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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编年史之一：前溯：我的祖辈们

文/张秀阳

有一天，我问女儿：“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女儿说了出来，我又问：“你老太爷呢？”女儿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那一年过年，回我的祖籍之地——安徽省涡阳县张老家乡张大楼村，见到你的叔叔，他是我父亲的亲弟弟，我问：“三叔，你知道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吗？”三叔摇摇头，他也是不知道。

但我却是知道的，我至少知道我曾祖爷，就是我父亲的爷爷的名字。那是我父亲在他活着的时候，一次次告诉我的。我父亲那时就有一个忧虑。他说：“现在的人还有几个知道自己出身的，上数三代人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你要把上三代的名字传不去。”

父亲活着的时候，每年春节，他不再操心买什么年货，从我师范毕业后参加工作拿了工资后他就不再操心。他每年春节认真而恭敬地必作的一件事是，把上年的我用红纸写好的祖宗牌位请下来，磕头烧香后，点火烧着。然后，他就让我用他亲自买来的红纸新写三面牌子。其一：“供俸天地君亲师之灵位”；其二：“供俸十方真宰丘祖神君之灵位”；其三：“供俸张氏祖宗之神位”。张氏祖辈，父亲能知道名字的也就到他的爷爷，也即我的曾祖为止。其他的，都湮没于历史的风云中了。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根据父亲的一次次回忆，作了一番考证。我将努力还原我那些从没见过我只知道名字的祖辈的生活情景，为一个普通人的家族作一史传，以安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从父亲那里，我知道了，我上面四代人都是贫农，家里的地最多时超不过五亩地，到了我父亲这一代只有两亩多地，最后全买光了。所以解放后，我父亲成了贫雇农，家里无立锥之地了。所以，1979年我考上潢川师范学校，我自己很不满意。父亲却是发自内心的兴高彩烈，他说：“咱家四辈子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

我的祖籍是安徽省涡阳县张老家乡张大楼村。那是父亲的出生地，父亲在那里长到将近40岁。直到1959、1960年过“粮食关”时，父亲才离开那里迁居河南省信阳地区淮滨县。我第一次回祖籍是1969年春天，那是淮滨县1968年特大洪水灾害后，母亲带着我们三兄妹回老家躲饥荒时才回去的。

涡阳得名虽自北魏始，但当时的涡阳在现在的蒙城县北，不在现今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涡阳，应追溯到此前的1864年，由清朝设立县制，迄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

1852 年（清咸丰二年），颖州、宿州两地饥民遍野，更兼太平军北伐节节胜利，民愤激扬。同年十月，捻军首领张乐行率众在毫、蒙间雉河集也就是现在的涡阳县城关镇起义，杀官吏、占城池，转战山东、江苏、安徽等数省，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1864 年（同治三年 )，安徽巡抚唐训方，令布政司英翰奏以“雉河集为蒙、毫接壤之区，距城较远，以致强寇叠起，屡抚屡叛，非添设州县，教养兼施，不足以资弹压而移风化。今拟于雉河集添设县城一座。”同治三年元月，英翰奏上。不久，上谕：“皖北……如有应行添设州县，着与僧格林沁面商，并咨会曾国藩妥筹具奏”。僧格林沁就增设新县一事，咨两江总督曾国藩：“所有蒙、毫、宿、阜，其间人稀地广。在抢匪未叛之先，地方已难兼顾，以致盗贼充斥。而现在贼氛甫灭，更宜倍加防范。查雉河集为蒙、毫、宿、阜居心之地，相距约在百里以外，应遵圣谕，添设州县，方足以资治理”。不久，曾国藩函复会同具奏。 时唐训方已去职，新任安徽巡抚乔松年即札谕布政司英翰会同按察司委派候补知州王峻会同蒙城、毫州、宿县、阜阳四州县实地勘查割界，规划设县事宜。报经署理布政司何耀，署理按察司李文森详审后，由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徽巡抚乔松年会衔具奏，并请钦定县名，或名以古之“涡阳”。复经军机大臣会同吏部妥议后，奉旨于雉河集添设县治，赐名“涡阳”。分蒙、毫、宿、阜四州县相连之区以隶之。选择官员，妥为抚驭。同年，从毫州东部划出十三保九十六圩，从阜阳北部划出四集二十五圩，从蒙城西部划出十五保四十五圩，从宿县南部划出机集四十六圩，成立新县。 以原雉河集为县治。属颍州府。

