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十几年来，越南成了海外投资的新热土。2000年代初期，日企便大举进入越南。索尼、东芝、三洋等公司纷纷在当地建立工厂，组装电视机、DVD机和收录音机等产品。接着是韩国，2007年越南正式加入WTO，三星、LG等公司便陆续进入。此后，越南从日本和韩国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资）比例长期保持在40%以上，2017年更是达到48%的历史高点。韩国三星在越南的布局，更是上升到了三星高层直接定下的“战略大计”。

但是另一方面，三星在越南投资却在不断加码，近十年时间，三星在越南总计投资超过173亿美元，建起8家工厂和一个研发中心，产品范围覆盖智能手机、显示器和家电。仅智能手机一项，越南工厂每年产量就在1.5亿台左右，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从整体上看，2018年越南三星的出口额达到600亿美元，占到越南全国出口总额的1/3。

2019年底，三星的一级供应商中，在越南投资的已达42家，此外，还有大约200多家配套厂商抱团布局。仅在北宁厂区，就有约12万名员工，每天上百辆员工巴士穿梭于60公里范围之内。而原本在地里劳动的农民，如今都成为年入近五千美元的装配线工人，当地人均GDP也达到全国水平的三倍。

第二波投资热潮始于2018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加上越南自身的三大优势：及“人口红利”、“政策优势”、和“地理条件”。中国企业产业链开始尝试向越南迁移。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台企为主的消费电子组装厂，大陆的苹果供应链，以及中国纺织及电子相关企业等。

越南的“人口红利”：中国大陆劳动力在年龄结构和薪酬水平上的优势日渐式微，而越南目前有近1亿人口，平均年龄30.5岁，35岁以下青壮年占比56%。薪酬方面，越南目前平均月薪尚在300美元以下，仅为中国大陆的三分之一左右，在东南亚各国中也处于较低水平。

越南的“政策优势”：越南政府多次修改《投资法》，大力吸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率为20%，低于中国的25%，工业园中的企业能获得“两免四减半”（头两年免税，之后四年缴税减半）的政策优惠，高科技产业更能享受到“四免九减半”。作为多个国际自由贸易协议成员，越南依靠手里的几张贸易协定，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在大国博弈里取得最有利的区域地位，吃尽红利。但是这种红利也不是没风险的，等各种政策红利一旦吃完，国际巨头就会走。就像当年他们撤离中国时一模一样。

越南的“地理条件”：地理条件则是越南相越南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为得天独厚的位置。打开地图就很容易发现，越南较之其他东南亚国家优势明显，陆地上只有越南同时和云南和广西接壤，离广东也非常近，老挝和缅甸都只是和云南边陲相邻，其间更有危险地带“金三角”。中国的产业链可以最近距离的覆盖到越南。而海陆上，越南有多个出洋港口，海外出口运输优势明显。

正是这些，让越南成为吃到产业链转移红利的最早的国家。

早几年，为了减少人工成本和降低关税，已经有一批中国企业陆续开始迁移到越南，近两年，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又加速了一批中国企业转移到越南。那么这些抱着去越南投资开厂致富梦想的中国人现在怎样？

那就让那些过来人自己诉说一下吧，在他们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几年下来，混在越南江湖，遇到的奇葩人与奇葩事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现在让我们一一道来：

1、跑马圈地，守着龙头企业吃饭

纵观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史，对于越南，无论是从美国到日本，从日本到韩国和中国台湾，最后再到中国大陆，无一不是由于迁出国本身产业升级，主动移出低附加值的产能，才养肥了下一个新玩家。越南也不例外。

劳动力方面，越南毕竟只拥有1亿人口，相比中国的14亿人要逊色不少。这也就意味着人口红利虽然存在，但总量不大。越南注定只能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一部分产能：一半三星手机，大部分AirPods，一些PC和网通设备，这可能就是越南胃口的上限。

因此越南的天花板很快就会到来，但对于中国的很多企业来说，在他们眼里，现在的越南就如同2010年左右的中国互联网市场，遍地是机会。

老李40岁了，没有什么可炫耀的履历。他倒卖过化工原料，做过模切，奋斗了20年，也只能在东莞运营一家几百万收入的小厂子。但在越南，他用一条微信就能够成为巨头，谈起了上亿的生意。

