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是我国第二经济大省，从清朝江苏建省之初到改开前夕，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都是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成为第一经济大省不过40年不到的时间。

江苏取名自“江宁府”（南京）和“苏州府”的首字，代表着两地当时强大的政经实力和历史影响力。自诞生之初，这对分置省内江南区域东西两端的城市，就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恩恩怨怨”。

当初为了分散南京城内强大的衙门力量，解决驻宁衙门数量过多、权力过重的问题，清廷将江苏巡抚迁往苏州，牵制南京的两江总督，开启了江苏“双省会”时代，它的影响至今不消。期间，除了民国时期南京作为首都升格为直辖市，由镇江做了20多年江苏省会以外，宁苏关系（矛盾）就是省内第一矛盾（这里的“矛盾”为哲学术语，指事物对立统一的存在形式和关系）。

改开以后，自古“温柔富贵乡”的江南富裕繁华之地、南方经济中心的南京迎来了长达近30年的失落。很多人说南京衰落、尴尬，主要由于面对省内苏南模式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南京的经济增速一再滞后、失速，经济总量最差时滑落到全省第四位、全国第19名，这种尴尬在互联网时代尤其得到了放大。

2010年前后，面对成都、武汉等强势省会的崛起，它们在省内绝对的中心和领导地位，南京的焦虑不言而喻。2019年2月，江苏机关报《新华日报》推出整版报道《从“你们南京”走向“我们南京”》，文中宣示，“我省积极支持南京提升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这才正式把发展的目光从苏锡常转移到南京。

在江苏内部，有南京、苏州“双子星”的说法，这种说法在江苏提出“省会战略”之后，更加被人们所提及，其中不乏苏州想要在即将到来的“南京时代”保住既有地位的打算。有人可级别能会问：为何一向被视作全国性大城市的省会南京，其GDP不及苏州呢？

40年来南京、苏州GDP全国名次变化

从1978年改开至今，南京和苏州两市的GDP排名走势呈现出一种微妙的负相关——你好我就差，我走高市属你就走低，你顶峰时就是我谷底时，你回落我就崛起……难道同在江苏省的这两座城市，真的是一对“零和博弈”的存在吗？

新时代的“双省会”关系

一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一省省会自然占尽全省优惠，享尽各种政策。不可否认，这在大部分地区都是普遍现象。但是，却出现了相反的特例——江苏。

苏南模式兴起于80年代初期，与很多人认知不同的是，这种经济模式是彻底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它是通过政府审批和政策优惠的方式在短时间内，以最大效率提高经济总量，改善民众生活的经济模式，它的前提就是需要南京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在当时作为省内经济一哥的南京存在众多国有经济，是需要保护和保证的对象，这种看似很好的模式却不能贸然在南京落地，以免造成对南京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威胁，动摇全省根基。

相对来说，首先放开苏锡常的手脚，让土地更为廉价的它们去“摘第一个果子”来“以身试毒”，就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同时，它们更加靠近上海，对外交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在苏锡常放开手脚大干特干的时候，南京应省里要求保护国有资产而小心谨慎。

整个20世纪最后20年，苏南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一路飙升，国家外汇储备的一半以上投入了这片区域的发展，当时广东只是获得了政策上的支持声明，利用与香港靠近的环境自主摸索，而苏南却获得了直接开启经济大飞跃的启动资金。

其中，紧邻上海的苏州首当其冲，前前后后共获得了20多个国家级别的开发区，高居全国第一，“两免三减半”的政策遍及全市各个角落，让省会南京望尘莫及。苏州有全国唯一一个“比特区更特区”的新加坡工业园区。因为要应付如此庞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苏州的耕地红线获得省内特批，全部转移到了苏北地区，从此，苏北获得了全省尤其是苏州农业供应区域的新定位。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产业大转移，“星期六工程师”等现象层出不穷，带着昆山、苏州比翼齐飞。

在网上，南京有一个外号—“徽京”，指南京和安徽走得比较近。有人说，江苏省的实际省会其实是上海，苏州则是实际省会上海的影子，这话不无道理。

江苏、安徽主体功能区规划图

在江苏、安徽两省功能区的规划图上，可以清楚看到：长江南岸，句容、溧水、高淳、金坛、溧阳被设置为限制开发区域，将南京最核心的优化开发区域与镇江、常州的优化开发区域完全隔开，而镇江向东直到苏州，大片的优化开发区域连成一片，直到上海。长江北岸，也只有六合与仪征的重点开发区域之间是连一起的，开发带约6～7公里宽幅。