1913 年（民国二年），废颖州府，县境属淮泅道。不久，在颖州设阜阳专署，辖涡阳县。

1940 年元月，为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豫皖苏边区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涡北县，辖原涡阳县下属的丹城、义门、龙山三个区，计 15 乡。1944年9月，改涡北县为雪涡县。下辖十个区，属原涡阳县境的有曹市、青町、龙山、丹城、吴桥、雪枫、义门等七个区。1946 年秋，于县境西部建涡毫县，原属涡阳县境的有临湖、花沟两个区。1947 年冬，在县境南建涡阳县。原属涡阳县境的有花沟、西阳、张村、楚店、江集、路集、双庙等八个区，计 886 个行政村。上述雪涡、涡阳、涡亳三县隶属共产党领导的皖北专员公署第三分署。

1949年3月，划三县原涡阳县境，仍并为涡阳县。2000年5月，涡阳复又归属古谯郡，就是现在的亳州市。

我的曾祖父叫张振昌，他大约出生在清咸丰年间，也就是1850年前后，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捻军起义的时候。所以说到我的曾祖父辈的人，就不能不说到捻军起义。

有关捻军的性质，学术界现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捻军性质是纯粹的农民起义，捻军所代表的是为自身生存揭竿而起的贫苦农民。这种观点在近50年的捻军史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注：参见江地：《关于捻军史的几个问题》，《捻军史研究与调查》，齐鲁书社1986年版；郭豫民：《捻军斗争性质问题的探讨》，《太平天国学刊》4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捻军史》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张珊：《捻军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另一种对捻军农民起义的性质提出了质疑——“捻的性质究竟怎样，值得重新加以评估”（注：傅衣凌：《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中国史研究》1979年4期。），认为：在大土地所有制的扩展过程中，圩寨势力进一步膨胀，“当时所谓的捻首、捻头，同时也就是寨长、围主、圩主、练首或族长”，他们“以其亲族、戚党或其所属的贫困的圩众”作为捻军的基本队伍。捻军并未真正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捻军所代表的是企图割据一方、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皖北地方豪族大姓。这种看法虽未否认捻军农民起义的性质，但对其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提出了新的观点。

关于捻军构成的主要成分，两种看法并无分歧，一致认为是下层群众——“白莲教徒、裁撤乡勇、弁兵、船夫、灾民、饥民、盐枭、衙役、盗贼、手工业工人、破产农民和知识分子等”（注：江地：《捻军史论丛》，第2l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两种看法分歧的关键是捻军领导层的成分。前者认为捻军起义的领袖，除了张乐行、张宗禹等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是农民中间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阶层”（注：江地：《关于捻军史的几个问题》，《捻军史研究与调查》，第70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而后者认为“捻的领导者多是地方上的强宗大姓或士绅阶层中人物”（注：傅衣凌：《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中国史研究》1979年4期。）。

捻党雉河集会盟后，正式分黄、白、红、蓝、黑五色旗，成为捻军。其中，盟主张乐行自兼黄旗总旗主。张乐行，涡阳县城西北12里张老家人。我们从初中、高中到大学的历史书上都有他的名字。说起来，我的曾祖父和张乐行以及另一位捻军领袖张宗禹是同一宗族、同一祖坟的。

张乐行并不是穷光蛋，他是地主出身。关于张乐行家的地产，有人说是“良田五百余亩”（注：王大球：《张乐行传略》（抄本）。）；有人说张乐行是“七十多亩”，其二兄张敏行五百多亩。（注：张珊：《捻军产生的社会背景》，张珊《捻军史研究》，第22、2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不管哪一说，均可知张乐行家属于比较富裕的有产家庭，经济实力较强。后期捻军领袖张宗禹与张乐行同族，家住涡阳县城北12里的张大庄，距张乐行故里张老家8里地。张宗禹家属大地主，有“沃田千余亩”。这位张宗禹的家和我的祖籍张大楼相距不到一公里，地边搭地边，我们张大楼张家和张大庄张家在张宗禹时代还没有出五服。

