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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一开始是借鉴哪个国家(常见的税收政策有哪些?)


姜跃生/文 进一步加快税制改革,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已成为社会共识。如何把握中国税改的原则,进而制定路线图和实施方案,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结合近年来对美国税改的观察和分析,笔者认为应适应时代变化和国际潮流,我国应加快推进税制结构创新。


经济的全球化、数字化,企业商务模式的创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使传统的税制理论和税制结构受到重大冲击,逐步失灵和失效新形势呼唤着新理论和新税制。传统的所得税制因对投资和储蓄形成歧视而广受诟病。2008年,OECD在《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报告中,将企业的所得税列为对经济增长最具危害的税种,建议将企业所得税转变为对经济更少扭曲作用的消费型税收。经济学家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资本在经济中流动性最大,对高税率最敏感,劳动次之,消费具有本地化,资产相对难移动。对资本征税越多,它就会把税收负担转移到劳动者身上。从长期来看,劳动者成为公司所得税的最终承担者。2018年1月12日,OECD发布的新的研究表明,至少30%到70%的公司所得税负担以低工资形式转移到劳动者身上。


与此相呼应,近十年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若干税改方案中,除个人所得税集中于降低税率、减少级距、简化扣除项目外,主要围绕着企业所得税转向消费型展开。主要内容有: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到20%左右;二是对现金流量征税,取消各类税收优惠,限制利息列支,消除对股息的重复征税,对投资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一次性进成本;三是条件成熟时,实施目的地税,对出口的货物与劳务免抵退企业所得税,对进口商品与劳务的成本,不得在进口企业成本中扣除。这份方案亦称“蓝图计划”,由共和党人、众议长瑞恩等提出,除上述内容以外,主要内容还包括:由全球征税转变为属地征税,外国分回的股息不在美国纳税,以目的地为基础征税,实现美国公司所得税的边境调节功能。这份报告是美国共和党人10多年来税改方案的集大成者,也是试图对公司所得税进行结构性改革的较为激进的方案。特朗普税改除了没有采纳目的地税之外,其他不过是此前各类重点方案的拼凑和翻版。


(一)将企业的工资薪金列入增值税的进项扣除


要破除增值税是价外税,工资薪金不宜作为进项扣除的西方传统说教。美国税改方案中典型的消费型所得税,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所得税,而是类似增值税,多了一个工资薪金扣除的增值税。传统的增值税要向消费型所得税靠拢,互相贯通,成为类似消费型所得税的增值税,就必须将工资薪金作为进项扣除,为最终两税合一创造条件。与普惠式的降增值税税率相比,将工资薪金作为进项扣除更能体现结构性调整的要求,对解决就业作用甚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利,对进项少税负高的高附加值的劳动聚集型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现代生产服务业企业则更为有利。进项扣除的工资薪金范围可以先限定于交纳社保费的工资薪金,这样做既规模可控、稳妥推进,同时有利于调动企业缴纳社保费的积极性。工资薪金作为进项扣除的另一大优势在于既促进了出口,又不违反WTO出口商品和劳务可以退还国内进项、以零税率进入国际市场的国际规则,用好这一优势对促进中国企业出口至关重要。由此可见,思维上的一点突破,技术上的一点调整,就能通过税收杠杆作用的发挥,带来全局上的收益和战略上的主动。


(二)制定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特朗普税改将联邦公司税税率由35%下调到21%,加上各州附加平均达到24.91%,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与美国等OECD国家基本持平。企业所得税税率是否应下调,要统筹兼顾,结合平衡,多重考量:美国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降为21%,理论上下降很多,但实际上是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税率每降一个点需要减税100亿美元,14个点需要1400亿美元,但最终减税600亿美元,800亿美元差额都是靠取消各类税收优惠消化的,根据适用美国C型公司(不含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S型企业等中小企业)的54项公司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不含资产折旧、存货处理、外国所得递延纳税)来进行分析测算,每年减免的税额达766亿美元,取消这些优惠就可以使美国的联邦公司所得税率由35%下降为28.5%。如按美国财政部的测算,公司所得税的优惠项目达86个,国会联合税收委员会则认为优惠项目超过100个。如果按这些更宽的口径来计算,取消优惠降税率的力度可以更大。


