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小本子记下了，结果一查才发现：何止二十年，早在1981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外商就入驻上海了。

用第一代外企白领的话来说：“埃个辰光，侬大概还没养出来唻。”

一

在进入日本九大商社之一——日商岩井之前，吴平的工作单位是一家街道企业。

那是1982年，他被作为培养对象，从延中复印工业公司借调在街道团委工作。

因为自学过一点英语，当有关部门来为外商选拔人才时，他第一个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吴平当年作为外商雇员的工作证，编号相当靠前

吴平后来琢磨：“为啥当时来阿拉延中街道招人呢？我个人认为，大概是因为阿拉在静安区的中心地带，交关（很多）人老早在洋行里做过。”

“这些‘资本家’的小孩，跟外商文化冲突比较少。”

时间往前推一年，1981年7月和9月，先后两批共19家外商机构获得资质，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进入上海的外企。

其中，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三井物产等日商占据了16个席位。

1982年4月，上海市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服务部成立。外商在上海雇用中国雇员，必须通过该服务部。

原先在宝钢外事处工作的叶兴虎，被市政府抽调到外企服务部工作。

1997年，叶兴虎主持外商迎春招待会

他记得，服务部最初的办公地点在锦江俱乐部（现花园饭店）游泳池旁边的裙楼。接待外宾的“门面”是一张写字台。

对内办公，则在锦江饭店职工食堂二楼借了个更衣室。所有的家当是一张乒乓台加一个更衣箱。

国门初开，外商进驻上海，急需聘用中国雇员。然而当时的人事制度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从哪儿来呢？

最初规定，业务人员由上海外贸总公司推荐，秘书等服务人员由锦江饭店推荐。可很快就无法应对缺口。

“每天都有外商机构来要人，但是我派不出人。”叶兴虎回忆说。

由于之前的教育断层，要在一千万人口的大上海找到略懂外语的人才，竟然有“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感。

为此，叶兴虎和同事跑去静安区的延中街道，徐汇区的延中街道、天平街道、湖南路街道等选拔人才，后来又跑遍了上海的十个工业局。

1983年，当时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工作的吕富强也通过了选拔。

上世纪80年代，吕富强作为外商雇员在广州参加广交会

“其实我不大想去，对外商有点陌生。”他回忆说。

“我问阿拉师父，没想到他讲：去！这个就是老早讲起来‘吃洋行饭’。侬假使待在研究所，到顶也只不过是高级工程师。”

二

尽管来自“上只角”，刚进日商岩井担任业务员时，吴平还是闹了些笑话。

“上班没几天，所长让我发个‘telex’（电传），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

如今80后、90后闻所未闻的电传机，在当时可是先进的通讯设备。通过发送“明码电报”，可以与公司在全球的100多家分支机构联系。

1990年前后，吴平（右）和同事在瑞金大厦22楼的公司电传室，画面左边的两台就是电传机

零基础的吴平只好请比他早进商社、从外贸公司调来的同事教他，利用吃午饭的时间拼命学习。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外企白领，已经有了严格的“dress code”（着装要求）。

于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街头，在两用衫、夹克衫的茫茫人海中，出现了一小群西装革履挤公交车、踏脚踏车上班的人。

“格辰光冷天屋里厢冷死，到办公室又只好穿衬衫。跑到商社来上班，棉毛衫、棉毛裤脱也来不及脱。”

“生活上有交关窘境，相信第一代外商雇员每个人都碰到过。”吴平说。

80年代后期，吴平在位于丁香花园的办公室里

国门初开，更大的挑战来自于思想政治上。像吴平、吕富强这样到“洋行”去上班，当年被看作是“不出国的劳务输出”。

“所有雇员都必须按照出国的要求政审。”叶兴虎说，“从隔壁邻居、居委会、派出所到所在单位……一路政审下来要敲十几个图章。”

