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时期是恢复与初步发展时期（1949～1977年）。这一阶段，煤炭工业先后经历了三年恢复期（1949～1952年）、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及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煤矿工业发展受到极大干扰。但煤炭供应短缺会促使中央政府放宽政策（比如，1972年鼓励地方煤矿和小煤矿发展政策），地方政府也尽力保护煤矿生产，从而使煤炭产能稳步增加（中国煤炭志编纂委员会，1997）。1976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了4.84亿吨，1977年达到5.5亿吨，与1949年的3000万吨相比，增加了将近16倍，为我国煤炭工业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1959年是我国石油工业探索起步期。这一期间，一方面通过组建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1950年），全面恢复新疆独山子油矿，培养石油技术与管理人才；另一方面，积极在全国有重点地开展石油勘探工作。石油勘探工作很快在西北取得成效。1955年，克拉玛依第一口井——克1井喷油；1957年玉门成为我国第一个包括地质勘探、钻井工程、油田开发、原油炼制在内的石油工业基地；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冷湖打出日产800吨高产油井。此外，在四川发现了南充、桂花等七个油田。到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9月，大庆松基3井喷油，标志着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探索起步期的结束。
1976～2000年属于天然气工业的缓慢增长期。二十四年间，天然气年产量从100亿立方仅增加到272亿立方米，主要是因为这段时间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重心在石油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满足市场需求，我国在鄂尔多斯、塔里木、柴达木、东海和莺琼地区加大了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1995年启输的海气登陆管线和1997年靖边气田投产、陕京输气管线启输，推动了全国天然气生产，改变了全国用气靠四川的单一源头供气局面（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纂委员会，2011））。2000年，我国天然气年产量达到272亿立方米，比1990年增加122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2亿立方米。
第一个时期是恢复与初步发展期（1949～1980年）。这一时期的共同特点是电力工业在完全的计划体制下运行，并且经历了1958年“大跃进”，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但由于电力供应短缺一直是能源供应的短板，电力工业始终是国家投资优先保障的领域。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有一批大中型火电站、水电站或者电网建设工程规划。因此，电力供应能力和发电量依然保持稳定增长。1949～1980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从185万千瓦增加到6587万千瓦，增加了35倍，年均增长206万千瓦；发电量从43亿千瓦时增加到3006亿千瓦时，增加了69倍，年均增长95亿千瓦时。装机容量和发电量跃居世界第8和第7。
总之，未来3～5年，我国煤炭消费减量政策方向不会逆转，天然气替代煤炭的进程虽然由于天然气价格相对较高，可能会出现短期减速的可能，但天然气消费比重进一步上升可期。
2013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煤炭减量消费，以及“煤改电”“煤改气”政策后，一次能源生产消费缺口快速扩大，从2012年的5.1亿吨标准煤扩大到2016年的9亿吨标准煤。
我国煤炭资源和产量完全能够满足消费，因此，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短期策略对能源安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大幅度增加。2008年以来，我国天然气产量尽管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但依然远远跟不上天然气消费速度，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从2008年的1.2%猛增到2017年的37.9%。而我国2013年以来实施的煤炭消费减量，推动天然气替代燃煤中小锅炉和民用散煤的政策，显然对2013年以来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快速上升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这一推动作用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三）协调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的关键在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由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全球分布不均，很少有能源消费大国的石油天然气能够保持长期自给。比如，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供给的长期依赖，日本对进口油气的依赖，美国历史上也经历过多次油气出口国和进口国角色的转换。因此，能源安全的本质是尽可能降低一国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或者尽可能不长期保持对进口能源的高度依赖。
从根本上讲，能源转型与能源安全不仅没有矛盾，能源转型的推进反而有利于能源安全的改善。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抑制全球变暖趋势，现有的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最终要转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为推进能源系统的这一转型，一方面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量，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随着可再生能源比重在能源结构中大幅度上升，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度就会下降，因为可再生能源属于本地化能源。从这个意义上，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可以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从根本上改善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
2017年，我国水电、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装机规模都居世界第一，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为26.4%，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为11.4%。虽然比重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不突出，但因为能源消费量极大，可再生能源发展总体规模较大，因而被世界很多国家寄予厚望，希望中国能够作为推动世界能源转型的领导者。
然而，虽然中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刚刚处于起步阶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这些波动性可再生能源电力的份额并不高，7但全国很多省区已经出现了“弃光”“弃风”甚至“弃水”的现象，而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问题、成本问题，8而是电力体制问题。目前的电力体制不能很好地约束电网企业的垄断行为，无法要求电网企业落实可再生能源“优先上网，全额收购”的法律义务。另外，在国际上通行的，对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有积极作用的分布式电力交易9，也因为损害电网企业利益而难以落地。
72017年风力发电和光伏并网发电量占社会用电量比重不到7%。
8事实上，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近十年来分别下降了60%和90%以上。目前，分布式光伏发电已经具备在工商业用户侧平价上网（电价零补贴）的条件。业界普遍看法是，2020～2022年，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具备与燃煤发电竞争的能力，实现上网侧平价上网。
9类似国外的电力采购协议（PPA）。
因此，电力体制因素阻碍了我国能源转型的进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从而强化了短期内政府出台加快天然气替代煤炭的政策，虽然天然气因为价格高必须有补贴政策才能真正刺激消费，而这又增加了天然气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加大了我国能源安全风险。所以，通过深化能源体制，特别是电力体制改革，一方面，可以消除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障碍，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实现对化石能源的更多替代；另一方面，化石能源结构内部优化，不应该过度依赖天然气对煤炭的依赖。相反，在实施煤炭减量消费的同时，大力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样也能起到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由此，能源转型就转变为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的助推器，而非恶化能源安全的加速器。
[1] 《新中国煤炭工业》编委会：《新中国煤炭工业》，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
[2] 周凤起、王庆一主编：《中国能源五十年》，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年版。
[3] 张祥福：《试论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科学性—我国煤炭工业管理体制变迁的理论思考》，《经济师》，2003年第1期，第260页。
[4] 朱成章：《中国电力体制改革50年》，《中国改革》，2004年第4期。
[5] 金碚：《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版。
[6] 冯永晟：《电力体制改革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国能源报》，2018 年4月30日。
[7] 朱彤：《我国石油天然气体制的演进逻辑、问题与改革建议》，《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16a）：《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公开发布稿），2016年12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2016b）：《石油发展“十三五”规划》（公开发布稿），2016年12月
[10] 范思立：《从大到强：中国电力四十年成就辉煌》，《中国经济时报》，2018年10月16日。
[11]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2017年中国煤炭行业发展年度报告》，2018年3月。
[12] 中国煤炭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煤炭志》，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7。
[13]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纂委员会：《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综合卷）》，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版。
[14] 中国电业史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电力工业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15] 齐正平、林卫斌：《改革开放40年我国电力发展的十大成就》，2018年11月下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发展研究院网站：http://chinaiid.bnu.edu.cn/jj/55520.html。
在线投稿系统：http://ceji.cbpt.cn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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