2019年12月的一天流程，下午4点，老李叫人把灯都打开，好让人看清楚他的厂子。

新刷的白墙，硕大几个字，“只要结果，拒绝理由”，下面是一串不太地道的英文翻译。老李的工厂身处越南北江省的一处工业园，往右几家狗肉店，往左就是富士康。

生意来了，他心情不坏。产线总共四条，“两条定给了富士康。”他做的是SMT贴片，一种电子配套的粗加工，老李随时都想证明着自己的实力。“我们立讯也做，都是世界级的企业。”

时间再往前推一年多，2018年7月，人们听到的多半都是败兴而归的故事。多的是抱一麻袋美元，走地下钱庄，最后失败的中国老板。2018年老李第一次来越南考察，大部分中国供应链企业正准备打道回府。大厂也难以幸免，富士康常年在越南只用两成场地，订单也很少。

机会骤然而至。自2019年特朗普打响贸易战，越南因为一系列关税优惠政策，从中国承接了大批针对欧美的订单。2019年上半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26亿美元，包括11亿美元通讯器材。其中大头是苹果Airpods和富士康的。

市场开始速成，突然一夜之间，有资本的公司都开始疯狂抢地、扩张，甚至建筑执照还没到，地基就已经打好了。出手最大的也是苹果的代工企业，歌尔和立讯分别追加了接近3亿美元置地，为的就是争抢更多订单。

官方数字显示，2019年中国对越南投资增加了65％。官员指着墙上一面规划图，上一个十年规划出的土地，还没开垦的，只剩15％了。

土地一时间金贵起来。北越好几个省的工业园忽然被一抢而空，地皮价格涨到了东莞的水平。这些此前无人问津的土地，多半未被开垦，一脚踩上去，全是牛粪。

北宁一处工业园，已经卖出的地皮上还在放牛

有被贸易战逼过来的，也有看到市场机会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里有大厂的订单。

来越南前，老李盘算过，贸易战一打，肯定有不少人把单子发过来。无论品质好坏，在现场就是优势。但他没想到，一下就对接上了巨头。

做生意，就不要怕圈子大。头像换成SMT机当广告，有人拉群，从不拒绝。大大小小的微信群，加了50多个。边喝茶边回复消息，两个手机轮流看。一天，富士康的采购人员在群里问，“有谁做SMT？”，生意机会竟然就这么来了。

越南几乎没有本地市场，只能守着龙头企业吃饭，这就是小厂的纠结与无奈。

老李生产数据线里的铜丝，“十根iPhone数据线，有七根里的铜丝是我们生产的。”富士康是大客户，不来就喝西北风。

“以后想交易的，必须在越南。”老李就是这样收到短信的。为了降低成本和供应链风险，巨头每到一处费用，都想带着配套伙伴。老李感觉，过去只是要求，但贸易战一打，现在就变成了“要挟”。

2018年底，富士康“要挟”所有一级供应商到越南办厂，以达到30％的本地制造标准。去年11月，富士康拆除成都生产线，鼠标和键盘、苹果数据线的订单悉数到了越南。

五六家大胆的已经买地了，也有打安全牌的。先注册贸易公司，卡个位，拿下供应商的资格。或者边做边看，富士康扩厂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

北宁一处写字楼租赁处，工作人员示意空房不多了。

老李清楚里面的利害关系，不来，订单没了，但来了，风险巨大。因为，越南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小费"国家。

逢年过节得定期打理，否则消防、海关查水表。春节一到，政府成了百货楼，现金、水果、名酒，堆满楼。还有张口就要20万美元的，很多官员在中国待过，饭桌上只喝白水，走时顺走茅台，“很识货”。

当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还是胜过了其他对手。只要肯花钱，插个队，搞个证，没有中国人办不成的事，所以往往是中国工厂都已竣工了，日本人还在排队等待中。没有办不到的事情。中国老板们经常感慨，在越南，很习惯，越南菜加点油就是中国菜了。

这些灰色支出一股脑算上，买地建厂回本要六年。前提还是上游订单有保证。“因为只要你来了，就基本被锁死了。”

