叶》是叶氏三兄妹自称的第二个“作文本儿”。抗战期间，叶家流寓成都，在身兼作家、出版家、教育家的叶圣陶指导下学习作文，1942年开始将当年的作品编成第一个“作文本儿”《花萼》，1943年由文光书店出版。原拟每年编一本，后来直到1944年下半年才编成第二本，即《三叶》。(40)书中收录叶至善6篇、叶至美7篇、叶至诚6篇。不过朱自清的序文原名《序叶氏兄弟的第二个集子》，(41)也许说明朱自清作序时，集子还没确定用“三叶”这个一语双关的书名。

《花萼》由叶圣陶在开明的同事宋云彬写序，《三叶》则索序于同为叶圣陶挚友、也同为叶氏兄妹亲切长辈、且正在成都客居的朱自清。为写这篇序言，先是一天，即9月11日，朱自清特意重读了《花萼》一书，(42)因此在序中他捎带提及了其中的几篇作品及其与《三叶》的风格延续关系。据日记记载，该序写成后，16日即到叶宅交给叶圣陶夫人。不过《三叶》一书直到1949年1月才由文光书店出版。此时，写序的朱自清已经逝世半年了。

21.关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概论》

1944年1月15日记“读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概论》，进度甚慢”。此后连日阅读，到20日读完，所提及书名均同。按，这几处《中国文学批评史概论》书名不确，均应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始在武汉大学任英文特约讲师。在时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邀请下，自1931年起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次年始任中文系教授。1932年夏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43)其稿先后于1932、1933、1937、1939年由武汉大学排印，书名均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44)1944年1月该书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朱自清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兴趣由来已久。30年代前期因读郭绍虞的有关著作而更加关注这门学问，如1933年7月10日读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谓其“分析精确，头头是道”。1943-1944年度、1945-1946年度，朱自清两次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文学组三、四年级开设“文学批评”选修课。(45)在此前后，文学批评史类著作始终是他的阅读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读朱著稍后，他又仔细研读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并于1941年3月11日写了《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一文，对两人著作作了细致评介。1947年11月到1948年2月则持续读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新出的下卷。同时期，他也经常阅读西方批评家关于批评的论著。所有这些，都是他“文学批评”教学与研究的准备工作。

22.关于张清常“《中国古代音乐》一文”

1944年5月27日记“读清常的《中国古代音乐》一文”。清常当指张清常(1915-1998)，时任联大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查张清常著作目录，似无《中国古代音乐》一文。此处疑为其《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一书。

该书1944年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系张清常的音乐史论文集，共收六篇论文：《周末的“音名”和“乐调”——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之一》《周末雅乐新声之兴替——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之二》《周末的乐器分类法——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之三》《中国上古音乐史里面三个问题——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之四》《周末的音乐教育理论——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之五》《〈乐记〉的篇章问题及作者——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之六》。

在这条日记后不久，朱自清又陆续记下一些音乐史文献的阅读，如6月5日“读《周末的音名和乐调》《周末的乐器分类法》”，而这两篇恰是张清常《论丛》中的篇目。由此更印证了前述“《中国古代音乐》”一文当为“《中国上古音乐史论丛》”一书之误这一推论。

23.关于“新批评”派的人物与著作

朱自清与3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派渊源很深。《日记》显示，他从1931年在英国访学期间就系统阅读该派文论，最晚记录与杨振声探讨理查斯的学术思想则是在1943年，在这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不间断地研读“理查斯”“奥格登”“易卜生”的著作。新批评派的文论思想与方法，在朱自清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例如他的《诗多义举例》就明显受到新批评的“复义”理论的影响。他后期的著作《语文影》，也是因为读了瑞恰慈的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才动手写作的。(46)

