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税务局吴春生(淮南市税务局局长戴长胜简历)

王振忠摄

近数十年来，中国各地的民间文献层出迭现，其中，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庞大、历时长久、内容丰富而独具特色。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徽州文书的相关资料陆续刊印出版，与此同时，在田野乡间仍然不时发现一些新的珍稀文献。不过，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徽州文书的利用与研究，还远远赶不上文书披露和出版的速度。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长年奔走于徽州乡间，在实地考察的同时，陆续收集到一些珍贵的民间文献。在此过程中，经眼过无数的徽州文书。此外，在多次的海外访学中，也非常注意佚存各处的徽州文献。近来，因大疫当前，田野调查与海外游历几乎无法展开。困居陋室，遂陆续整理此前收集的各类文献，亦较为系统地阅读新近出版的史料，深感徽州文书内容之丰富，可谓无微不至，这些一手文献，对于推进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理应做出更为独特的学术贡献。由于经眼的一些文书颇为稀见，再加上部分文书之书写较不规范，故标点、誊录此类资料，或许也有助于更多学者进一步认识徽州文书之重要性，以便更好地加以利用。有鉴于此，本人将根据研读公私收藏所得，或纯粹标点、整理史料，或作初步的简单札记，点明各类文献之学术价值，为将来进一步的综合性探讨奠定史料基础。此一系列将以“徽州文献知见录”为题陆续发表，以就教于学界同好。

1、徽州文献中的“档”

在通俗常言中，“文书档案”经常连用。其中，“档案”一词之来源，学界通常认为源自明末清初，主要典籍依据是康熙年间杨宾所著《柳边纪略》中的记载：

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之谓“牌子”、“档子”矣。

这是迄今所见关于“档案”一词来源的最早记录。它的意思是说，在东北，使用过的木牌文书存储到较多数量时，就将之用皮条穿起，“挂壁若档”（“档”之原意是有框格的木架，一格为一档），加以分类整理和保存。至于“案”，则是指保存下来作为资料、证据的文书。“档案”二者连称，也就是指办理完毕、存储档架的文书案卷。

在传统时代的徽州，我们今天所说的簿册文书，早已有了“档”的称呼。明代歙县西溪南人吴珽所撰的《仁德社立档序》曰：

吾里仁德社重立门额于淳熙，再修坛宇于泰定。逮至国朝宣德，盖三葺之。……珽轮当司箓，……而检阅旧簿，编楮残缺，于是立档三扇：一曰因革簿，一曰收支簿，一曰事迹簿。悉录施财名姓，某年某为，而社事渐有条理矣。

上述记载出自歙县《丰南志》，其中提及，包括“因革簿”、“收支簿”和“事迹簿”这样的簿册文书，至迟到明代就被称为“档”。其中的“扇”是量词，相当于“册”。由此可见，早在明代，有关村社的簿册文书亦已称之为“档”。2、清雍正十年（1732）五月歙县汪国泰等安挂神像护佑家门日记

散件一份：

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前上月初二日戊午之辰，用日出寅时，安大将军于新屋，挂厢房屋顶上，制振远家用计害我家的朱雀、白虎开口。谢九锡先生看的日期，田子悦兄代雕漆的神像，黄文若先生点关并祝神，禹治（？）兄安脚，并安神位。此系他家用心地害我家，我家不得已而制着他，非我家害他也。自有天地、神明、祖宗护佑我家，福星高照我家，喜事降临我家。初二日记之，以便后来查考。

其日祝神用马九张：七煞，五昌，直府，香火，老郎，灶司，众神，土地，门神。供献二棹，上棹：亥，鱼，付，米，活鸡一只，点关杯七个，物俱文若先收去。棹下[下棹？]：米七筒，鸡子七个，埋于米上，杯五个，物亦是文若兄收去。供献烛二对，大锣鼓磬请神，烧黄纸符数张。五猖钱披神头上，破竹、香烛、纸钱等物，新笔一枝点关。新虎头牌，仝日点关。初四朝烧符三张：煞神面前一张，新屋香火一张，新屋灶司一张。

前五月初二日戊午之辰用，日出

寅时安神大吉

歙邑谢九锡先生看的日期。

弟子汪国泰、长子顺宝。

这份文书讲述了一个生活故事：雍正十年（1732）五月，歙县人汪国泰及其长子汪顺宝，请谢九锡先生择日，并让人雕了一个大将军的神像，挂在新屋厢房的屋顶之上，目的是为了对付对门的邻居（“振远家”）。原来，邻居用计暗害汪家。汪氏父子反复强调，是对方先做法伤害自家，自己才不得不出手，希望天地、神明、祖宗保佑自家，从此福星高照，喜事降临。这显然是一个以厌胜之术避邪祈吉的故事，对于研究明代的徽州民俗颇具史料价值。