在中国，有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生意自由度大。但越南尚处市场经济初期，几乎没有本地市场，只能守着龙头企业被捆绑着混饭吃，所以风险很大。老李虽然拿着巨头的订单，但悬着的心一直就没有放下过，每天都在计算着回本的那一天什么时候能早点到来。

2、速成市场，随处是坑

2019年中国对越南投资超过400起，这还只是官方数据，实际上要多得多。一些中国厂商为了更快更容易拿地，选择从新加坡注资。老王就是其中之一。当地政府喜欢更守规矩的新加坡公司。

老王曾经是东莞一家螺丝公司的市场主管，上游日系客户从2017年就开始向东南亚转移，他仔细研究了越南后，发现越南是目前为数不多的机会之地，于是下定决心去越南闯一闯。老王之所以愿意在越南赌一把，就是因为在考察过后他发现没有其他竞争对手，但来了才发现，这里也没有赖以生存的配套产业链。

事实上，在这个被资本、巨头、政府迅速催熟的市场上，机会被放大了，虾米够到了大鱼，也吹大了欲望。但却始终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生态，一旦遇到外部不确定性时，也往往更为脆弱。和所有去往未知的淘金故事一样，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在走钢丝，只是最初没有察觉到。

到越南的第二天，老王就去拜访了当地的合作伙伴：一家电镀工厂。对这家公司，他很有信心，清一色中国进口设备，关键是“大”。老板是越南人，很靠谱，因为当初合作的时候握手握得很紧。在越南，握手越紧，代表越重视你。

这家很“大”的厂子隐在一片树林背后。当天有球赛，不少工人请假，到处都是货架，一个工人蹲在地上清理螺丝，墙上挂着5S证书。

等了半小时，一个工人跑过来说，老板不在。从工厂出来，老王一路没说话。大家都明白，老板爽约了，关键是理由：排放有问题，被叫去了环保局。

老王很冷静，这不是第一次遇到黑天鹅。“都说去越南其实就是赌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个黑天鹅。”

不是有工厂，就有供应链，越南制造业短板太多

在一个速成市场，随时可能踩到坑。租个厂比东莞还贵，合同签了可以随时反悔。当然，还有更大的坑，那就是找不到配套，哪怕只是做一颗螺丝钉。

老王在国内所处的螺丝行业，有电镀、热处理好几个配套环节。从东莞工厂出来，走几步就有大把配套厂。这是中国供应链的特点，千百个供应商环环相扣，像乐高积木一样搭成一张网，分工越细越有效率。

得益于齐全的配套，过去20年，公司只专注在螺丝上。从上世纪90年代的土瓦房，做到了东莞最大的几家之一，佳能、兄弟、ABB都是客户。他总结，能打入欧美日系客户体系，就是因为专注，“敢跟客户拍胸脯，100万个里只有十个不良”。

但到了越南，专注成为了老王最大的噩梦。

他埋怨当地没有“58网”，什么都要靠打听。一次，当地投资局官员推荐一个电镀厂，他兴冲冲找过去，厂子藏在村子里，连个标识都没有。老板摸出正在做的产品，一个镀好膜的手机框，一看，LG的。简直跟90年代的东莞一模一样，村子里盖作坊，满地是油，做完热处理，还要走20公里，再去做电镀。

找不到，就得自己做，这让老王很纠结。电镀高污染，要达标准，多加20％的成本。关键“环保是一笔砸到水里的钱”，花钱去做产生不了“价值”的事。很多中国老板不爱碰这块。

北越是越南的电子产业重镇，政府早年通过一系列土地、税收优惠政策，招揽了三星、富士康、佳能等国际巨头。但这是个有巨头，产业链却匮乏的地方。北宁、北江、仙山……这些地方都很相似。野鸡在公路上飞，田地漫无边际，农民随时在墙根下挖池，一旁就是富士康。

没有竞争对手，这是很多企业赌去越南的原因。但是，去了之后发现产业链不健全，很多业务不是直接开个厂就够了，需要自己面对更多的配套业务，业务增加就意味着成本也在增加，更要命的是风险也会成倍的公司增长。