税改的结果是大量的企业实际税负上升,真正税负下降明显的是享受新增投资一次性进成本的企业。我国所得税税收优惠面广量大,实际税负应较美国相同类型的企业为低。另据美国税收基金会2017年3月发布的报告披露,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G20国家的税负测算结果是:2017年度有效公司税率,美国为29%,中国为19.1%;边际有效公司税率,美国为18.6%,中国为10%。这次特朗普税改600亿美元的所得税减税额,可以减少中美两国的实际税率差距,但不可能将两者拉平。再则,减税率是普惠式地增加企业税后利润,企业不管是否新增投资均可享受,造成企业新增投资的动力还不足,而新增投资一次性进成本指向明、优惠大,企业有新增才有优惠,甚至可以当年度或若干年少交税甚至不交税。在税改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新增投资促进新设备新技术的运用,促进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人工资的指向下,一次性进成本应放在比降税率更优先的选择上。根据GavinEkins在《一次性进成本是联邦政府对美国经济的最好投资》一文中的观点,减税率只增加企业税后利润,企业不一定会新增投资,而一次性进成本的政策要享受,必须有新增投资;一次性进成本也比给予特定行业的优惠要好,没有厚薄之分,没有输赢之选;一次性进成本适用在美国的所有新增投资,相当于美国政府投资指数基金,成为与美国企业的共同投资者,共享输赢,实现共赢;一次性进成本相当于在减税率的基础上,再减一次税率,促进投资的效果大。为支持资本密集型、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作者建议创办初期对纳税所得额没有或很少的企业,退还其新购设备中包含的所得税,帮助企业尽快获得现金流。


(三)优先推出新增投资一次性进成本的措施


这一政策是减少歧视、促进投资的有效手段,是所得税向消费型转型的关键环节,也是近10年来美国各种税改方案中共识最强的内容之一。降税率加新增投资一次性进成本成为所得税改革的黄金搭配,也是特朗普税改中最具吸引力的政策组合。在美国的各类税改方案中,新增投资一次性进成本有三种口径:一种是宽口径,除土地之外的所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都可以。以2016年众议院议长瑞恩的“蓝图计划”为集中代表。二是中口径,除有形资产外,还可以纳入一些技术类的无形资产。三是窄口径,以特朗普的税改为标志,仅对年限20年以下的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适用。特朗普税改允许企业在这一问题上作出选择:要么购买的机器设备一次性进成本,但贷款购买所发生的利息不允许税前列支,要么贷款利息可以税前列支,但贷款购买的机器设备只能按规定的年限进行折旧。与此相配套,特朗普税改对利息的列支进行全面限制,规定只能是企业息税摊销前利润的30%以内。OECD对美国税改一次性进成本的政策评估中,给予高度肯定,并建议这一政策永久化。目前,我国仅推出一次性购买的机器器具500万元以下的可以一次性进成本,比较慎重,力度不足,对这一措施在促进投资、促进所得税制转型上的意义和作用还认识不到位。根据JackMintz和PhilipBazel在报告《税改对美国竞争力的影响》中的观点:特朗普税改前,新增投资的有效税率分别为:美国,制造业24.5%,劳务28.6%,综合27.3%;OECD国家的平均数为,制造业18.9%,劳务19.2%,综合19.2%;中国,制造业28.7%,劳务24%,综合26%。这一报告研究新增投资有效税率时,并未局限于公司所得税(税率、固定资产及存货的处理),还涉及资产购置、处理中涉及的其他税种。我国实际税率较高,固定资产没有一次性进成本是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后期,规定新购固定资产第一年可将50%的价值进成本,其余按规定年限折旧,这一规定就将美国制造业新增投资的实际税率从32.1%下降为24.5%。


为此,这一问题在下一步的税改中应分步进行处理:一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用未分配利润转国内投资的,除实行预提税的递延纳税外,还应率先试行用未分配利润购买机器设备一次性进成本,不受500万元的限制。二是适时将这一政策扩大到所有新增投资,并对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国家重点支持范围的技术类无形资产试行一次性摊销进成本。三是在路径的选择上,除一次性进成本的方法外,为减缓一次性进成本对税收收入的冲击,美国许多经济学家提出采用更为中性和稳健的“中性成本回收法”,即在继续采用逐年折旧的旧规定的同时,对每年的剩余折旧额要按当年的利率水平加以调整,以消除通货膨胀对投资回收的影响,最终达到与一次性进成本同样的政策效果。


(四)充分发挥无形资产税收政策的杠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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