《日记》中有关“新批评”的人名、书名译法不一，容易造成误会，值得梳理一番。

1931年10月14日记“兹列本年度拟读书目如次……理查斯的作品七种”。1932年2月12日日记中开列一纸书单，其中有“理查斯《含意中的含义》”。1933年6月9日记“决定暑中拟作之事……理查斯集(易卜生)”。1933年10月20日记“上午看《实际批评》”。1933年12月23日记“读理查斯所为李安宅君《意义的逻辑·序》”。1934年6月6日记“拟谈……七种歧义，孟子论心”。1934年7月26日记“今夏拟读之书：理查斯的《文学批评的原则》……《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意义的含义》……《意义学》”。1934年7月30日记“开始读《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相当难懂”。1936年2月7日记“决心在年内读下列书籍……七个典型”。1936年9月12日记“我决定每周读一本中文书，每月读一本英文或日文书。书单如下……《意义的涵义》”。

此处提及的是新批评派理论家Ivor Armstrong Richards(1893-1979)及其著作。《日记》全书将Richards名字中译为理查斯，和朱自清中文日记是一致的。不过朱自清在文章中提及Richards时也有时译作“瑞恰兹”。如1942年作《写作杂谈》：“我读过瑞恰慈教授几部书，很合脾胃，增加了对于语文意义的趣味。”Richards的学术思想目前在中国学界已广为人知，其名通译为“瑞恰兹”或“瑞恰慈”。所谓“《含意中的含义》”“《意义的含义》”“《意义的涵义》”，均指瑞恰慈与欧格登(C.K.Ogden)合著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该书英文版初版于1923年。最迟在1930年，就已以“意义底意义”的中译名被国内学界所知——当年出版的《清华学报》第6卷第1期，发表了社会学学者李安宅所译吕嘉慈(瑞恰慈)的《〈意义底意义〉底意义》一文，文中评述了《意义底意义》一书。

所谓“理查斯所为李安宅君《意义的逻辑·序》”，也需要说明一下。李安宅的著作名称应为《意义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该书是以瑞恰慈等《意义底意义》一书为本，加以译述、阐发而写成。开篇收有《吕嘉慈教授弁言原文》，是瑞恰慈所作序言的英文版。书后则附了《〈意义底意义〉底意义》中译文。

日记中还提到了瑞恰慈的另三部书。《文学批评的原则》，即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1924年初版，今通译为《文学批评原理》。《实际批评》，即Practical Criticism，1929年初版，今通译为《实用批评》。《孟子论心》，即Mencius on the Mind，1932年初版。1929年到1930年期间，已经名满功成名就的瑞恰慈来华，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担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算是与他共事两年。1931年朱自清发愿读完瑞恰慈的作品七种，不能不说和这种共事因缘有关。《日记》显示，到清华因抗战爆发南迁(1937)之前，朱自清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规模不小的读书计划。

瑞恰慈的学生William Empson(1906-1984)是新批评的另一位健将。朱自清同样研阅过他的作品。1937年到1939年，他也来到中国，在已经南迁的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英国文学，对西方现代主义引入中国、特别是影响联大文学风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为自己取的中文名“燕卜荪”后来成为通译。《日记》中则译为“易卜生”。《日记》中所谓“七种歧义”“《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七个典型”，均指燕卜荪的名著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书名今通译为“复义七型”“含混七型”或“含混的七种类型”“朦胧的七种类型”“歧义的七种类型”。朱自清第一次提及这部著作时，原作刚出版三年多。他开始阅读时曾感觉晦涩，1934年7月30日记“开始读《七种意义不明确的话》，相当难懂”。1934年8月2日记“易卜生的书对我来说太高深了，读至第二章渐感乏味，经考虑再三，决定放弃通读全书的计划，只读第二章至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第一段，这些都是结论性的内容”。不过后来朱自清还是很好地吸收了燕卜荪理论的精髓，于1935年写成《诗多义举例》一文，将燕卜荪理论用于古诗《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杜甫《秋兴》(昆明池水汉时功)、黄庭坚《登快阁》四首中国诗歌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在文章中将Ambiguity这一术语译作“多义”，而将书名译作“多义七式”。但在另外的文章中，也有别的译法。如1935年6月在南开大学演讲《语文杂谈》，整理稿中说：“文字又有多意(ambiguity)，不可只执一解。”这里译作“多意”。

注释：

①关于这批日记的整理刊布始末，参见王瑶：《朱自清日记选录·略记》，《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第78页。