越南是个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国家，本地市场活力非常有限，一旦上游大厂吃不饱，就更不用提下面的各个小厂，为了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想被锁死，就要拓展品类，让很多客户需要你。老王开始不断扩展自己的产品种类，各式产品：螺丝、转轴、按钮……大部分都不是公司之前所擅长的专业。他算了一笔账，有些东西亏本也得做，因为不做更亏。人工、厂房都已是固定支出，没这单生意，还是支出，只有接住单子，资金才能进来。

这是中国企业在越南的特点，都喜欢做很多业务，把盘子铺大。但规模越大风险就越大，一个不小心，资金链就有可能出问题。但没有办法，有时候明知道风险大，但为了生存下去，也只能不断扩大业务范围，也许万一真能撞着哪个产品做起来了，就能很快摆脱当前的困境，这是很多中国老板的真实想法。

由于像样点的餐馆太远，所以老王平时没事就在工厂会凑一桌麻将和朋友们聚一聚聊聊天。工厂往右十分钟就是力帆摩托。这个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霸主，早已经被日本丰田所取代，现在只剩一个破厂房。几乎所有中国老板公司都会讲力帆的故事，“质量太差搞坏了中国企业的名声！”

富士康订单落空后，来淘金的老王就全力打入三星的供应链。他通过中介，找来一个韩国人，再不济也要找个朝鲜人，走哪见客户都介绍这是“经理”，老王本人从不露面。

韩国人不好伺候，住洋楼，请阿姨，“有时接的订单还不够他开销”。最夸张的一年花掉了100万。但老王也财神爷一样供着，客客气气。他清楚，韩国经理的价值不在于是不是一个好人，而是能搞定客户。

只要韩国人出面，与客户握手鞠躬，说完“aniaseyo”，生意就成了。其他方面，无论业务还是生产，韩国“经理”都不懂，也不需要懂。韩国“经理”签完单子，老王只要守着工厂，听着印刷机刷刷响钱就进来了。

在越南有六成的供应链厂商只服务于三星及LG，盘根错节，像老王这样的企业的很多，不少明面上是韩国公司，其实背后是中国老板。

老王总想着早点能回本，然而生意是越来越难。不少上游韩国公司都开始撤离，只要找到价格更低的，就频繁反悔。韩国经理更难伺候了，买瓶矿泉水都要报销。

这是身在越南的另一个现实：就算够到了巨头，也随时可能出局。只要身处低端产业，就很难谈技术竞争力，你做、他做都一样。

慌乱中，他开始跟最不愿打交道的中国公司做生意。一家中国光伏企业由于前期过度扩张，已经拖欠了半年货款，“都是同胞，不好催”。

最坏的时候，客户要去柬埔寨开分厂，妻子担心，发来一则暴乱新闻，但他还要养活工人，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一起过去。一下飞机，手机就被抢了。

老王也解释不清楚韩国公司撤离的真正原因，他习惯了不去想控制不了的事情。事实上，从官方数据来看，不仅韩国，日本的投资数额这几年也开始在不断下降。“可能日本人不会变通，政府过来找麻烦，中国人还知道请吃饭，讲个价。”老王这样分析解释其中的原因。

其实，又何止是小厂举步维艰，竞争已经越来越激烈，为了把生意做下去，大厂之间也互相猜谜，富士康在同一个园区，新规划了一座“巨无霸”，歌注册尔的人跑去看，好奇要做什么。相互研究才能迅速看对手的动作变化，做出反应。

这就香港像一个牌局，庄家在那儿看，心理盘算着谁会赢。立讯、歌尔、富士康……这些代工企业就是桌面上的牌客。不管怎么打，打成什么样，庄家总是赢。苹果就是那个庄家。

对于老王这种小公司，生存是第一位的，订单争夺战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一些日本和美国公司提前出局，美国日本公司的问题是管理成本高，很难有中国公司的价格优势。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老王有一次提到供应链的圈层，他指着自己，“虾米”一级一级吃下去，如果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只能被吃得死死的。