第一代外企白领，都听过“外事无小事”这句话。

每周六下午，外企服务部要召集被派遣到各个外国商社的雇员，坐在瑞金路小学的小板凳上，开展思想学习活动。

根据规定，雇员的家属不可以和外商一起吃饭。

“日本人邀请阿拉家属吃饭，我只好跟同事联合起来，伊讲老婆加班，我讲老婆身体不适宜（舒服）。”吴平说。

“几趟下来，日本人觉得奇怪了：哪能每趟总归要加班、生毛病？”

一直到1986年，吴平打了报告，得到批准后才得以带家属参加公司活动。

1986年，日商岩井搬至丁香花园办公，举办活动留影

饭不可以随便吃，礼也不可以随便收。

“比方讲外商送我只打火机，我不好拿回去，快点奔到管理办公室上交。”吴平说。

“所有上交的礼物，到年终摸奖的辰光，可以优先挑一样——只好挑一样。”

1984年，吕富强被派遣到三井物产，在收礼这件事上也碰到了难题。

1986年，三井物产社长访沪合影，吕富强为后排右三

“我有根领带，是上海领带厂的真丝‘敦煌领带’，最好的那种。”

“阿拉有纺织部，对着装比较讲究。日本人看到我这根领带，有点屏不牢了：吕桑，我给你根领带，这是日本产的，试试看。”

“我敢戴啊？交到管理办公室了。日本人问：为什么不戴？我只好讲：被同学看到拿走了。日本人不响，过了两天，又给我一根领带。”

“这根不好再交了。我心想，外服假使问我，我就讲：工作需要，喏，戴了嗨。”

三

1983年底，外商驻沪机构已增至75家，被安排在上海国际俱乐部、锦江俱乐部、和平饭店等“涉外宾馆”办公。

但在叶兴虎的印象里，虽然用尽了“洪荒之力”，1982年和1983年，外企服务部总共才向外商派遣了115名雇员。

人才出不来怎么办呢？叶兴虎利用晚上的时间办了个培训班，向有志进入外企工作的人教授英语和面试技巧。

借助这个机会，几个在南昌路菜场和永嘉路菜场卖菜的营业员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1984年8月8日，外企服务部正式扩建为“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

1984年8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成立，举办开业典礼

为了扩充人才，在向上海几家高校定向招收大学生的同时，1985年5月21日，外服公司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一则指甲盖大小的招聘广告。

尽管只有寥寥数语，却吸引了一千多人到延安东路上的黄浦中学报名。

1985年，刊登在《解放日报》第2版的外服公司招聘消息

“当年，外企就业市场和中国人才市场的对接，中间只有一根很小的管道，那就是外服。”董友宁说。

那年31岁的董友宁，也排在应聘的队伍里。

当时，他已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的青年教师。

一位在档案馆工作的同学给他打电话，说是“工作实在无聊透顶”，邀请他一起去参加外服的招聘。

“我陪他顺便自己报了个名，没想到他没录取，我录取了。”董友宁说。

1987年，董友宁进入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驻上海代表处，很快从业务员晋升至经理。

90年代初，董友宁（右一）和罗纳普朗克驻上海代表处部分员工在位于贵都大饭店的办公室门前合影

在他看来，第一代外企白领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之一。

“从担任翻译，到谈判、起草文件，我们是真正的执行者。搞贸易，做项目，办合资企业、独资企业……改革开放最初的动作是在我们手上做起来的。”

这一代白领大都采取向原单位借调或商调的形式，再由外服派遣给外商。

“这就意味着我们代表的是双方的利益，一方面要帮助外国人适应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又要向中国政府介绍西方特色。”董友宁说，“作为这当中的桥梁，我们有过很多委屈。”

1994年，董友宁（左三）和罗纳普朗克公司驻华总代表等人考察金桥开发区

四

由于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双重身份”，外企以外汇券发放的劳务工资并不直接进入他们的口袋，而是由外服公司收取。其中，一部分划给他们的原单位。