张乐行所处张氏宗族的势力也很强大。其五世祖张振先据说于明末自山西迁来，传至四世“祖”字辈共有兄弟10人，到第五世繁衍为17门。（注：马昌华：《捻军调查与研究》，第7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除张老家外，张氏宗族散居在张楼、张单庄、张小庙、张双庄、张大楼、张大庄、张瓦房、张土楼、擂鼓张、洼张庄、小梁庄、申庄、马套楼、梁园庄、胡庄等区域，号称“九里十八庄老张家”。

张乐行在宗族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族人尊称他为“仁义光棍”，（注：“仁义光棍”，皖北方言，指行侠仗义、讲义气的人。）有了纠纷不去官府解决，只需找他即可。他为人仗义疏财，爱打抱不平，族人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出钱出力为之帮忙、撑腰。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张老乐，会说做，四面八方送烙馍。”说的就是张乐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而他所组织的捻军也是以自己居住的村庄——张老家作为基地，然后范围逐渐扩大到附近的张大庄、张大楼、张双庄、张小庙等张姓本家的居住地，形成9里18张的起义队伍。

捻军黄旗前期主要首领张敏行、张禹爵，后期主要首领张宗禹、张宗道等都是他的本族亲戚。据统计，张乐行张氏宗族第7代，即张乐行这一辈，明确记载有45人参加捻军，其中担任旗主、首领、将领的达20余人，连妇女也随军作战；第8代，即张禹爵这一辈的53人几乎全部参加捻军，大部分战死了，到了第9代只剩下38人（注：《捻军研究》第一集，第94页，捻军研究学会1998年出版。）。

1992年，我离开豫南小城，负笈郑州后，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想到了落叶归根的问题。第二年秋天，我父母迁回了原籍涡阳县张老家乡张大楼村。从那年开始，我每年春节都要挤火车坐汽车赶回去和父母一起过春节。回去后，父亲让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祖坟里给死去的先人上坟。我家的祖坟地里，只有我曾祖、曾祖母、爷爷和奶奶、二爷、三爷和大伯的坟。我问父亲，高祖的坟呢？父亲说他不知道，他小时候听人说我的高祖跟着“小阎王”一起参加了捻军，后来不知死在哪里了，连名字后人也没有记下。

“小阎王”是张乐行族侄张宗禹的外号。从上面的关于捻军的资料记载中，我推算出我的曾祖父比张乐行高了两个辈份，张宗禹和我的父亲是同辈份的。这种情况现在也并不鲜见。在一个村子里同一个宗族辈份有相差四五辈的，有光屁股孩子都是爷字辈的，经常能够见到。

“张宗禹，安徽雉河集人，清末捻军领袖。初随叔父、大汉盟主张乐行参加捻军起义。后转战苏豫陕鄂皖，受太平天国梁王封。1864年与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整编捻军，以骑兵为主，步兵配合，流动作战。1865年歼灭清科尔沁王僧格林沁部，并粉碎湘军曾国藩的封锁。1866年从河南率西捻军入陕，联合回民军。1867年元月于西安灞桥大败清军，12月为援助遵王赖文光所率东捻军从陕北南下，经山西至直隶，逼天津，南下山东，被清军包围。1868年8月转战至骇河边，下落不明。”这是史书上对张宗禹的记载，但民间的野史和张宗禹故乡的故老相传的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祖籍之地的故老相传，梁王张宗禹，也就是“小阎王”，是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后，让清政府最为害怕的勇将，曾经阵斩曾格林沁，连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朝股肱之臣，最近曾经杀到京郊卢沟桥，后来，在山东河北一带游击，陷进包围圈，在徒骇河突围不成，投水不知所踪，但并不是像李鸿章在奏章中说“溺水而亡。”

张宗禹没有死，他投水后，徒步走了400多里，来到河北沧州孔庄子，为当地百姓所救，认了干娘、干弟，在村头一间小屋隐居，改名童子师，以看风水和治病为生，每到清明，常抱一堆烧纸，在路口祭奠，悲吟不已“我的儿啊！”实乃悲怀他的那些死难的捻军兄弟，每到年关，宗禹就消失二三十天，回老家给祖坟烧纸，老家人也经常看见张家祖坟有纸灰，就是不知道谁烧的。此外，涡阳父老相传，宗禹尝每岁僧服还乡祭祖，一日偶遇旧友于吴桥，自后乃不复往。