老王越来越发现，在这个被政府和巨头拉起来的市场，没有珠三角今天那种脚踏实地的土壤。资本总是趋利，小公司要在本地发展很难，至少前期要付出代价。

对于老王来说，这个代价就是可能会滚上更大的资金风险。

3、开厂的隐形成本

老陈，十多年前，还是四川某县城里的一个小学老师。后来下海，南下去了东莞，一步步摸爬滚打地在代工制衣行业里闯出了一片天。

2019年，老陈明显感觉到国内服装代工制造业越来越不乐观，过去很少活不下去的，去年一倒就是好几家，普遍业绩下滑30％。老陈也和众多迁移企业一样打算迁往越南。“就算没有贸易战，劳动密集型大厂也会逐步把低端制造业往越南转。”老陈说这已成了趋势。回国去看，现在国内生产线上清一色的中年大叔、大妈。但在越南，还能招到年轻劳动力。而且人力成本只是三分之一。只要招得到女工，效率不比国内差。

越南女人听话，安分，国内一天做多少，这边也能做多少。都是自动化流水线，“工人就是要像机器一样，不要有那么多想法，这样品质才最稳定。”还有一点，越南女人手小，有些动作，连镊子都省了。

2019年6月老陈以公司名义买下土地，但花的是个人的积蓄，1000万元人民币全是现金。

于是，就开始着手找地建厂房，一切从头开始。

厂房是租的，由于目前的供配电系统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生产需求，所以需要升级供电系统。

业主是一个靠收租生活的富二代，他完全不想卷入到这些复杂的事情中，说：“我只收取你们地皮和厂房的租金，其他的你们自己搞定。”

老陈没办法，只能派人到当地供电局，拿回一大堆申请表格，再让工程部的同事和翻译填写，盖上章，足足花了一整天。然后老陈带上翻译，亲自前往供电局办理手续。

看到材料清单和费用报告，老陈苦笑了一下：费用比国内高出许多，但也没办法，没电，什么事都做不了。

事实上，2019年，南部胡志明市的工厂租金平均达到4.1美元/平米，北越经济圈也有3.5-4美元，与之相比，苏州是4.2美元，东莞只有3.6美元，而越南的水电价格甚至要高于中国。如此，流程厂商便要在劳动力 税负的红利和其它成本之间做出权衡，越南的优势事实上并不明显，

付好费用之后，供电局局长接见了老陈，一番寒暄后，局长对老陈说，“会全力支持外资企业的发展”，然后给了老陈一份文件，说带着这份文件去供电局属下的供电工程公司，那边会很快安排施工。

于是，老陈和翻译马上赶到供电工程公司，把文件交给那里的经理——一见那个年轻的经理，老陈香港怔了一下：长得和刚才那个局长真像！

老陈对那位经理说，工厂要在4周之后开始批量生产订单，在这之前还要安装、调试设备，然后试产，试产合格才能批量生产，而这些工序实施的前提，就是供电系统正常。时间很紧急，请求马上安排，希望新的供电系统可以在下周五之前完成。

经理听了，当即拍着胸膛说：“明天就准备材料，后天虽然是星期六，我们也可以安排施工，早上8点会准时到，保证不影响你们的进度。”

老陈听后以为吃了颗定心丸。他回来后让翻译打听，供电工程公司的年轻经理，果然是供电局局长的儿子。

星期六早上，老陈安排厂里早早地把变压器房附近的杂物清理好，以方便供电工程车辆的进出。

8点，翘首期盼的供电工程车辆没有出现，经理的电话没打通。

9点，依旧如故。

10点，老陈坐不住了，亲自去了供电工程公司，结果大门紧闭，找不到任何人。

11点，老陈给供电局局长打电话，不通，又赶到供电局，只找到几个值班收电费的人，但都是一问三不知。

12点，厂房工程部的一位越南本地同事告诉已经急疯了的老陈：在政府和国企工作的越南人，基本上都有两个手机号码，工作手机只在上班时开启，周末只能打生活手机，但号码只有亲友熟人才知道，建议老陈找找他们的生活手机。