雇员的实际工资则按原标准发放，大多数雇员的月薪是64元。此外，由外服每月发放25元的外事津贴。

“可以说，我们用自己的劳务工资，向国家贡献了外汇。”董友宁说。

在人人拿死工资的年代，几十元的津贴是一笔可观的额外收入。

80年代末，从上海外贸学院毕业的王援被外服公司录取后，派往东京银行工作。

“头一个月我拿到300块，除了工资，还有外服津贴、饭贴等等。我觉得富裕得来不得了。”她回忆说。

“阿拉屋里厢从来没有人一个月好拿到300块，吓死人了。”

除了比其他人相对优渥的收入，第一代外企白领还享受了一些“特权”。

比如有一张乘车证，出门办事可以乘坐友谊车队的轿车。

再比如凭外汇券，可以去友谊商店买东西。

“我有个朋友结婚要买根金项链，外面买不到，最后是用我的外汇券到友谊商店买的。”王援说。

1988年3月23日，外服公司为西门子在《解放日报》上刊登了英文招聘启事，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第一则英文广告

庄慈康1983年从立信会计毕业后，被分配到外服做财务工作。

他记得，80年代末，他经手的由外商发放的最高一笔劳务工资达到了5000元一个月，在当年堪称是一个天文数字。

外商雇员的实际所得虽然没那么高，但外事津贴按劳务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也在逐步增加。

在这样的诱惑下，和他同年进入外服公司为外商提供服务的两位同事，向领导提出申请，后来分别去了日企和德企。

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外汇券在黑市上与人民币的比价最高曾达到约1:1.8

随着入驻上海的外商不断增加，涉外宾馆的办公用房不够用了。

1985年5月，拥有当时全上海最好外滩景观的联谊大厦在延安东路落成。

这幢高107米、28层的大楼，曾创下多个上海第一乃至全国第一，比如上海第一幢涉外商务办公楼、高度第一大楼、国内第一幢玻璃幕墙建筑……

“在联谊大厦上班”，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梦想。

此后，瑞金大厦、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上海商城等一大批涉外办公楼陆续问世。

据说这些写字楼里都有一名“打桩模子”（黄牛）常驻，专门兑换外汇券。

到1990年，外商驻沪机构已达563家。

出入这些高档写字楼的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个个衣着光鲜。不过那个年代上海人的整体生活水平依旧有限。

王援后来跳槽到了丹麦宝隆洋行（EAC）工作。她记得，逢年过节，中国上司提供的最好福利，是在东风饭店开房，请员工带着家属去洗澡。

“因为当时住房紧张，屋里没地方汏浴，要到公共浴室去。”她说。

五

对于大多数80年代进入上海的外企来说，中国是一个新兴而又陌生的市场，主要任务是投石问路。

然而对于有些外企来说，这叫“重返上海”。

朱铭岳到英国卜内门（ICI）公司上海代表处工作的时候，处理的第一件事是洋行老员工的历史遗留问题。

“早在1900年，这家化学公司就在上海设立了驻中国总公司，1953年迁往香港。”朱铭岳介绍说，“80年代末，上海有些老员工还在世，八九十岁了。”

“所以说，这家卜内门洋行跟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不是简单地来探探路。”

1989年，卜内门公司上海联络处开业，朱铭岳（前排右二）与同事们的合影

“反过来，人才的底蕴、家庭形成的文化底蕴，上海太深厚了。”他说。

“今天一个年轻人在搞外贸、搞金融，可能当年他爷爷就是买办。金融市场的规则、行事的方法……在上海可能靠家庭教育就能学到，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

讲到人才，原籍在无锡的朱铭岳被引进到上海工作，颇是费了些周折。

作为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MBA，80年代中期朱铭岳在英国曼彻斯特商学院学习时，曾在卜内门洋行实习半年。

1986年，朱铭岳获得MBA学位，该项目由中国国家经委与欧共体合办

1988年，卜内门向他伸出橄榄枝，邀请他为公司建立上海办事处。

拿到聘书来上海工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在80年代末，却没有外地人进上海外企的先例。