张宗禹嗜酒，经常喝醉，晚年壮志难酬，依然怀念战场上争杀的岁月，手持木棍，口中高呼：“杀！杀！”声震四方，邻里均以为他疯了。就这样过了24年，1892年，疾病发作，战伤累累，临死前告诉他的干弟：“吾张宗禹也，乃捻子首领。”干弟遵他遗嘱，将其偷朝西南安葬，张宗禹死后尚怀念天国，所以要头朝西南方。

民国时期的《沧州县志》也记载了张宗禹的踪迹。据说1981年，当地人挖土，挖出了张宗禹遗骸，取木箱就地安葬，并刻石碑纪念。

孔庄子村南有一土墓，相传就是清捻军首领张宗禹之墓。至今孔庄子张宗禹干弟的后代，还能说起祖辈留下的他的故事，甚至前些年，还能看见张宗禹住过的那间百年老屋。

我的没有留下名字的高祖跟着“小阎王”张宗禹反了清朝，一去不返。家里只留下孤儿寡母，孤儿就是我的曾祖父张振昌。好在“捻乱”过后，老百姓该干啥仍旧干啥。一个村子都是同姓同宗，孤儿寡母也没人欺负，一年年的日子就这样过了下来。

我的曾祖父张振昌长大了，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业没有什么立的，家里就几亩薄田，春种秋收，汗珠掉地摔八瓣，累死累活也发不了财，勉强维持生计。成家呢？孤儿寡母想娶个媳妇并不容易。曾祖父大约到了三十好几岁的时候，才娶了个媳妇。就是我的曾祖母，她姓罗，娘家在张大楼西面的罗庄。结婚迟，这一点似乎成了我们家族的传统。我父亲直到38岁那年才和我的母亲结婚，40岁时有了我。

曾祖父结婚后，几年间，生下三个儿子。我的祖父是老大，名叫张为友，二爷爷叫张为伦，三爷爷叫张为栋。我的三爷爷张为栋生下不久，曾祖父就病死了，他死的时候不到50岁。

我爷爷张为友生于前清1890年，1890年是清光绪16年，这一年在晚清的历史上，似乎是很平静的一年，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不过从这一年往后，近代史上许多有名的大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了：甲午战争、公车上书、戊戊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杀洋教、武昌起义、清朝灭亡，这些大事不能说同普通老百姓无关，也不能说有多大关系。老百姓生老病死，像候宝林先生所说的大多是顺民。一日三餐，生儿育女，能活得下去谁也不会胡思乱想。

1915年是民国四年了，这一年，祖父成了家。祖母王氏，没有名字。她是涡阳县城里北关人。王氏是县城里北关是个大宗族，不过我祖母家是个小户，祖母只有兄妹两人，她有一个哥哥，也就是我的舅爷爷，舅爷爷后来到外面闯荡江湖，在河南省登封县衙当了三班衙役头，抓差办案，在上世纪初的登封很有名，外号叫“王二天爷”，最后不知所终。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曾经回过涡阳祭祖，刚回来就碰上了大灾荒，舅爷爷来不及返回河南登封，死在了老家，但他留在河南省登封县的后人却从此失去了联系。祖母家人口少，在城里靠买大粪维持生计。那时没有吃商品粮一说，城乡没有什么差别，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祖母嫁到了离城十五华里的张大楼。

我祖父结婚后，二爷爷也成了家。三爷爷娶媳妇不到半年，因三奶奶美貌，一个小土匪头子在三奶奶回娘家的路上把三奶奶强抢了去，后来不知所终，而三爷爷在三奶奶被抢走后不到两年活活被气死了。三爷爷没有后代，我父亲过继给了他，三爷爷死时，父亲以儿子的身份披麻戴孝，父亲一肩担两头，所以老年后，父亲经常对我说，家里的老宅子，他要比我三叔多一份，老宅基地有我三爷爷一份，该我父亲继承的，因为那个老宅基地是老兄弟三人的，我听了有些好笑。

