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雪、霍宏伟
“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参会嘉宾合影（张军摄影）
国博藏西周青铜器任鼎及铭文拓本（翟胜利供图）
国博“礼和万方”展览中的大盂鼎子龙鼎与大克鼎（霍宏伟摄影）
“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现场（张军摄影）
青铜器与青铜文化研究
第三场研讨会议题为“青铜器濮阳与青铜文化研究”，国博副研究馆员、“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策展人翟胜利主持发言。山西大学教授陈小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代理究员常公司怀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巍、国博副研究馆员田伟分别提出了他们自己研究的新见解。
陈小三在其报告《哪家关于东周刻纹铜器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薄壁刻纹铜器是东周时期青铜器中十分特殊的一个门类，以往学界对刻纹铜器的生产工艺、纹饰风格及地域特征等问题，取得了很多共识。学界一般认为薄壁刻纹出现于春秋晚期阶段。近年来在山西、山东发现有年代更早的刻纹铜器，显示出这类器物出现的时间还可以提前。薄壁刻纹铜器直接相关的工艺是锻造技术和刻划工艺，通过考察两项工艺，可知这类器物出现的时间，还存在进一步提前的可能。虽然刻纹铜器出现的时间还存在提前的可能，但主要流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他尝试回哪家答了为何很早就存在这两种技术，却到春秋晚期阶段才大量出现刻纹铜器。大宗刻纹铜器的纹饰，位于器物内壁，这种现象，除了审美、视觉等因素之外，也和刻纹铜器的加工、制作工艺相关。
常怀颖做了题为《周初铜器的几个“限定创新”现象》的报告。他指出，商周鼎商标注册革，地缘管理模式的变更与统治阶层、人群的转换，在物质遗存的使用及其制度方面产生了巨大变化。就青铜器的使用与生产来看，有好一些器类、纹饰和组合方式突然出现，且流行时间很短，流行的范围也很有限。但另注册商标一些新的器型、纹饰及组合方式得以持续发展，影响了西周铜器的发展道路。这种铜器造型、装饰和组合的创新变化，在姬姓周人诸侯、非姬姓诸侯、新兴军功贵族或采邑主和殷遗民等不同人群中，表现不同，有些仅流行于部分特定公司阶层的人群、地区甚至族属。这一现象暗示，不同族属和阶层的人群所选择的新铜器种类、纹饰和组合有所差异，反映注册商标了周初等级秩序和身份区分与认同。从生产角度看，不排除有定制或限定生产的可能。西周早中期之际开始，铜器面貌趋同，说明周王室融合传统、重塑礼制、构建新秩序的任濮阳务基本完成。在文献中，则将这种现象归之于“周公商标注册制礼作乐”，但在考古材料的表现中时代则未必一致。他将这一现象或过程称为“限定创新”，并以西周早期的考古发现资料为主加以论述。
田伟在其《叔虞封地探索——从尧公簋说开去》代办的报告中提出，以往学者提及叔虞所封唐地时，多将其等同于晋国始封地。但从国博馆藏 公簋铭文以及晋侯墓地等发现来看，晋国始封地为晋，地望在今曲沃与翼城之间的天马—曲村遗址。晋并非由唐改名而来，唐地另在他处，二者不应混为一谈。分析早期历史文献以及以往学者研究，可知唐地应该兼有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墟文化以及西周初年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另外还应存在叔虞受封的怀姓九宗。基于上述条件对相关区域进行筛选，可以大幅缩小唐地可能的范围，为今后通过考古工作寻找叔虞封地提供指向性的参考意见。
在经过了一天紧张、热烈的学术研讨之后，国博研究院副院长霍宏伟对这次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此次“青铜鼎与中国古代礼制学术研讨会”，亦即国博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论坛”。在会上宣读的15篇论文中，与鼎相关的有8篇，超过了论文总数的一半以上，既突出了“鼎与礼”的研讨主题，又兼顾了其他研究专题，基本达到了朱凤瀚先生积极倡导的“立足前沿、整合引领”的办会目标，集中展示了我国古代青铜器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加深了国博学者与馆外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不仅代理较为深入地发掘了国博馆藏铜器资源，推进古代青铜器研代办究，为国博展陈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而且也为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纪念系列活动献上了一份青铜厚礼。
校对好：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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