要成为外服公司外派的雇员，得由无锡的外经贸委发文，经上海的外经贸委批准。

“这条路看似堵死了。我之前在国家经委工作，不是外经贸委的人。”朱铭岳说。

好在遇到了思想比较开放的领导，无锡外经贸委给他写了介绍信。

“但是，上海外经贸委凭什么批给我啊？”朱铭岳想了个办法：他在上海外经贸委找到一位老家无锡的领导，又找到这位领导在无锡的老同学，给他写了封引荐信。

尽管素不相识，但听朱铭岳介绍情况后，那位领导在他的聘书上写下：请外贸处按政策办。

“就这样，我成了上海外服公司的第一个外地员工。这是人事上的突破。”朱铭岳说。

1989年卜内门公司上海联络处开业，在华亭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右二为朱铭岳

1991年，他又成为了上海第一个中国籍的外商办事处首席代表。

随着1993年上海劳动制度改革完成，外企白领从国家用工变为企业用工。白领收入猛增，一些外企中层经理月薪可达4000多元。

朱铭岳作为首席代表，月薪从1988年的600元一路飙升，到1993年达到七八千元。那一年，上海市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是471元。

说起来，这个“首代”也来之不易。

此前，首席代表只有外国人、港澳同胞可以当。

为此，上海几个相关部门特意坐下来开会，才开了这个先例。

“这些经历给我的感受是，上海有这么一批政府工作者，他们在推动改革。”朱铭岳说。

“他们敢于在政策没有非常明朗的情况下，对人才始终网开一面，这样才能够吸引人才。”

他认为：“上海的改革开放最初是从人才开始的。所以现在上海要打造‘五个中心’，还是应该以人才竞争为主。”

六

1994年，熊海锟收到了3M公司寄来的全英文“Offer Letter”（录用通知书）。

1994年，3M公司在报纸上刊登招聘广告，熊海锟的家人看到后让他去试试看

那一年，外商在上海设立的办公机构已达2500家。其中有130多家为世界知名公司。

而在1984年注册成立的3M中国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成立的第一家由外商独资经营的企业，当时已经10岁了。

1993年上海劳动制度改革的完成，意味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可以委托中介机构代理，也可以自行管理人事。

3M、通用、松下等跨国企业，开始自己招人自己用。

与80年代的白领将“懂外语”作为敲门砖不同，随着外企在中国业务的发展，开始需要懂技术的人才。

熊海锟1992年从华东理工大学精细化工专业毕业后，在上海日化公司下属的日化研究所工作了两年，恰恰是3M这样以技术创新驱动的外企所需要的。

当时，正是日用化学行业红火的时候。“我们第一代民族品牌露美系列、凤凰系列、中华牙膏、美加净、白猫……都来自上海日化公司。”

熊海锟在日化所的工资一个月有1600元左右，已经算是高薪了。但是看到录用通知书上给出的月薪有2000多元，他决定去试一试。

1994年，熊海锟（前排左二）加入3M技术部，担任技术服务工程师

多年以后回顾这个选择，他感到很庆幸：“国企当年是铁饭碗的感觉，但日化公司后来就改制了，下属的企业自谋出路。”

办入职手续的时候，人事问他有没有准备英文名。

“我说：没有啊，你帮我取一个吧。人事就给了我‘Jack’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后来我发现，这个名字挺常见。”熊海锟笑着说。

来到办公区，他发现了外企更多“洋气”的地方。

“以前在国企，想用电脑的话要去机房。而在3M，技术部门两个人合用一台电脑。”他说。

那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但他们已经开始用电子邮件与国外联络了。

00年，熊海锟获得“3M全球技术卓越与创新奖”，作为奖励，次年携家属前往公司位于美国的度假村度假

90年代，上海不遗余力地发展跨国公司“总部经济”，快速涌入的外资直接引爆了上海经济的腾飞。

许多上海人都记得那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截至2002年，累计有78家跨国公司在沪投资设立了地区总部或中国总部。

