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对国民收入的影响论文(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国民收入有什么影响)

文丨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

可见，本世纪以来，所有阶层向上的流动性都在下降，但贫困/准贫困和低层中产阶级下降的幅度更明显；所有阶层的向下的流动性都在增加，增加的幅度随阶层的上升而递减——低层中产增加了12个百分点，中层中产增加了6个百分点，高层中产增加了5个百分点。

提高最低工资还可以对症下药缓解美国日益严峻的经济不平等，进而缓和社会危机，减轻财政负担。表1显示了2015-2019年美国五个公共安全网项目的年度登记总数以及直接受《提高工资法案》影响的低工资工薪家庭的登记情况，以及每个项目的支出。在尚未通过15美元最低工资法的州，有3,200万个家庭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项目，其中有三分之一(1050万)的家庭成员将根据该法案直接获得加薪，超过一半的EITC参与者(910万)将获得加薪。在这两项健康安全网计划中，约40%的参保者来自受影响的工薪家庭，其中530万成年人参加了医疗补助计划，1,130万儿童参加了医疗补助计划或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州和联邦政府这这些州的项目总支出为2540亿美元，其中1070亿美元(42%)用于帮助根据该法案将获得加薪的工薪家庭，他们占EITC成本的63%。

提高最低工资是民主党进步主义传统的一项内容，源于罗斯福新政，联邦实际最低工资于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达到峰值，最近的一次修订来自于奥巴马，2009年完全落地后至今未做调整，购买力已缩水近20%。无论是从实际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缺口来说，还是从当前美国的贫富分化状况来说，抑或者是从美国政府的收支结构上来说，提高最低工资都是必要的。这将明确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水平，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均，提振消费，减少政府在社会安全网上的支出，且不一定会对整体就业和总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一个潜在约束是通胀，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重估。

基于奥尔森（Olson）所阐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选择性激励缺失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多数但却分散的中产（及以下）阶级的利益对抗少数但却集中的富裕阶层，是值得怀疑的。但政治动荡和阶层下沉年代呼吁罗斯福式的强人政治。由于两党对最低工资法案的分歧较大，如果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完全控制了国会，《提高工资法案》的审议或再次提上日程。

结语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德的研究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和社会意义，有助于拜登政府从劳动力市场着手缩小美国的贫富分化，还为民主党的最低工资法案提供了实证证据。

反观中国，我们2019年曾经从程序员发起的抗议“996”工作制的行动中探讨了中国劳动者权力意识的觉醒问题（《从抗议“996”看劳动者权利意识觉醒的背后原因》）。认为在劳动力过剩（即人口红利期）的情况下，再加上户籍制度的缺失，中国劳动者整体上是缺乏“退出”权利的，这也会影响他们表达呼声的诉求。一旦人口红利期结束，劳动力变得稀缺，劳动市场结构的变化就给劳动者提供了“退出”的权利，他们表达呼声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

劳动者权利意识的觉醒内生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体现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一个体现是人们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的需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由于集体谈判权的缺失，政府应站在相对弱势的劳动者一方，规制资本对劳动剩余的过渡挤占，依法依规管理资本以劳动者合法权益为代价无序扩张。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能得到满足。由于教育几乎是低收入阶层向上跃迁唯一的图景，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入，增加重点城市和（或城市群）的公共教育资源的供给，同时还应该规制教育的过度市场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