文书详细记录了安神祭祀的过程，对于祭品种类和请神程序，也有较为细致的记录。文中的“五昌”应即五猖，“亥”是猪肉，“付”即“腐”之简写（也就是豆腐）。

在明代，徽州民间有形家、星家和阴阳家之分，如万历《歙志》就提及形家陈正言、星家吴石父子和阴阳家笙桥谢氏等。上揭的“谢九锡先生”，很可能就是笙桥之谢氏。

3、 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歙县黄备桃源祖殿的神像开光

文书散件《清代歙县张宗穆为修复黄备桃源祖殿事布告各社文》：

歙南黄备桃源祖殿，自唐宋以来供奉在庙，众神原同夏川、朱家村、浦口、丰村、庄村公共烧囗（火？），立有合同，接送无异。乾隆二十八年众神重新换衣，三月十六点光上座，轮管社事。张垂（？）铨年幼无能，失于照察，主坛腹内所用玄龟过大，未用丝绵裹包，咬断悬线。九月重阳各社迎神胜会，议论纷纷，口称失去腹藏，理应送神回宫。且主坛座前原有木栏铁锁，并无损伤，岂有失去之理？若果失去，各社理宜送神回宫，共议面开隐板，如果有失，宗穆社重新再装，有何辞说？并不再派各社出费。廿九年张思晟承管社事，带领庙祝亲到各社，相恳送神回宫，重立批据，接送无阻。至今并无回音，反言在外装銮。不思昔日至今，祖殿在于何所。且康熙五十三年重阳，丰村失火，主坛七公法身烧尽，亦该在外重装，何其又在本庙？今无知之见，不思前人旧规，唐宋以来数百年烧火众神，受万民之顶礼，庇佑众姓之病患，今一旦将众神分散各村，幽僻之地，亵渎神祇，特具情由，布告各社仁人君子高明论之。黄备张宗穆公具。

“张宗穆”不是人名，而是指位于歙县黄备的张姓宗穆社，而有关宗穆社的明清文书抄本，笔者手头尚有数种。

根据当代人的回忆，各类菩萨像历经数年而破旧剥蚀、需要修补重漆时，就要举行呼猖的仪式。此一隆重仪式，通常每隔十数年举行一次，整个过程包括退神、开光和上神三个部分。退神的时间是在晚上，地点一般选在河边的杨树林里。先由负责修理菩萨的漆匠在林里搭起一个临时账篷，摆上供桌，焚香跪拜后，将菩萨后背的一个小门打开，取出菩萨的“五腹六脏”，即原先摆放其内的乌龟、壁虎、蝾螈、蛇、蜈蚣等“五毒”。然后用香火将神灵引导至山间的一座坟墓里，让菩萨的灵魂就退去，此即“退神”。接下来就是让漆匠将退了神的菩萨像运到店中，将菩萨重新修补，上油漆。为之整治一新后，用红布将整个菩萨罩住，并运回社屋，这个过程称为“开光”。最后是“上神”，也是选在晚上，通过举行仪式，由漆匠将鲜活的“五毒”作为菩萨之“五腹六脏”，从菩萨背后的小门中装入，并用漆泥将门封死，将五种动物憋死在菩萨肚中。再用嘴咬破中指，以血点在菩萨的两只眼睛之上，是为“点光”。“点光”之后，菩萨就有了新的灵魂，这就是“上神”。

黄备是歙县南乡的一个村落，当地有黄备桃源祖殿，所供诸神由来已久。这些神明，是与新安江畔的朱家村、浦口等地的村落共同祭拜。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值菩萨换衣，三月十六日点光上座。当年是由张姓的宗穆社轮首社事。族中一个叫张垂铨的人年幼无能，又比较粗心，主坛腹内所用的乌龟个头太大，却没有用丝绵裹包，以致悬线被乌龟咬断。及至九月重阳各社迎神，议论纷纷，为此，宗穆社征引旧例予以解释。

4、清道光十六年（1836）庆源村告示所见婺东北之异姓入继

告示一份：

特授婺源县正堂加三级记大功四次陈，为清业坟山等事。据北乡庆源村附贡詹太交，监生詹峄、詹霞/、职员詹又新，生员詹又槐，族詹日熹、詹祝盛，约保詹世惇，民人夏福喜、夏傩高、夏兴元，词称：生等攸叙祠支下灶近千烟，均自/夏姓继来，夏祖显龙公案葬羊字六百九十一号，土名石岩前山场，计山税共一亩四分零五毛，现在夏振分户完粮世守，尽是夏/显龙、夏社祐全税清业，委无丝毫外税闲杂其间，库册抄呈炳据。蹇因夏姓支分派散，不肖夏振芝、夏炳元等两遭谋诱，两/盗渔利，近始查知，囗皿向理，幸自知亏，退回契税。切生等名虽两姓，实同一脉，杜渐防微，情难坐视，谨抄堂册，分吁赏给钧示，勒/诸贞（石民），竖立该山，俾不肖支丁与附近邻乡触目儆心，毋复觊觎，庶祖灵得安，祖业得保，等情，到县。据此，除批示外，合行示禁。为此，示/仰夏姓支裔并附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不许将羊字六百九十一号土名岩前坟山私扦私售。倘敢故犯，许该姓人等指名禀/县，以凭严拿究惩，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右仰知悉。