1998年，曾锡文从北京来到上海的联合利华中国总部工作。

在此之前，他是政府官员。曾作为中方代表，推动轻工部与联合利华旗下的和路雪合资。

和路雪在曾锡文的推动下进入中国，1995年，联合利华双主席和北京孩子一起吃冰淇淋

合资项目的任期结束之时，正值国家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取消轻工业部等八大部门。考虑再三，曾锡文决定离开体制“下海”。

对比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外企，曾锡文说：“需要找政府批项目的，基本在北京，比如通讯、钢铁、大型设备、工程机械等行业的外企。我们行话叫‘跑部钱进’。”

“需要靠市场的，比如快消品、轻纺产品、电子产品，基本在上海，重视的是商业规则。”

“广州则更讲创新，现在很多高科技企业开始往那边跑。三个城市的基因不太一样。”

1997年，曾锡文（右）与当时的两位上司合影

二十多年来，跟随着公司的轨迹，曾锡文看到上海在一步步发展。

“最初我们的牙膏厂、旁氏的工厂都在静安区。”

“我们的办公室起先在国际贸易中心，后来随着扩展需要，相继搬到徐家汇美罗城、虹桥上海城、临空开发区，看着这些地方一点点热闹起来。”

2002年，联合利华启动梯度转移，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往合肥。2009年，联合利华全球研发中心在上海落成。

2001年，曾锡文在联合利华总部

“从最初的‘三来一补’，到建立合资企业、独资企业，再到设立地区总部、全球研发中心，外企在中国的发展是从低链到高链一路走上来的。”曾锡文说。

对此，朱铭岳评价说：“外企最初到中国来，是希望为国外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而现在，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市场。”

而推动外资企业在中国发展的这些中国员工，也在企业内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根据朱铭岳掌握的数据：“上海现在近6万家外企里面，我们中国员工做一把手的，有三分之二左右。”

“现在很多年轻老外来我们这里，是来中国学习的。”曾锡文说。

2012年，熊海锟作为3M第一个被派往台湾地区的大陆员工，担任当地研发团队的总负责人。

2014年，熊海锟（二排右三）担任3M台湾地区研发团队总负责人时，参加公司举办的学生夏令营活动

无独有偶，他在那里碰到了大学同学，是巴斯夫派往高雄负责台湾供应链管理的高管。

“回想18年前，刚进3M的时候，我的面试官、直接主管来自台湾。时过境迁，我们大陆人到台湾地区去担任领导工作了，感到蛮自豪的。”熊海锟说。

七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

前不久，上海推出了24条稳外资举措。

同时披露的数据显示，上海近6万家外资企业贡献了超过1/4的GDP、超过1/3的税收、约2/3的进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的就业人数。

目前，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30家、研发中心466家，是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量最多的城市。

而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和产业格局的变化，一些国企和民企崛起，在人才市场上成为外企有力的竞争对手。

“现在一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第一选择是高科技企业、大型国企或者政府部门了。”曾锡文说。

董友宁保存至今的拷克箱，上面来自各大宾馆的贴纸，代表了上海第一代外企白领的足迹

让年轻白领们好奇的是，那些八九十年代就进入外企的前辈们，后来怎么样了？

曾锡文、熊海锟和王援，目前分别担任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裁、3M大中华区研发运营总经理、蒙特利尔银行私人银行服务部华东区负责人。

朱铭岳一直工作到69岁，2015年底以索尔维（Solvay）集团大中华区总裁的身份退休。

董友宁在数家知名外企任职后，于2000年辞职开办自己的企业管理公司，同时兼任多家中外企业的高级管理顾问。

都说日企有“终身制”的文化，不过早在90年代，吴平和吕富强就相继离开了日商岩井和三井物产，退休前分别在一家台资企业和日资企业担任管理职务。

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不约而同地，他们觉得走过的人生，“蛮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