地理位置上，南京处于江苏省的西南角，如此规划的结果等于将南京从江苏的核心经济版图中隔离了出去。相对应的，镇江直到苏州大片可深度优化开发区域，扬州到南通连续的重点开发地区，都直接与上海对接。

巧合的是，与江苏拥抱上海的格局类似，安徽的重点开发区域：无论是马鞍山、芜湖、安庆的皖南沿江一线，还是滁州、合肥、六安的皖中一线，连续的重点开发地区都直接连到了邻省省会南京。难怪很多人调侃南京升个直辖市，学上海，也做隔壁省份的实际省会。

网上在讨论江苏的“城市战争”时，吐槽南京的理由中总有一条：南京不带省内城市，总是辐射安徽，“徽京实锤”。这种说法与事实正好相反，算是“逆向的事实”，不是“南京不带省内”，而是“省内不带南京”。造成这一事实的，正是江苏自身的布局。

此外，看另一个例子：80年代后期，国家开始大量设置县级市。相比传和统的县，县级南京市在项目审批、财政独立等方面享有更多更大的权限，对于发展县域经济是强大推动力。

彼时，苏州、无锡、常州全部的县都设置为县级市，苏中、苏北地区的地级市代管县多少也有县级市的设置，只有南京和连云港一个县级市都没有设置。这自然对南京代管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负面影响。

如今南京的第一大区—江宁区，正是在2000年江宁县撤县设区，被赋予了县级市的政策权限后，才开始经济腾飞的。而在此之前，始终求县级市而不得的江宁县，GDP在全省县及县级市中排名已经落到20名左右了，这和自古以来这片区域的富庶状况极不相符。

交通方面，苏北的铁路建设一向被诟病。2008年，徐州铁路分局被从济南铁路局划归上海铁路局后，南京市苏北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终于全面开展。在2008年和2009年，现在已建成和在建的主要铁路线、高铁线全面启动规划和推进。

在地图上看这些铁路的布局时，却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苏北铁路两条南下过江的接口，一条连淮扬镇铁路线近距离从南京旁掠过，在镇江连接沪宁铁路向西通往南京，向东通往苏州、上海，另一条沪通铁路实际上并未从南通直接过江通往上海，而是在张家港过江，通过苏州的张家港、常熟、好太仓后通向上海。

江苏构建的苏北铁路网，焦点不在省会南京，而汇聚在苏州，再导向上海。江苏对苏州的偏爱不言而喻，同时也敲定了江苏“双省会”之实。

这样，许多发生在江苏独有的怪事就可以理解了。如中国四大行只在直辖市、省会和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设置省一级分行，却只有江苏省在设于南京的江苏一级分行之外，还在地级市苏州设置了省一级的苏州分行，直属于北京的四大行总部，不归江苏省分行管。全国只此一例，再无分号。

再如，设在南京的省属国企税收不进入省会财政，而是由省直接征收，全国也独此一例……江苏是多不喜欢这个省会。

这个局面，其实在苏南模式开展的同时就已经形成。苏南模式一方面是借助上海的资源辐射实现县域工业化，另一方面也融入上海的产业结国企构，承接上海产业链下游的加工部分。而新苏南模式更是与浦东大开发相对接，吸引进入上海的国际资本以上海总部、苏州工厂的模式落地。换言之，就是一切围绕上海配套。

苏锡常地区（特别是苏州）因为与上海的近邻关系，选择这样的发展路径非常正确。但问题在于，当苏锡常的发展成为集中江苏省一切优势资源的全省战略，并成为路径依赖后，就形成了牺牲全省，源源不断供给为上海做配套的苏南地区的局面。排除在这个格局之外的南京，虽然顶着省会的头衔，被“边缘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级别

而在这一格局下，埋藏着难以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长期以来的经验，上海对外的经济辐射到无锡基本已被吸收殆尽，常州市区成为上海辐射最末的影响区域，已然微乎其微。这导致了苏南三市的GDP以苏州、无锡、常州的顺序，依照与上海的距离依次递减。常州尚且和吸收乏力，镇江、扬州即使努力向东发展，试图更加接近上海以接受上海的经济辐射，但事实上什么也接不到。而到广大的苏北地区，形势更加堪忧。

