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劳务费税收计算器(劳务费个税)

【编者按】

在2013年出品并在中国公映的美国大片《地心引力》（Gravity）中，女主角在太空遇险，中国的天宫一号、神舟飞船在最后关头闪亮登场，让女主角得以重返地球。在2015年出品、同样在中国公映的美国电影《火星救援》（The Martian‎）中，男主角被意外地留在了火星。正是依靠中国航天部门贡献的助推器，男主角才得以获救。两部电影中的中国科技产品成功地拯救了美国宇航员。

事实上，这两部电影中的中国元素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更真实的写照。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仅中国的航天技术迅速发展，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核能、高铁、造船、大型计算机等产业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在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变迁往往呈研究生现周期性的波动：有时候，技术进步比较缓慢；而有时候，重大技术变迁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出现了技术革命。那么，是什么原因驱动了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一、技术变迁背后的政治驱动

重大技术变迁在不断重塑人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世界人均收入呈现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人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直到工业革命的出现，重大的技术变迁使得世界经济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技术变迁不仅影响人类福祉，还显著影响国际政治。其中一个方面在于：技术变迁会改变进攻-防御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如果说1919到1945年间，摩托装甲和闪电战的应用使得军事进攻具有很大的威力；那么1945年以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的防御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

既然世界重大技术变迁如此重要。那么，它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经济学家会强调人口、资源、需求等因素发挥的作用；社会学家会展示社会资本、阶层斗争、传统文化等变量带来的改变。而政治学者更多关注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利益集团以及政治理念起到的作用。

（一）技术变迁与国内政治

首先，不少学者关注国家能力对塑造重大技术变迁所发挥的作用。在对东亚国家与地区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强调发展型政府通过经济导航机构、有选择的产业政策等举措推动技术革新。此后，国家创新体系、企业家型国家等分析框架相继提出，将美国等国家作为典型案例，分析政府对技术进步、产业成长发挥的积极作用。有学者选取了中国大型民用客机、汽车、液晶面板、高铁等行业，分析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对中国重大技术变迁的引导作用。学者们日益发现，国家能力是重大技术变迁得以展开的重要政治前提。

其次，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制度安排与技术变迁。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20—2015）指出：人都有好奇心，也有创新的欲望，关键在于“什么在决定着历史上发明活动的速度和方向”。不仅创新的速度重要，方向也重要。诺斯等人强调保护财产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对激发重大技术变迁尤其关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延续了类似的思路，他们指出，英国工税收业革命的成功在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美国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教授丹尼尔•德雷兹内（Daniel Drezner）通过比较历史分析指出：技术变迁的关键在于是否建立了分权的制度安排。集权国家在制定技术政策时容易犯错，且集权的制度安排难以修正错误。因此，分权的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技术变迁。

再次，又有一部分学者聚焦利益集团与技术变迁。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史研究者个税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指出：十九世纪末的英国难以实现技术革新的根源在于强大劳工集团的抵制。正是劳工集团的阻挠，使得英国走向技术衰退。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890—1969）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民众要注意美国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国家的危害。所谓军工复合体，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门、军工企业和国防科研机构等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正是这个特殊的利益团体推动了与国防相关的技术进步。

最后，还有一批学者关注政治理念与技术进步。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教授理查德•萨缪斯（Richard Samuels）强调“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对日本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二战结束后，日本不懈地将外国技术内化为自身的技术；用民用技术推动军事技术的革新，实现了富国强兵。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弗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则展示了不同的政治文化塑造了英、美、法三国建设国家铁路网的不同模式。因此，技术进步有着显著的民族轨迹。

上述研究关注大国技术进步的国内政治。然而，在国家能力、制度安排、利益集团以及政治理念相对稳定的时候，世界技术变迁却呈现周期性的波动。因此，如果仅将目光停留在国内层面，我们仍难以解释为何大国技术进步呈现周期性的波动。

（二）技术变迁与国际政治

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关系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上。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马克•泰勒（Mark Zachary Taylor）的研究展示了国际联系，尤其世界各国和领导国的经济联系是推动这些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因此，技术进步不是国内层面，而是国际层面的事情。那么，世界政治中领导国的技术进步又是由什么因素推动的呢？如果一项研究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中领导国与挑战国的技术变迁，将会遗漏世界技术变迁的大部分内容。因为在历史上，最重大的技术变迁往往都出现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

