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在深圳经济特区40年发展历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章节。在深交所原副总经理、创始人之一禹国刚看来，没有深交所就没有现在蓬勃发展的深圳资本市场。
时间回到1990年12月1日，那天恰逢周六，在位于深圳市红岭路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称“深交所”）里，身着“红马甲”的出市代表和身着“蓝马甲”的工作人员有序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等待着交易所宣布开市。交易所里所有的灯都开着，一切都准备就绪。
筹备创建深交所
那是在1984年春，当时禹国刚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被选派到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留学生之一。
学成归国之后，深圳市委主要领导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张鸿义找到他，想让他“转战”证券市场。原来，他们都看到了国内媒体对《朝日新闻》那篇报道的转载。从此，禹国刚踏入金融证券行业，为深交所的筹办埋下伏笔。
1988年11月，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立，禹国刚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调出，担任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下属的专家小组组长，具体负责深圳资本市场的各项技术支持。为了筹建深交所，从1988年开始的两年时间里，禹国刚和同事们光翻译国外的公司法、证券法等英文资料就达200多万字，写成对应的汉语资料也有30多万字，这些成果最终汇总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这本“蓝宝书”成为深交所成立的奠基石。
从北京回来后，禹国刚又到上海的旧锦江饭店参加了“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会上，上海市邀请了国际知名的证券交易所、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为与会者做关于证券市场知识的普及性介绍。据禹国刚回忆，他当时判定：“目前的上海还处于知识普及阶段，应该不会先于深圳创办交易所的”。当时上海市的常务副市长还亲自带了一批金融干部到深交所筹备组“取经”。
在未得到“准生证”的情况下集中交易
深交所曾经差点“胎死腹中”。
当年，对于股份制、证券市场姓“资”还是姓“社”等问题，一直在争论。“交易所”这个提法很多人也不认可，认为是资本主义，而应改叫“证券市场”。“就这样，深交所"准生证"一直没办下来。”禹国刚说，当时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
但彼时深圳已经出现了股票柜台交易乱象，黑市交易搅乱了深圳股市，这在客观上也亟须深交所的出现。
在深圳经济特区10周年大庆活动后，1990年11月22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带着当时的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鸿义，以及深圳人民银行的几个行长来到深交所筹备组现场办公。与会人员的意见分两派：一派以李灏、张鸿义、禹国刚、王健为代表，主张坚决要开业；另一派坚持没有北京的批准，就不能开业。
李灏听罢，要求禹国刚等人把打手势买卖、上板竞价、电脑操作股票交易先演示一遍。禹国刚等人将各个操作都进行了演示，特别是电脑操作时屏幕上数字的变化让大家大开眼界。于是李灏表态说:“一切都准备好了，为啥不开呀？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开始集中交易。”为了避免今后节外生枝，他最后又一锤定音:“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今后不再开会研究。”
深圳市主要领导坚决拍板，在没有拿到“准生证”的情况下，深圳证券交易所于会议结束一周后的1990年12月1日成立，开始集中交易了。仅18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也开始集中交易了。
“在各方努力下，深交所杀出了一条创建资本市场的‘血路’。”禹国刚感慨地说。在成立之初，深交所就探索实现股票无纸化。1992年至1993年，禹国刚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在他的主持下，深交所开始全面实现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和运作无大堂化。如此一来，不仅降低了发行成本和交易成本，更解决了存在许久的黑市买卖、效率低下、人为操纵等问题，为深交所后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深交所诞生后，不断完善规则，扩大规模，调整结构，实现了从试验性探索到规范发展、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为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本市场支撑，同时也为实体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改革、中小企业成长、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和稳定发挥了强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参考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编：《敢为人先：改革开放广东一千个率先（经济卷）》（上），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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