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4月25日阴历(73年农历4月初9是几月几号)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郑伟

2017年也有两种王国维书信集出版，一是马思猛先生辑注《王国维与马衡往来书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往来书信》），该书收入王、马两位先生的往还书信共八十余通（马致王函四十七通，王致马函四十通），原件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和鲁迅博物馆。原件影印本也尽录于该书，对于读者重新阅读《未刊》《书信日记》等无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二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北京：中华书局，以下简称《国图》），材料更是丰富。洋洋六大册，且所有函件均为存真的彩色影印件，拿它来校读已刊的各种王国维往还书信集，十分方便。

容庚致王国维信函影本

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未刊》（210-213页）唐致王函（该组第四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500-2509页），写信日期署作“三月四夕”。此函篇幅极长（上文在讨论列于唐致王函第一封时已涉及此函），内容主要围绕陆法言《切韵》等中古韵书展开。唐氏在信中谈到了自己对汉魏以来韵书的种种看法。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95-396页，1924年4月11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见于《书信日记》，683-684页），王国维致唐兰函论及李登《声类》、吕静《韵集》、王仁昫《切韵》等韵书（《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95页）之“五声”，也涉及明卞令之《式古堂书画汇考》所收孙愐《唐韵》，以及王氏自撰《五声论》等内容，都是王国维先生针对唐兰先生此函的具体答复。另外，根据唐函“五月间至京当更奉谒”和王氏复函“闻大驾北来，甚为欣喜”等证据，说明此封唐致王函的写信时间应为1924年4月7日（农历三月初四）。

《未刊》（213页）唐致王函第五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510页），也没有署写信时间。该函提及，唐兰当时正“颇留意小学”，并请教王氏唐写本《切韵》、蒋斧《唐韵》等韵书问题。据《唐兰全集》第十二册（326-327页，1922年8月15日王致唐函，此函亦见于《书信日记》，679页），据王国维先生对于唐氏“先治小学，甚佩甚佩”及“唐写本《切韵》（系弟录本）乃京师友人集资印之，以代传写”，可知此函即为对唐致王函的回复。说明此函应作于1922年8月下旬前后。

三

《未刊》（59-61页）收沈兼士致王国维信函共三封，只有列在第三封的信函署了月日。其中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0页）说“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又说“北京教育经费风潮现在已将告一段落，阳十月初当可开学”。按王氏此文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再据提及“阳十月初”云云，说明写信时间必在公历1922年10月之前。再据《往来书信》（86-93页）王国维于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函（此函末所署日期为农历七月二日）云：“《国学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录出寄奉。”而1922年9月27日马致王函云：“尊著《五代监本考》及赐书扇面均拜领。”可见，沈兼士先生得读马衡先生转去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文，应在9月27日之后，进而沈致王函的写作日期也当在此之后，很可能是在9月底、10月初之间。

《未刊》（59-60页）沈致王函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1-2393页），从其内容推断，应置于第二封之后。理由至少有以下数端：第一，函中有“《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云云，按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23年4月，可见此函的时间应在4月上旬。第二，有“沈子培先生遗稿前问孟劬兄言已由先生担任整理”云云，据《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428-429页）所记：“十月三日，沈子培卒于沪，……静安书言其遗著书眉及废纸所记，颇可纂辑成数卷，其成书亦有数卷，诗文大致已有清本，合之可得二十卷。此事维当任之……”可见此函必作于1922年10月上旬沈曾植先生过世之后。第三，沈氏函又提及“昨叔平兄由沪回京”，指的是马衡先生在农历新年后由沪返京事。若此函确实作于1923年4月，那么马衡先生“由沪返京”的时间也应在该月。但是，《往来书信》（100页）1923年3月12日马衡致王国维函说“在沪晤教，甚快”，说明马衡在这一天之前已经回京，至晚应在3月上旬。两种资料的日期出现了矛盾，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沈致王函所说《国学季刊》第2期的实际出版日期比马氏在信中提到的时间晚了一个月，亦即预计是在1923年3月出版的，此函也作于当月；要么是《往来书信》的这封马致王函的时间3月12日为农历，公历时间则为4月27日。一时难以遽定，姑记于此。

《未刊》（60页）沈致王函第三封（影印件见于《国图》，2395页），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人谨订于本月九日（星期日）午后二时在后门内汉花园本校第一院开会欢迎先生”。按王国维先生于“五月廿五日，由上海乘船北上，廿八日至天津，卅一日到达北京，出任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在此之前，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先生任国学门主任。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96页的附录之一“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记载“研究所国学门……校外学者则已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为函授导师”（孙敬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108、120页，以下简称《年谱新编》）。对照1923年6月以后的日期，可知这封沈致王函所述“本月九日（星期日）”指的是1923年7月22日，则此函写作日期为1923年7月17日。