有科学社会学家观察劳务费到：“科学与战争一直是极其密切地联系着的……这并不是由于科学和战争之间有任何神秘的亲和力，而是由于一些更为根本的原因：不计费用的军事需要的紧迫性大于民用需要的紧迫性。而且在战争中，新武器极受重视。通过改革技术而生产出来的新式的或更精良的武器可以决定胜负。”这就是试图从国际安全视角探寻技术进步的动力。战争对技术进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问题在于，二战后，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在很长一段时期，大国之间却没有爆发战争。

本文试图展示，大国权力竞争是推动世界重大技术变迁的重要动力。国际权力格局的变化会影响大国竞争。在权力转移时期，大国权力竞争尤其显著，因此，技术进步也会更密集地出现。本文将展示，从国际权力变迁这一视角出发，不仅可以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地点，即技术变迁往往发生在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和挑战国；还可以更好地解释重大技术变迁出现的时期，即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下面将会展示，这一视角能更好地涵盖和解释历次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

国际关系研究者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认为：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即有挑战国迅速崛起，挑战领导国地位的时期，是国际政治最危险、最不稳定的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双方容易爆发战争。

面对自身的衰落，除了选择战争，领导国还有很多选择。首先，领导国也可以通过结盟来牵制挑战国势力。但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结盟并不是可靠的保障。盟友可能背叛自己，追随挑战国；盟国也可能做大做强，成为新的挑战国。其次，领导国可以依靠国内的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加快技术进步以振兴综合实力、加强军备等。也就是说，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在战场；在“有核时代”，大国竞争从热战转向冷战，也即从战场转向了实验室。因此，国家引导技术进步是大国缓解竞争压力，处理安全困境的一项重要选择。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展示权力竞争引发重大技术变迁的机制；第三部分聚焦世界政治的领导国，将第三次技术革命时期的美国作为典型案例，展示美苏权力竞争如何引发了美国重大技术变迁；第四部分关注世界政治的挑战者，将二战后计算器的苏联和日本作为辅助案例。在苏联和日本迅速崛起，撼动美国霸权时期，国际安全的压力促使苏联与日本国个税内技术出现重大变迁。第五部分是比较案例，聚焦世界政治的“无核时代”，展示即便在没有核武器的时期，大国竞争同样显著驱动重大技术变迁的出现，并通过比较案例，展示欧洲和古代中国技术变迁的差异在于国际竞争强度的差异。最后为结语与讨论。

二、大国权力竞争与技术瓶颈的突破

一般而言，大国为保障在世界政治中的自主性，就要具备技术上的自主性。大国权力竞争会加强其对技术自主性的诉求。权力转移时期是大国竞争，尤其是领导国与挑战国竞争最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双方政府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历史上，大国政府往往通过政府资助、政府采购两个方面影响技术变迁。

首先，就政府资助而言，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往往加大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用科技的政府资助。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大国政府积极资助科学与技术，且对成本并不十分敏感。这是在权力转移时期，为确保技术优势、保障国家安全而进行的政府投资。

从1940年到1995年，美国政府对研发的投资占据了美国研发金额的大部分。与历史上美国政府支出相比，战后美国的研发金额显著上升；与其他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比，美国的研发金额也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在研发方向上，美国政府还急剧增加了对军事科研的投入。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军事研发的支出至少占到了联邦研发支出的三分之二。正是美国政府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带来了新的产业集群出现。以二战后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飞机的改进为例，在1964年，在美国飞机工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资助者是美国空军。飞机制造需要精密的研究生机床，为满足飞机制造业的需求，美国政府又大力资助美国机床业。在1950年到1957年间，在政府资助下，美国机床产业的研发经费提高了八倍。五角大楼对C-5“银河”巨型运输飞机的研发资助促进了飞机引擎的改进，这项技术至今仍然是很多商用飞机引擎的技术来劳务费源。波音707飞机的部分研发资金来源于对喷气式驱动军用坦克KC-135的研发经费。