另一方面，因为江苏省在与上海的长期融合中占据的是产业链下游的加工位置，就造成了畸高的GDP之下全省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不成比例的低下状况，尤其是苏中苏北地区，形成地区收入与基础设施开发程度的倒挂现象。

以2017年为例，江苏的GDP为广东的95.57%，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广东的72.22%。同时，江苏的GDP是浙江的165.9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只有浙江的14哪个0.81%。

至于居民收入，只要对比一下同在长三角的浙国企江就一目了然。以江苏盐城和浙江嘉兴为例，盐城GDP虽有5000多亿，但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却不敌GDP只有4000多亿的嘉兴，这一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地缘关系注定了南京的地位高于苏州

虽然南京位于江苏西南一隅，但这是人为设定的结果。假如视野并不仅仅局限在江苏一省的行政范围内，而是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南京位置的无与伦比。

长江在流过九江后，就进入了传统中国最为富庶的长江下游平原地区，在这块以淮河、大别山、皖南和浙西山地、东海为边界的整块平原地区，地理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板块：江南丘陵台地、苏皖沿江平原、里下河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南京刚好是这四个板块的焦点地区，并位于整块地区的正中位置。自古以来，南京有“江南第一州”之称，与这种位置息息相关。

同时，南京还是中国最大的东西交通通道长江与南北向的最重要铁路通道京沪铁路的交叉点，这使得南京天然成为国家区域中心和交通枢纽，从而得到最大的发展腹地和影响范围。因此，南京自古以来就是控扼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核心。南京能够成为六朝、明朝等十多朝定都之地和清朝两江总督驻地等非京城时期的地区首府，着眼均在于此。在南京修“米字”铁路网，也是整省属个区域中效率最高的。

相比之下，苏州在上海崛起之前，是太湖平原地区的核心。但此后，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一举取市属代了苏州太湖平原经济中心的位置，并成为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经济中心，苏州的地位在这个膨胀到如太阳般的光芒中心旁瞬间变得如萤火般黯然失南京市色。

地缘关系决定了南京的地位会高于苏州，这是天平最终倒向南京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有一个概念需要做一个辨析，即从开篇开始谈南京与苏州至今，谈的其实是两个“地级市”南京和苏州。

而地级市，却不能简单的和“城市”划等号。在我国，一个地级市常包括一个中心城市的市辖区和周边的代管县、县级市等县级单位，换言之，地级市实际上是一个中心城市和一群周边中小城市的集合体。而人们一般所说的城市，是指中心城市或县级市本身。

如果回到城市这个概念的本质，就会发现一个事实：虽然地级市层面上南京的GDP曾经跌到全省第三甚至第四，但从城市的角度出发，南京城一直是江苏省最大也是最强的城市，哪怕在落魄的苏南模式时代也不例外。

一直被用来做比较的双子星南京和苏州，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南京是一个强中心城市加上周边被限制开发的县域，而拥有县级市“四大天王”（昆山、常熟、张家港、太仓）的苏州，实际上是县域充分开发后形成的一大四小弱中心城市集团（事实上，苏州超过一半的GDP来自于这四个代管县级市，吴江撤县级市设区之前县级市占比更大）。

若是比较GDP这种加总数据，自然是苏州占尽优势，但比起城市功能和能量，无疑南京优势明显哪个。而南京的地缘优势，以百年为单位的积累，又加强了自己的城市能量，在科教文卫商业交通等各方面比苏州有着相当大的优势。因此，虽然地级市GDP还没进入前十，但在全国强市的综合实力PK中，江苏顶在前面的一直是南京。

比如，在双一流大学、学科评选中，南京的成绩暂时终结了谁是中国高教第三城的争论；科研实力第三目前尚无能挑战的敌手，最新世界自然科学机构的科研城市排名，南京位列全国第三，世界第九；南京的商业发达程度在福布斯最佳商业城市的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南京拥有的大城市资质和丰富的科教、金融、人才资源，以及自成中心的市场腹地，完全避开了像苏州那样需要和上海“贴身肉搏”的尴尬处境。

于是，在一系列指向未来的新经济指标中，南京也崭露头角，呈现出更大的潜力。比如，在省属上市公司市值和独角兽企业的发展状况上，南京就明显优于苏州。在人才吸好引力指数上，南京也仅次于北上广深杭，位居全国第六。信息产业和新兴互联网、大数据、软件、智能机器等南京均占江苏半壁江山以上，“江南佳丽地”正在重新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