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示

告示 仰

该告示每行满格48字，“/”为笔者所加换行符号。

庆源位于婺源东北乡，此前学界所知康熙年间詹元相之《畏斋日记》，曾引起中、日、韩多位学者的关注，有关此书全本之校注、整理亦在进行。在此过程中，该村的一些相关文书亦陆续发现。

上揭告示提及：“生等攸叙祠支下灶近千烟，均自夏姓继来”，还说詹、夏“名虽两姓，实同一脉”，这一点，颇令人诧异！在《畏斋日记》中，虽然没有找到“攸叙祠”，但其中凡提到夏姓之人，则多以“兄”称（如“夏冬九兄”、“夏高兄”、“夏杞兄”等）。另外，《畏斋日记》康熙三十九年（1700）七月初一条：“是晚邑差来拘江万旧［舅］姆李氏，解赴休邑，发遣沙漠充军。子母离别之惨，见者无不堕泪。噫，江万旧［舅］为江子瞻先生螟蛉子。子瞻先生以郡庠设教乡中，多受业其门者。以无嗣，觅西源汪姓子为子，今万旧［舅］者是也。……子瞻先生无嗣，而乃以螟蛉之子败坏江家门风至此。……寄语世人，螟蛉之子，可以有，可以无也。”对此，婺源县教谕夏炘在《景紫堂文集》卷6《附讲约余说》中指出：“古人立后以支子后，大宗从无异姓为后者，今律开载立后之法，先亲后疏，最为详尽。婺邑染江右恶习，颇尚螟蛉，且有一二大姓许之入谱入祠，恬不为怪者，不知祖宗不歆非族之享也。此条与前所云招养恶俗，皆积重难返，有伤风化不小，惟愿本地读书明理之士，缙绅先生之徒加之意焉。”夏炘将螟蛉之俗视为“江右恶习”，可见其时的徽州婺源当受江西影响甚深。

江西省婺源县庆源村，2009年5月13日

5、清咸丰九年（1859）徽商在旌德三溪镇

文书一件：

立议合三溪合镇等，缘旌邑僻处山陬，民食稀少，全赖外贩接济，至下坊换簰，运抵三溪，分发各乡，由来已久。前因屡遭地棍挟制，簰户偷窃，叠次探究，均奉各宪示禁有案。迩年以来，筏户愍不畏法，沿途偷窃，搀和沙水，较前益甚，我等稍加追究，竟有棍徒霸埠阻运。切下坊系属咽喉，似此病民，我邑受害非浅，爰约同公议，嗣后如再有前项荼毒情事，一体归公办理，按筏提厘，以作禀追费用，免致累及经手之人。今欲有凭，立此议合一样四纸，各执一纸存照。

咸丰九年六月 日立议合三溪合镇崔正泰（押）、胡和茂（押）、（胡）正丰（押）、胡景隆（押）、汪元泰（押）、陈义昌（押）、赵恒丰（押）、吕悦来（押）、戴正泰（押）、方大成（押）、信成栈（押）、郭义和（押）、怡成栈（押）、方义顺（押）、吕广裕（押）、王永丰（押）、刘长发（押）、姚大兴（押）、汪才发（押）、张奎（押）、戴寿喜（押）、汤时祥（押）、田瑞生（押）、太和（押）、吕和丰（押）、曹万庆（押）、田春浦（押）、（田）必生（押）、刘长玉（押）、胡福林（押）、汪长发（押）、吕正兴（押）、（吕）森和（押）、吕华章（押）、胡钟林（押）、王见山（押）、刘维新（押）、田见山笔、吕灶根（押）

上述的商人，有不少应是来自绩溪的徽商。例如，胡景隆便是绩溪上庄村人开设的店铺，它于咸丰年间开设于旌德三溪镇，一直到1957年公私合营之后才被收归国有。上庄胡氏族人多有到胡景隆店中习业者，胡适之父胡传在《钝夫年谱》同治六年（1867）正月条中就指出：“送玠弟及毓度侄至旌德三溪镇，从歩瀛族伯读书。时歩瀛族伯于印林族太叔所开三溪之景隆店也”。此外，胡适族叔胡近仁，后来也曾为该店的股东之一。