因此，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会集中资助科研活动，这是促进重大技术变迁的一项重要动力。

其次，就政府采购而言，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往往加大对技术产品，尤其是军用技术产品的政府采购。值得注意的是，和政府资助一样，政府采购对成本的敏感程度也远低于私人消费者，在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尤其如此。

一般而言，高科技产品在面世早期，都会面临造价过高的问题，让普通消费者难以承受。如果单单依赖市场行为体，这些高技术产品难以获得持续、足够的市场回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每台计算器的价格为一千两百美金，相当于几辆家用汽车的价格。正是美国政府大量采购，让新技术有进一步盈利和改良的机会。从战后飞机产业的情况来看，由于战后美国政府要确保技术和军事优势，政府增加了对飞机的采购。在1946年，美国政府对飞机的采购占据了该行业产出的二分之一。到1953年，美计算器国空军拥有的运输能力占整个美国飞行运输能力的93%，而民用飞机的比重仅占7%。此时，飞机产业由军方制定技术规格，决定制造水平。

即便在二战前，情况也大同小异。在德国作为挑战国崛起的时期，领导国英国的飞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采购。在1935年，英国的飞机工业已成为军事工业。政府采购使得军事职能变成飞机工业压倒一切的主要职能。当时新式军用飞机为1500架，比全部民用飞机（1200架）还要多。政府采购，尤其是不计较成本的采购，往往发生在大国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样大规模的采购让新技术产品获得了足够的回报与发展机会，这是促进重大技术变迁的又税收一项重要动力。

除了政府资助和政府采购这两项最为主要的措施，政府还通过其他途径来促进技术变革，如政府补贴、政府担保、政府推销等。

为什么大国政府对技术的资助与采购等举措，有助于克服以往的技术瓶颈呢？因为政府的资助与采购会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新技术的发展：支持的集中度；性能的优越性以及成本的敏感性。

首先，就对技术支持的集中度而言，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往往将资源集中投向一些大企业。因为只有少数企业才能够承担大规模、高精度的科研和生产，因此，政府的科研管理、研发资助、产品采购也相应比较集中。这样的集中支持为突破技术瓶颈带来了可能性。

如在1950年，超过90%的美国联邦研发经费由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Agency）控制。这么集中的资源控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克服技术瓶颈。当时美国政府科研合同的总额高达10亿美元，获得这些合同的有200家企业，其中10%的企业就获得了40%的经费。资源集中投向重要企业，也集中投向重要大学。最重要的科研合同派送给了最顶级的大学，19%的大学获得了三分之二的科研经费。据保守估计，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早期，麻省理工学院的旋风计算机和ERA计算机这两个项目就占到了军方对计算机研发资助经费的一半，耗资大概在一千四百万到两千一百万美金之间。集中的技术支持，有利于集中资源，克服技术瓶颈，带来重大的技术变迁。

其次，就技术性能的优越性而言，在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时期，领导国与挑战国政府往往会提高对技术性能的要求，以确保在军事竞争中获得技术优势。国家安全的考虑往往驱使人们不断提升对技术产品性能的要求。在欧洲历史早期，人们就发现，军用技术要求枪炮的校准和瞄准具有较高的精度，而正是由于对精度的要求，带来了制造能力的发展。

从1914年到1920年，飞机的时速增加了61.5英里；在空中逗留时间增加了7分钟；飞行高度上增加了7357英尺；直线飞行距离增加了1294英里。或许有人会问：人们为这些小小的改进耗费了10亿英镑，这是否值得？回答是与不是，要看在什么时期。正是在权力转移时期，政府耗费大量的资源来改善高技术产品的性能，力求精益求精。

二战后的故事也如出一辙，在研究高性能战斗机的过程中，人们对精确性的狂热达到了极点；要求技术达到极尽所能的精度，要求部件的精细程度提高十倍乃至二十倍。任何设备，只要在精确性方面出一点点差错，就会被认为毫无价值。

正是政府对产品性能的要求，促进了技术往高性能、精加工方向发展。在国家安全的驱动下，企业对技术精度的要求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制造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