前些年每年回老家过春节的时候，和张大楼村子里的老人闲聊，他们还能说出我祖父的一些往事。因为家里的地少，不够种的，祖父就找了个另外能挣些小钱的营生，他到离张大楼五华里的吴桥寺做了牛经纪人。吴桥寺我小时候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去过，后来设过乡政府，张大楼划归吴桥寺乡管辖，不久乡又撤了，重新合并到张老家乡。我父亲有一个表妹，我叫表姑，表姑的家就住在吴桥寺北面几里地的侯沟沿村，捻军的一个旗主叫侯士维的老家也在这一带。表姑的两个儿子都子孙满堂了，我每年春节回老家，我那两个表哥还来我家拜年，我表姑去世多年了，我曾经去她的坟前烧过纸，祭祀过她。

我祖父个子很高大，我父亲1.82米，我的个子是1.78米，所以我猜测祖父的个子也不会低于我。从我祖父死到现在为止，将近八十年时间过去，我祖父还给村子里的老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张老为很有劲。夏天收麦后打场，麦场里的石滚，每个都有二三百斤，我祖父弯下腰一用力就抱了起来，还能绕麦场走一圈。

关于我祖父孔武有力的故事，父亲记得的一件事是，有一回祖父去吴桥寺集上赶集，不知怎么回事，老张家和老侯家打起了架，双方各上了几个人，老张家这边我祖父一人能挡住老侯家七八条汉子。那时候的男人穿的都是大裤裆裤子，我祖父就抓紧对方的松跨跨的裤腰，把人举过头顶，抓起一个扔出去一个，都隔着一条小河沟扔到了河沟那面，爬起来后就落荒而逃。那一架，张大楼的张老为打出了方圆七八里的名声。

我父亲出生于1922年，他当初的名字叫张克山，他说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那是我没有见过一面的大伯，大伯没有名字，我母亲说到他时用的是“你憨大伯”，大伯比我父亲大4岁，那么我大伯就是1918年出生的。我大伯生下来和别的小孩子没什么两样，我父亲出生的那年，我大伯得了一回重病，发高烧。我祖父和祖母也没有当回事，人吃五谷杂粮谁能没病呢？吃了几副汤药，病也就好了。但大伯病好后，人却变得傻傻的了。给饭就吃，不给吃就饿着，给衣就穿，不给穿就冻着。大伯一辈子没有能够成上家，我奶奶走到哪里领到哪里。1959年，大伯饿死了，他活过了40岁。

1925年，我三叔出生，三叔叫张克清。父亲4岁时，他开始跟着我祖父赶集出街。我祖父是牛行的经纪人，当地叫“牛行户”，农民们把自己家养的或者贩卖的牛马驴骡牲畜牵到行里来，买卖双方谈生意议价钱要经过中间人，也就是牛行户。生意谈好，双方钱物两清，牛行户从中间根据成交价提份子钱。祖父做这个事，挣不到大钱，但手头上也缺不了零花钱。3岁的父亲跟着我祖父张老家逢集去张老家，吴桥逢集去吴桥。到了牛行里，祖父谈生意，父亲就坐在哪里玩泥土，看来来往往的人。等太阳正中，祖父出去转一趟，回来时，手里就捧着吃的：麻花、油条、菜角，油乎喷香的，父亲先吃着。再等收了生意，父亲就跟着祖父到街头小吃铺里，祖父要二两白干，要两碗杂烩，几个馒头。爷儿俩吃饱喝足，买点菜、有时割点肉，慢慢地回家了。

这样的情景在父亲84年的人生经历中，是为数不多的美好时光，所以直到父亲晚年，他仍然津津乐道，回味不已。

1933年，我父亲11岁。这一年，是我们家彻底沦为赤贫的开始。这一年，皖北一带瘟疫流行。我父亲提起这一年，他说这一年“发大家瘟”。他只知道自己11岁，那一年发生了别的什么大事父亲不知道了，他知道那一年对我们家族的最大影响是，祖父在“发大家瘟”中死了。

我不知道有关的历史对这一年的瘟疫有没有过记载，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瘟疫太多了，不胜枚举，但1933年的皖北瘟疫使我父亲一夜之间成了没爹的孩子，我父亲从一个幸福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小要饭的。

二爷爷那一门的4个儿子们现在都在黑龙江省依兰县，他们是1961年去了关外，那时叫闯关东。除了大伯和那位我读书时看过我的叔叔，我没有见过另外的人。父亲生前想见他们一面，然而直到死这个心愿也没有实现。我那个大伯，听说前几年也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