2021年3月31日摄于去年被洪水冲垮的三溪乐成桥前

6、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卖给宁波新安归厚堂的房屋

散契一份：

立永远尽卖屋契周翰屏，仝男幹臣，今因正用，愿将自置造鄞县东北四图后市大树庙东首地方，坐北朝南七架高平屋五大全间，并半櫊楼板四间，朝东披屋两间，朝西披屋四间，坑基披一所前明堂一方，水井一口，后见天一埭。其屋上连椽瓦，下连柱磉，并四围墙垣、门窗、壁络、分间、板壁、阶沿，石（石反）前后门两道，及一切浮沉石砌，一应在内，自愿挽中出，永远尽卖与新安归厚堂为业，三面议定，计永远尽卖屋契价钱一千六百千文正，其钱当即收足，以归正用。自卖之后，任凭改造居住，管业收花，不得阻执。其屋并无房亲伯叔、兄弟、子侄乱言有分，业不重叠抵当，价非利债转折。倘有诸般违碍等情，俱系得钱人自行理值，不涉出钱人之事。此系两愿，各无异言，欲后有凭，立此永远尽卖屋契存照。

计开：朝南屋内地板三全间，中间照壁一道，连门堂后门一道，堂前花槛门六扇，扶梯一步，西首腰折一道，朝西披屋内地板一间，石（石反）一间，水漏全堂，并照行。

光绪十一年四月 立永远尽卖屋契周翰屏 押

仝受价男 幹臣 又

亲房 易丰 又

春晖 又

廉伯 又

瑞丰 又

中见 姚汝来 又

姚良辅 又

吴瑞芝 又

代书 周清高 又

契行

在清代，不少徽商在宁波务工经商。根据光绪十九年（1893）胡元洁撰写的《新安会馆碑记》记载，徽州同乡曾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当地创建停放旅榇的厝屋三楹，到咸丰三年（1853）命名为“归厚堂”。此后，又开始扩建，但因咸同兵燹而被打断。及至同治元年（1862），徽州茶商、漆商等，又资助续造了厝屋六间，添置数所市房出租牟利。光绪十九年，徽商又在宁波府城后市开始建造新安会馆，而上述契约所述的地点，正是位于后市一带。

7、晚清徽州府城曾设“歙南公所”以便南乡寒士应试

红纸印刷一件，其上自右到左，有“歙南公所”四字，其下分三列：

今收到范家山地方/方怡和堂乐输洋蚨一元正，执此存照/光绪廿七年四月十六日董事生员/方维翰号/含芝手收票。

以上“范家山”、“方怡和堂”以及钱数、年月日皆系手填。

同时收到的还有一张《收条》：

今收到／大善士慨助洋　　元正，除登报／鸣谢外，合给收条为据／中华民国十一年　月　日／皖歙三十三都水灾筹振启／经收吴春生。

中间斜盖“皖歙吴仁恕堂图章”红印，右侧有“第壹佰另三号”半印，据此可知水灾及赈捐的年代。

歙县三十三都包括水竹坑、苏村、石潭、佘【霞】坑、杞梓里一带。从《皖歙三十三都七图水灾赈捐启》的行文来看，捐启之撰写者为张詧（1851—1939），此人系著名实业家张謇的三兄，对于当时慈善事业之推广可谓不遗余力。关于张詧与此次水灾的关系，李甜在《私人关系与团体格局：徐乃昌日记中的同乡组织（1920-1938）》一文中曾提及：“1922年6月底，皖南山区洪灾爆发，南陵、宣城、泾县等地损失惨重。其时徐乃昌在苏北考察，7月8日接到南陵知事徐传友快邮代电，当即与张謇三兄张詧商量回沪办赈，11-12日在仁济堂开会，决定向各报馆、善堂、同乡会发告灾函。随后，又以南陵知事名义向各同乡会、慈善机构发乞赈电。15日同乡聚会募建，报道称‘认募者颇形踊跃’，但实际仅得数千元，李伯行、李经羲、朱畴、朱锟、程霖生等绅豪均未到场。于是，徐乃昌等商定截留济安奖券款一万五千元。由于缺口甚大，以安徽义赈会的名义继续劝募。”

发起人中的第一位为程序东（1873—1926），此人系绩溪仁里人，是著名的徽商钜子。其父午侨在南通经营9爿典当铺和6家衣庄，拥有浙江分水、寿昌等处的大片竹山、田庄和本县祝三圩的田产。程序东本人后来又在县城南街开设恒丰当铺，为绩溪岭南之首富。可能正是因为该家族活动的主要区域是在江苏南通，与当地人张詧的关系相当密切，故此次赈捐将他列在发起人之首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