于是下午2点，老陈带着翻译再次前往供电局，找一个看起来好说话的收费员，一番软磨硬泡，总算拿到局长的生活手机。

生活手机果然一打就通，局长承诺，会让经理主动联系老陈。老陈再三请求，又拿到了局长公子的生活手机号码。

等老陈再回到公司，已是下午4点，经理并没有主动打来电话。老陈只好硬着头皮打了过去，果然又是一打就通——可对方的反应竟然是：有何贵干？

估计局长根本没跟儿子说起老陈他们的事。

老陈又说了一遍今天要升级供电系统的事情，经理那边说：“忘记有这回事了！”他还补了一句对不起，然后承诺，“明天早上9点一定到”，便挂了电话。

星期天早上9点，果不其然，又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老陈又硬着头皮打经理的电话，很久才接通，经理说，“等一下过来”。

等，再等，等到11点，一辆保时捷卡宴开进了厂区，停在变压器房旁，后面却没有跟着工程车。

经理下了车，大伙赶紧迎了上去，老陈跟他握了个手。这时，卡宴的后门打开，走下来的不是深圳穿着工作服的工程人员，而是3个穿着清凉的美女，有说有笑。

经理让老陈打开变压器房的门，随便看了看，说：“放心，下周给你们搞定。”

周一，没有任何动静，老陈打了不下5次电话给经理，每次都说没问题便挂掉。

周二，打了超过10次电话给经理，对方只说，放心，不会耽误。

周三，老陈对本周完成供电系统升级已不抱希望，开会讨论应急解决方案。

没成想，这天晚上7点老陈正准备离开公司时，厂房门外一阵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还是那辆保时捷卡宴，后排还是有3个美女，不同的是，这次后面跟着两台工程车。经理下车后，对工程人员指点一番，又驾车离去了。

经过两天两夜通宵达旦的施工，工程居然在周五晚上顺利完成。

事后，老陈想请局长儿子吃饭，但被拒绝了。

4、人口红利真相，越南人根本不肯加班

越南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所有去越南的企业都在盘算。工资已经一年一跳。越南最低基本工资从2008年的平均400元涨到了1200元。还招不到人，加上各种福利补贴，超过2000元。照此发展，赶上国内恐怕只需要三到五年。

富士康和三星长期争夺工人，三星为了保持优势，不允许自己的供应商开出更高的工资。招人牌子只要往门口一挂，第二天就会收到警告。

老张发现，随着来的工厂越来越多，总有开价更高的。现在工人越来越不好招，尤其是女工。即便招到，有时也留不住。

有工人才能有订单。去年11月，歌尔厂房抢先修好，抢了4条Airpods产线。眼看就要扩张，但女工越来越少，到了年底两万工人，一半都是男工。早上巡视生产线，有男工把脚抬到桌子上。苹果公司派人来一看，人没招够，立马掉头去了立讯，后者拿走了大头。

富士康工厂门口，骑着摩托下班的工人。

2019年11月20日，越南第十四届国会第八次会议在河内市国会会堂通过了《劳动法（修正案）》：允许越南的劳工自由成立和加入工会。越南政府此次修法，源于此前与美国和欧盟签署的多份贸易协议。一方面，此法首次赋予越南劳工自由成立和加入工会的权利，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另一方面，这也加剧了当地频发的罢工问题，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影响尤甚，其中不乏中资企业。

首先，很可能由于越南以前是法国费用殖民地，受法国文化熏陶，大多数越南人都比较懒散和随意。尽管老张对此心理早有准备，但从开厂招聘一开始就令他啼笑皆非。

正式开厂后，老张需要在当地找一个能够搭建IT基础架构的，人事部的招聘广告已打出去很久，合适的人却一直没有找到。

一天周五，人事部告诉老张有份简历可以看看。应聘者名叫阮山。简历上显示：阮山，电脑教师，大学计算机专业，无搭建IT基础架构经验，无工厂工作经验。但是，招聘广告打了这么久以来，他是唯一专业勉强算对口的，好歹也见见吧。

打通阮山电话，他英语说得还可以，问过一些基本情况，约了下周一下午2点面试。

周一吃午饭，老张准备了一份试卷和一些问题，郑重其事，静待阮山来临。2点到了，不见人影，一刻钟后人还没来，可能堵车，或有其他原因吧，继续等等吧。2点半了，人呢？打他电话，第一次没接，再打，很久才接通。问他为什么还没到，他说：“噢，对不起，我忘记今天有个面试了。”