《年谱长编》（348页）记：“（1922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要求王国维为研究生提出研究的问题，先生遂为之提出研究题四目。”所指即为以下一封王致马函，内容有：“研究科研究题目已拟就四条，并覆兼士先生一函，乞转交。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按《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563-567页）刊登了“研究所国学门关于学术之通信”之王国维致沈兼士函，并附王国维撰“研究发题”四种，即“《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连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写信日期署作“十一·十·十八”，即民国十一年农历十月十八，公历为1922年12月8日。而《书信日记》（650页）此函日期署作1922年10月14日，编者出注所持理由是“致沈兼士函刊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署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故系于该月”，看来是把“十月二十日”误当作公历日期，所以才定此函日期为10月14日。

如此，则上述王致马函的写作日期必在12月8日之后，《年谱新编》（114页）、《年谱长编》（353页）及《往来书信》（94页）均将此函署作1922年12月12日，应当与事实相符。近阅刘梦溪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王国维先生学术年表”部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版，432页）也指出“12月，建言北大开满蒙藏文讲座”，日期不误；只是该书第二章“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83页）却说“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拟出‘研究发题’四项……”，显然也是把农历十月当作公历了，才有了“季秋”之说。

《史与物》（144-156页）收录了王国维致伯希和二函的影印件，细勘原件，可知《书信日记》（496-497页）在编校时亦间有错漏，如496页第13行“承”字前漏“曾”字，497页第2行“二国”误作“两国”，第4行“敬祈”误作“敬乞”。另外，《史与物》（151-156页）王致伯函第二封的所署日期似有误。函中有“富冈君于去岁逝世”云云，该书（146页，附注13）已明确指出日本考古学家富冈谦藏的卒年为1918年，而仍将该信日期误定为1920年8月13日。《书信日记》（495页）所定王致伯函的日期为1919年10月6日，则是正确的。

四

《未刊》一书内容非常丰富，而信函原件又因书写、字迹等辨认不易，难免会有一些问题。此处不能一一胪列，为了方便读者鉴别，兹举若干如下。

一、文字方面

129页4行，“Hsiao Tun-en”（即小屯）后字拼写应作“Tuen”。

131页倒1行至页132第1行，“古《西清古鉴》”衍“古”字。核《国图》（2441页）原函影印件，“西”字前“古”字乃王氏错写，并已划去。《未刊》未细审原件，直接照抄了衍字。

132页17行，“称蔡”为“陈蔡”之误，且二字（皆为国名）之间应用顿号相隔开。

164页倒10、倒7行，“句镬”均为“句鑃”之误。

171页3行，“末”字当作“未”。

208页4行，“蔽”当作“敝”。

209页2行，“《说文》”二字后原函尚有“奇字附后……本字不见若呼下” 夹注两行（《国图》，2490页）。

209页4行，“军器考”后漏夹注“此以吉金器形考之”（《国图》，2490页）。

210页18行，“裴务斋”当作“裴务齐”。

211页2行，“法□”当作“法言”，即《切韵》作者陆法言。

211页10行，“何者为是”，“是”为“食”之误字。

211页15行，“《与兄机书》”，漏一“书”字。

211页倒8行，在“此为一类”后漏录原函夹注“即八音也。本出于乐，即后世之双声也”（《国图》，2504页）。

二、标点方面

如150页16行，“书于其上一面”，当在“上”“一”二字之间断开。

209页2行，“说文类考，拟分三门”，应断为“《说文》，《类考》拟分三门”（《类考》为唐兰先生拟编著的专书之一种）。

210页20行，“夏侯，该等”，此处无需顿号。夏侯该为人名。

210页倒6行，“唐升在江下”与“又只一百九”之间应断开。“一百九”实际指的是该韵书韵目的数量。

210页倒2行，“《韵学》余论”应作“《韵学余论》”，且更准确的名称应为王国维先生所著《韵学余说》。此书曾作为《学术丛编》第四册于1916年出版。然王先生于1923年3月2日致唐兰函说：“弟于有唐一代韵书均有考订，初为《音韵余说》《唐韵别考》二种，后改为《续声韵考》一书……”（《书信日记》，680页）此处提及的《音韵余说》，当为《韵学余说》。

211页8-9行，“梁武帝”之“梁”字前应加前双引号，“天子圣哲也”一句应改用单引号，并应在“也”字后另加后双引号。同页18行，“宫”字前漏一逗号。

212页倒1-2行，“《经典释文分类》”，“分类”二字误入书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