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税制的演变趋势是简化，目的是为了方便征收，减少官员从中牟利的现象。唐朝的两利弊税法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分夏、秋两季征收，这不仅能够减少税收种类，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税收征收的时间，是地方官员无法在其他时间向民众随意征收赋税，所以两税法带来的不仅是税收额的增加，也从制度上减少了官员腐败。

唐朝中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和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农民手中的可耕种地逐渐减少，农民为了躲避国家税收，都潜藏进了大地主名下，成为依附农，这些直接导致国家控制的户口大幅减少，税收也相应减少。为了增加赋税，杨炎推行两税法，重新核查土地，于是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推行。两税法推行的结果是唐朝中央政府的税收大幅增加，商人也成为纳税对象。

多重弊端引起的税制改革

1.土地兼并和百姓失地

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来看，王朝中后期总是会出现一对难以解决的矛盾，即土地兼并和政府税收减少的问题，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在藩镇割据之后，百姓流离失所，大地主阶层乘机巧取豪夺，一种方式是凭借武力强行从农民手中圈地，或者占领无主荒地；另一种方式是以满足农民生活为条件，将农民变成自己的依附农。通过这两种主要的方法，农民丧失了大片土地，而大地主们则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了大量土地。

《新唐书》记载了唐朝安史之乱后，农民们的土地现状，"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 不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造成这种现状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土地兼并，所以唐朝政府必须改变土地兼并的现状，否则，不仅国家的税收会减少，还会导致民众起义，危及中央政权的稳定。

2.五花八门的征税制度

《旧唐书》对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各地赋税制度有记载："元至德(公元756年)之后，天下兵起，始 以兵役，因之饥病，征求运输，百役并作，人口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数四，而莫相统摄，于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的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从《旧唐书》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出官员中饱私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且屡禁不止。

《旧唐书》还记载："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盖得非当时之实。"

所以当时的唐朝政府在混乱之际，上到户部，下到州县官僚都在想方设法地攫取利益，户部这样可以制定国家政策的部门，则开启制度性腐败，公开的向百姓征税，官员这种执行者则在执行过程中假公济私。针对这种现象，唐朝中央政府不得不明确税收的征收时间和具体内容，以防止官员随时牟利。

3.租庸调制的弊端

唐朝前期的赋税制度继承的是隋朝的制度，并对隋朝租调制进行了相关的改革，形成了唐朝特有的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明确规定了百姓的纳税额谈谈：每个男丁每年向国家纳粟2石，称作"租"；纳绢或绫2丈、棉3两，不产棉地区纳布2丈5尺、麻3斤，称作"调"；每丁每年税法服徭役20日，不愿服役者可纳绢或布等实物替代，称为"庸"，也叫做"输庸代役"。国家需要增加徭役时，加役15天，可免调，加役30天，租调全免。

从唐朝早期实行的租庸调制可以看出，这种制度是以人丁为征税基础，它最大的弊端在于百姓很容易隐瞒人口，再加上唐朝中期的战乱，导致成年男丁战死，国家的纳税主体因此大幅减少，所以国家的税收就会相应减少。租庸调制的这种弊端就成了杨炎改革的动力，为此两税法施行后，就废除了以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改成以资产多寡为征税的依据，依据此法，富者多征，贫者少征。

两税法：简化种类，增加税收

1.颁布诏书，推行两税法

为了解决唐朝社会的种种矛盾，消除战争后遗症，宰相杨炎在780年推行两税法（以资产征税，不以人丁征税）。《旧唐书》规定了两税法的内容："凡百役之费，一钱之用，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现)居为簿。人无巾丁，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俗有不便者征之。其租庸杂摇悉省。"由此可见，两税法的主体不仅明确，而且因为以现居地为主，所以可以避免权力交叉现象。

杨炎的两税法内容上奏给唐德宗之后，780年，唐德宗下诏："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繁多，今后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自此，两税法正式成为唐朝中后期到宋朝初年的税收制度。781年，杨炎被卢杞陷害，死于崖州，好在作为杨炎心血的两税法没有中途夭折，反而保存了下来。

2.两税法的特殊性

两税法之所以被后世沿用是具有其特殊性的，这种特殊性正好适应了当时唐朝统治者的征税需要，以财产收税则适应了不同民众的生活水平，即所谓的"富者多征，贫者少征"。两税法实行之后，虽然遭遇重重阻力，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但是唐德宗力排众议，坚持推行两税法，所以两税法才得以展示出其特殊性。

第一点特殊性在于简化了税制。唐朝以前的税制非常复杂，尤其是汉朝，囊括了口赋、算赋、献费、算缗和徭役等，内容十分庞杂，几乎一年到头都要交税，这就容易给民众留下重而多税的印象。

然而，两税法则不同，取消了租庸调及各项杂税，只保留户税和地税，不分主客，一律以现居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征收时间分为夏秋两季，夏税以六月为限，秋税以十一月为期。商认识人也要纳税，不定居的商人按其资产征收税三十分之一，后改为十分之一；

第二点特殊性在于量出制入的财政思想，即政府先预算全年开支，以确定赋税的总额，然后分摊各州；三是以户等高低征钱，依据财产多少划分户等，共九等，户等高则出钱多；四是地税按亩征收谷物，田多多征，田少少征，无田不征。这种"量出制入"的思想与过去毫无节制的征税完全不同，它可以看作是我国财政史一个里程碑，征税有限度，而这个限度就是政府和宫廷的支出。

第三点特殊性就在于两税法以资产为征收对象，这在过去是很难办到的。一方面，资产的核查十分难以做到，尤其是家大业大的商人群体，根本无法彻底清查商人的全部财产，所以难以以资产进行征税两税；另一方面，自魏晋以来，门阀士族的力量十分强大，不仅身居庙堂，而且插手地方事务，所以政府无法对这些实力强劲的门阀进行财产征税，而且往往这些人还有免税权。但是安史之乱后，这些门阀势力衰落，大地主也无所依靠，不得不依法纳税。

《通典》记载："就中浮寄，乃五分之二，得客户三十万。"由此可知，安史之乱后，一些新兴起的大地主丧失依靠后也需要纳税，国家的纳税户因此增加。《唐会要》记载："通天下之财，而计其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而盐利过半。"所以两税法实行之后，唐朝的税收大幅增加，是两税法实行前的两倍半。

总结

杨炎的两税法是唐朝中后期的又一次税制改革，它吸取了租庸调制的弊端，改为以财产标准进行征税。从历史来看，对两税法的实行既有批评也有赞扬。杜佑在《通典》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收入公税倍增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你对，贪冒之吏，莫得坐奸，狡猾之氓，皆没其籍。"所以他最后总结认为两税法"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两税法最大的批评者是陆贽。陆贽批判两税法以资产征税的标准，又批评其以货币形式进行征税的方法，他的种种批评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唐德宗推行两税法的决心。

两税从唐朝开始，期间经历宋、元、明三朝，最终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唐朝特色的两税法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两税法所开启的简化税制之路依然在进行之中，而且两税法的很多内容，比如货币征税，财产征税标准等都影响了后世。

参考文献:

1. 《旧唐书》

2. 《唐会要》

3. 《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