忘记了？这种状况，老张听着有点懵了。

接下来的问题老张简直感觉有些自取其辱了：“那现在可以马上赶过来吗？”

“对不起，我和朋友在外面，不能过来。”

“那什么时候有空再约？”如此低声下气，老张开始怀疑自己的人格。

“我再给你电话吧！”阮山先生说完淡定地挂掉了电话。

“天啊，这究竟是我面试他还是他面试我？这个拽得有些过分了吧？”老张在电话另一头，惊讶地不敢相信。

老张对阮山已不抱希望，通知人事部再找。

出乎意料，到了周三，阮山主动打了老张的电话，说他周四有空，想过来面试。老张想，见见也好吧，于是约了上午9点。

次日上午，老张如约等到9点钟，阮山先生还是没来。如果说上次这家伙是放了鸽子，老张感觉这次要被放飞机了。于是只好摇头苦笑，也懒得打电话问他了。

快到10点，突然有人敲办公室的门，一看，跟简历上的照片很像，是阮山。

老张问他为什么迟到那么久，他说：“女朋友的摩托车坏了，我要先载她去上班再来面试。”

“你不会让她打个车去上班，你准时来面试吗？”

阮山居然很错愕地看着老张说：“我当然是要先载她去上班再来面试啦，为什么要她打车？”仿佛像在质问：你没谈过恋爱吗?

看来这事儿，是谈不拢了。

但最终，老张还是决定给阮山offer，他的专业和技能还算符合要求，主要也是实在找不到人了，虽然可能不好管，但想想，一个对女朋友好的男人做事情总不会太差吧。

听了阮山的故事，人事部的同事大笑着说：“越南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阮山算好的了，你约了2次就能见到他，其他部门有约5次还见不到人的。”

虽然听完同事一席谈，老张觉得好像有了心理准备，但没想到，越南人的那种“不靠谱”是深入骨髓的，老张必须甩掉那个正常的中国人头脑，用他们的“法式”头脑思考和理解问题：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赚钱或者跟客户打好关系，那是次要的。

有一次中午下班后老张想买包烟，便去了公司附近的小卖部，那时约是12点10分。没想到小卖部老板白了他一眼说：“我要睡觉了，你下午2点半再来吧。”

“老板，你卖包烟给我不就1分钟的事情吗，卖了再去睡觉也可以吧？”

“你下午2点半之后再来吧，现在我必须睡午觉了。”

还有一次，老张早上到车间视察，一条准备开工的生产线30几个工人，却有一半的人没来上班。老张查了一下请假记录，没有人提前请假，早上也没人打电话请假。人事部主动打电话去问，才知道，那10多个人都去喝喜酒了，“喝完喜酒就回来上班”。

越南人根本就不怕你开除他，相反，动不动他们就去劳工局告你。

去年夏天，发现两名员工坐在门口偷懒，也不拉闸，任由机器在身后轰隆隆作响。这已不是第一次被发现了，索性裁掉了人，结果被这两人给告了。劳动局来了，赔钱是小事，关键是“开了个坏头，其他人都学会了”，后来一打听，两名员工都曾经在台资企业待过。

经过这件事以后，老张开始把这些越南员工分为两类:去外资企业或台资打过工的和没去过的。再招人的时候，一律优先聘用没去过的员工。

老张，经常叹息，在中国的工厂，中国工人上进又肯加班，可以日夜班交替运转，除去吃饭时间，工厂一天最多可以运行22个小时。但在越南，工人们根本不愿意加班，也不愿意上夜班，工厂只能运行8个小时。每天注册差14个小时的工作时长，让中越投资回报率的差别显而易见，于是股东们开始施压。

在越南，处理加班和上夜班的事情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即使完全按劳动法加班、上夜班、支付加班工资和夜班津贴，工人们也不一定愿意。越南人不是善男信女，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在他们那里只是一个传说，他们大多数人重视自己的生活多于工作，且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意见。

越南修改了《劳动法》和可自由成立工会以后，工人的罢工就越来越成家常便饭，动不动就罢工，严重影响生产。

于是，老张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股东的压力下，老张决定先放放风声，说工厂即将要加班和上夜班，试探工人们的反应。