②朱乔森：《编后记》，《朱自清全集》第9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69页。

③周栩：《朱自清日记整理错误举证》，《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④郭冠球：《忆温德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⑤张赣萍：《弹雨余生述》上册，台北：台湾龙文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167-211页。

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

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1938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68页。

⑧参见西南联大1940年、1942年、1944年度教职员名录(或教职员名册)，均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84、118、157页。

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⑩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第285、460页。

(11)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五)，第674页。

(12)俞平伯：《诤友(朱佩弦兄遗念)》，见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126页。

(13)朱自清：《古诗十九首释(四)》，《国文月刊》第1卷第9期，1941年7月16日。

(14)参见吴晓铃：《话说那年》，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第5页。吴晓铃本任燕大国文学系助教，罗常培写信急召赴滇，“我便和同班的杨佩铭兄……于同年12月底到昆明”。又二人此时已入联大教职工名录，说明一来即被聘，甚至没来即已受聘，又可知吴、杨均为应罗常培召而来。

(1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教职员录》(1938年、1940年)，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68、79、84、98页。《史料》阙1939年资料，可以大致推定杨佩铭期间亦担任类似职位。

(16)时为中文系助教的吴晓铃后来说，罗常培视吴晓铃、杨佩铭为“哼哈二将”。参见吴晓铃：《话说那年》，第45页。

(17)吴晓铃回忆，当时自己与杨佩铭两人先后同生物系助教吴征镒、历史系助教汪篯及语言学者方师铎等同室居住，后来“杨佩铭奉命到重庆学习去了”。参见吴晓铃：《话说那年》，第10页。

(18)参见宁宗一：《书生悲剧——哭政扬师》，《走进困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吴晓铃：《话说那年》，第5页。

(19)“叶粹深”，应为“华粹深”；“殷林炎”，应为“殷炎麟”。参见本文“关于若干清华人物的名字”条考。

(20)汪曾祺：《晚翠园曲会》，《当代人》1996年第5期。

(2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廿九年各院系教职员名册(1940-1941年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第97页。

(22)张充和、孙康宜在《曲人鸿爪》(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说陶光殁于1961年，此说广为沿用，实误。参见笔者《陶光行实辑考》一文，将刊。

(23)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见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39页。

(24)朱光潜：《诗论》，《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4页。

(25)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见张守常编：《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第239页。

(26)《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还有更早的发表本，如《文艺新潮》第1卷第10、11期(1938年10月、11月出版)。此点承本文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谨致谢意。

(27)《朱自清全集》第3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94页。

(28)参见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所附《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以及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说明及所附《顾颉刚先生学术年表》。

(29)参见常风：《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回忆朱光潜先生》等文，《逝水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3、77页。

(30)朱自清：《〈谈美〉序》，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1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541页。

(31)有关版本情况，参见郭沫若1947年所写《后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344-345页；蔡震：《〈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版本的几个问题》，《郭沫若学刊》2010年第2期。

(32)参见王力：《怀念朱自清先生》，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86页。

(33)《王力文集》第2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9页。

(34)参见《编印说明》，见《王力文集》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页。

(35)王力：《怀念朱自清先生》，见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第87页。

(36)《二届学术请奖作品教部审查决定人选》，《大公报》1943年5月5日。

(37)王了一(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增订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38)吕叔湘：《回忆和佩弦先生的交往》，见《吕叔湘全集》第13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9页。

(39)笔者尚未见到初版本，关于其出版时间，有不同说法。《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51年9月版的版权页载“1941年4月初版”。一说1942年出版，见《吕叔湘全集》第1卷，《〈中国文法要略〉上卷出版例言》及陈大庆《吕叔湘先生年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此据前者。

(40)参见叶至善：《自序》(写于1944年)及《重印后记》(写于1982年)，见《花萼与三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第134-135、277-279页。

(41)《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

(42)参见9月11日日记。

(43)朱东润：《自序》，《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页。

(44)参见陈尚君：《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

(45)《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三)，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6、373页。1945年4月19日记“准备文学评论课”，“文学评论”当为“文学批评”。

(46)朱自清：《语文影及其他·序》，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