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安富建
“超生游击队”的紧箍咒，拆下来了。
如今，社会抚养费——民间习惯称为超生“罚款”，正式废除。自今年5月31日，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消息发布之后，社会抚养费堪称最强有力的支持政策。
社会抚养费的废除不仅事关生育政策，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一项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继2006年农业税取消后，这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收取，并一度成为成为乡政府和村委会的主要经济来源的费用，就此彻底划上句号。
据《财健道》查阅推算，1980-2021的30年间，中国父母共因“超生”缴纳罚款至少达6004.725亿，约等于A股迈瑞医疗的市值，贡献了一个“药茅”。
01
过去30年
“超生”父母交了多少钱？
社会抚养费的惩罚性不言而喻，以征收额度大而闻名，一般人往往避之不及。以张艺谋2014年那张“中国社会抚养费第一单”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单为例，我们可直观感受抚养费征收标准之高。
张艺谋分别于2001年、2004年和2006年非婚生育三个孩子，共缴纳计划外生育费及社会抚养费超748万元。
2000年，张艺谋实际收入为2760元，低于当年无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03元，应按后者的3倍征缴，即8603元×3=25809元;
2003年，张艺谋实际收入约106万元，应按基本标准11647元的8倍征缴，同时对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还要以2倍征缴，即11647元×8 (1060000元-11647元)×2=2189882元;
2005年，张艺谋实际收入约251万元，应按基本标准16005元的8倍征缴，同时对其超出人均可支配收入部分还要以2倍征缴，即16005元×8 (2510000元-16005元)×2=5116030元。
张艺谋的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然而全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却从来都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人能说清到底收了多少。
首次揭开这笔巨额费用面纱一角之时，在2013年。
2013年7月，浙江律师吴有水向31个省市申请社会抚养费相关信息公开，24个省份陆续公开了2012年度社会抚养费征缴总额，总计超过200亿元。
同年，14位女律师致信申请信息公开，国家审计署发文于9月2日首次明确表示，对社会抚养费的关注度不够，近年未组织过全面审计，也未能全面掌握这些资金的底数以及相关惠民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
之后，审计署还是公布了9省市下属45县社会抚养费的审计调查结果。据学者杨支柱估算，根据9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全国31个省市每年征收的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
这笔巨款收费的数量“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是，实际违法生育人数，缺少最关键、最核心的基础数据，同时各地征收模式、征收标准、利益分配模式存在差异。2002年实施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以当地居民年人均收入为参考基准，结合当事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超生的情节，确定征收数额。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按照上一年度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核定基数，各省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从1倍到10倍之间，悬殊非常大，而且同一个省份内，征收标准也存在很大差异。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比如，山东按照上一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3-4倍征收社会抚养费，北京为3-10倍，河南为3倍，广东为3-6倍，四川为6-8倍，上海为3-6倍，陕西为3-6倍，浙江为2-4倍，安徽为5倍。
据此，学者杨志勇按照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罚款的最低倍数，即３倍，详细推算出1997-2012年（共16年）间，我国政府共收取3202.52亿元社会抚养费。这一数据涵盖了从社会抚养费制度确立的1997年，到“单独二孩”政策启动的前一年2012年截止。
从超生罚款到社会抚养费30年（1980-2021），以学者杨志勇得出的1997-2012年社会抚养费每年的平均值，《财健道》推算出我国共计收取社会抚养费至少达6004.725亿。若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按实际超生人口计算，这一数据可能高达2万亿元以上。
不止收入数量不明，社会抚养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变身”部分乡镇政府甚至村委会的“小金库”。根据《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社会抚养费须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但地方上截留现象严重，乡镇截留下来的资金用来填补财政窟窿，甚至在过去用于个人挥霍。
02
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背后
老龄化加剧成为全社会难题
随着社会抚养费的收支相关负面新闻曝出，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日益加剧，社会上有关社会抚养费存废的问题争议从未间断。全国两会上也多次有代表提案“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
在过去，存在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与人口结构老龄化如何平衡，成为政策制定者长期思考的难题。目前看来，人口结构老龄化已经到了不能回避的阶段。
▲ 中国人口结构对比（2021年和1990年）图片来源：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数据来源：国际数据库等
参照1990年、2021年中国人口金字塔模型，可以明显发现，相较于1990年，2021年的金字塔形态发生改变。处于金字塔底部的年轻人口大幅减少，中老年人口则显著增多。
按照国际通用的老龄化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了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占7%。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报告预测，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向老龄社会更进一步。
另外一组常见人口老龄化数据对比——中国、日报、印度，也反映了中国人口结构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及我们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据2017年数据显示，印度65岁以上人口占仅5.99%，而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在10.64%，日本以27.05%的惊人占比成为世界第一老龄化国家。
在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生育政策终于走到了今天。社会抚养费被废除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它作为三孩政策的配套措施而提出，而且正式宣告我国限制生育的政策转为支持积极生育的政策。
然而，积极的生育政策却与当下消极的生育意愿形成强烈反差。随着近年来生育政策的放开，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并未发生预期的转变。高昂的教育、医疗及住房问题，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于是，中国的年轻一代普遍不愿生、不敢生。
或许，社会抚养费的废除既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预示着新的篇章正在开启。真正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解决我国人口低出生率的问题，社会抚养费之外，医疗、教育、托育、社保、税收等方面均有较大操作空间，尽管任重道远，但仍需要我们葆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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