工厂的管理层是中国人，工人是越南人，如何将风声放出去，并将真实的反馈信息收回来，是首要的问题。因此深圳，必须找到一个即让工厂信任、又让工人们信任的人。

这个人就是阿丹。阿丹是个中年越南妇女，曾在台资工厂工作多年，会说流利的汉语，以前的工作，她收入还算不错，建了房子，还让小孩上了大学，因此对中国人比较感恩。同时，因为阿丹会把以前学到的技能和管理经验分享给她的同胞们，因此她也很受越南工人敬重。

老张找阿丹谈话，说明利害——若不加班，效率上不去，股东们可能会关掉工厂，工人全部失业。阿丹承诺将亲自去游说同事们同意加班和上夜班，还安排了她下属的“拉长”们一起行动。

接下来的几天，老张观察到，工人们无论工作时还是吃饭时，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两周之后，阿丹带来了调查结果：全厂400多名工人，基本上都了解过了，99%的工人都不愿意上夜班，多给钱、有夜班津贴也不行，一旦要上夜班，就集体罢工；至于加班，有25%的人愿意，25%的人不愿意，剩下的人不置可否。

“加班应该是可以谈的。” 阿丹总结说。

“摸底”之后，公司出了一份通告：工人自愿加班，提前1小时上班，推迟1小时下班，每天多出2小时，加班工资按劳动法规定计算。

通告一出，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原来那一半不置可否的工人，站到了反对阵营。工会通知管理层：下周一开始罢工，直到管理层作出改善。

于是老张约工会的人来谈判，坚持要加班2小时，工会则坚持要管理层作出改善，双方争辩得面红耳赤。僵持不下之际，阿丹出面做了和事佬，让老张和工会各退一步：每天加班1个半小时——早上加班半小时，7点半上班，下午加班1小时。

双方竟然都接受了。

谈判结束，老张在办公室里满面春风，一点也没有谈判失败的沮丧。

“我了解越南人的性格，无论加班2个小时、1个半小时甚至1个小时，越南人都是会发起罢工行动的。“

”我的底线是加班1个半小时，所以在通告里说要求加班2小时，就有了谈判空间。了解了越南人，其实越南人也挺好商量的，妥协一点点就好了。”老张坐在沙发上得意地说。

“你是不是跟阿丹商量好，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你说呢？”老张狡黠地笑了。

结语：

其实越南罢工频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越南工人罢工是基于对低工资、长工时和威权的管理的不满。越南每年工资调整追不上物价上涨，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又尽可能的压低工资。越南普遍是6天工作，旺季赶着出货时加班时间又容易过长，长工时和低工资很容易酿成罢工。与此同时，工厂的管理方式通常是从中国内地直接原封不动搬到越南，也就是一套动辄痛骂的权威式管理，但越南人普遍不太吃这一套。

而且当地劳工有很强的工会意识，早期越南工厂的罢工不断，越南就是因为管理层不理会工会的意见以及劳工的不满，劳工才会以罢工为手段争取权益。投资者应该学会与当地政府和工会沟通，来避免突如其来的停工所造成的损失。

此外，越南早先通过的《劳动法（修正案）》也认可了劳工过往自行成立的代表性组织。与此同时，该劳动法修订案还涉及劳动标准、雇佣者组织的权益和责任、国家对劳务的管理、男性与女性的退休年龄延迟等等。

在新法下，越南劳工的每日工作时间不可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48小时。每天加班时数不得超过正常工时的50%，每个月累积加班时数不得超过30小时，平时加班1.5倍工资，夜间及及周末加班是2倍工资。法定节假日是3倍。

修改的劳工法例之后，也将势必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增长。对于境外投资者而言，他们定将重新考量，甚至加速工厂往东南亚其他地方转移，来维持自身的竞争力。

但归根结底，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单靠以低廉劳动力来压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力的老套路，终归会掉入忙于搬迁的死循环。

到今天，大陆的成本仍然在不断上升，我们现在在往东南亚其它地方去搬。几十年以后，我们只有往非洲去搬，接下来没地方可搬了。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逃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