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后出现增值税增高的企业(营改增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增加了)

据调查发现，“营改增”之后，部分企业税负重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增值税仍然是这些企业较为沉重的负担。原因大体是，增值税是对生产流通中的增值部分征税，若产品存在库存积压，增值税就无法实现全部转嫁，于是增加了企业负担。

近日，中国企业研究所发布了《2017中国民营企业税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中国企业税负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给予市场越来越明确的减税、降费的预期。截止2017年10月9日，共3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涉及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内容多达12次，可称中国“减税年”，例如4月19日的国六条、6月7日的国四条等，推出多项减税降费政策，中央减轻企业负担、为实体经济营造法治、公平经商环境的政策精神被多次强调和重申。

《报告》显示，近年来国际税收竞争也日趋激烈，对国内的税收政策会产生一定影响。世界上敏锐的政治家已发现，正在兴起的全球性减税运动将是一场税收革命。减税重要，在于它降低生产活动的成本，包括就业、投资等的成本，减税也有效地防止政府变得更大。减税可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断提供佐证：低税负国家的竞争力强于高税负的国家。

当前税制中的“税负刚性”增加“税负重感”

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也是关乎增收和就业的基础部门。我国是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更多表现为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的成本费用和资金占用，与企业盈利水平相关性小，所以，在制造业普遍资产回报率下滑的情况下，对企业形成“刚性”成本压力。

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面临结构调整，在制造业普遍出现盈利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的“税负刚性”的特征，也必然会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产生不同的结构性效应。

对企业而言，我国税制的“税负刚性”主要体现为对企业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成本和资金的占用，因此，具体行业和企业的利润税负水平的高低，往往由其税收优惠、税种结构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减免税、减计收入、加速折旧、税额抵免等。也因此，“税负刚性”特征在不同类型企业的结构性效应是不同的，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辨析。

当前我国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表现出显著的“税负刚性”特征，在制造业普遍处于盈利能力下滑的情况下，企业的利润税负水平却不断上升，造成制造业“税负重感”增加。“税负刚性”的特征，显然损蚀了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严重影响了税收政策的调节功能。“税负刚性”特征对制造业的影响，还表现在其结构性效应方面。

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利润税负水平的差异，主要受税收优惠、征税种类结构的影响，而与利润水平的关联度不高。虽然有较多的税收优惠，高新技术类制造业、外向型企业、创新成长型企业的整体利润税负水平在制造业中相比较低，但相较第三产业，其整体税负仍然是较高、较重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升级发展的意愿和信心。要素成本上升，加上较重的税负压力，传统的资源性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如何防范和疏解可能由此带来的就业和增收压力，也是财税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对税收优惠最少、税负过重的产能过剩、重化工业和重污染行业而言，“税负刚性”的影响往往会造成“一刀切”的结果，缺乏对盈利水平差异的相对弹性，显然也不利于优劣的识别和“优胜劣汰”。

“营改增”后部分企业税负重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从2016年5月1日起，我国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2016年上半年，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减出口退税）同比增长9.4%，然而在8月份，全国税收收入出现负增长-3.3%。

增值税作为间接税，虽然具有较强的转嫁性，但是增值税是否构成企业负担一直存在争议。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间接税并不能全部转嫁，因为使物品的价格按全部税额增高是无法做到的。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也谈到政府征收增值税，在取得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会带来市场供求双方的福利损失，使本可以正常进行的交易活动无法进行，于是有政府本可以征集到的税收也无法得到的情形出现。

我国学者朱青、丛屹等认为不能因增值税作为间接税的转嫁性而否认其对企业税负的影响。如果进项税额抵扣不够充分，税负转嫁不够顺畅，就有可能减损企业当期利润，或过多地占压企业流动资金而形成企业税负的实际压力。

但是，也有学者如高培勇、贾康等认为，间接税是“可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的税”，增值税不构成企业负担。

据调查发现，“营改增”之后，部分企业税负重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增值税仍然是这些企业较为沉重的负担。原因大体是，增值税是对生产流通中的增值部分征税，若产品存在库存积压，增值税就无法实现全部转嫁，于是增加了企业负担。

有非营利性组织反应，“营改增”之后，税负增加了。因为在“营改增”之前接收政府项目时，因不涉及发票问题，并不承担流转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