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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富翁地税国税是什么意思(大富翁的所得税是什么意思)

《国富论》中描述的古代中国经济


欧阳峣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第十九届国际熊彼特学会主席,国家“万人计划”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三项,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两部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获全国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世界政治经济学杰出成果奖。


亚当·斯密像资料图片


苏州博物馆新馆展出的清代瓷器。阙明芬摄/光明图片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展出的清朝“石铺路”。新华社发


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杭大运河北京段。新华社发


《国富论》认为,当时的中国执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经济发展。由于近代国外通商原则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所以使国外贸易陷于不被人注意和不被人重视的地位。“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中国和古埃及、古印度三个被一切记载推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荣。“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他们的剩余生产物,主要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需要的白银等物品。本来可以通过对外经贸活动,学习世界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的各种改良。“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封建王朝的闭关自守法律制度和政策,也成为长期经济停滞的重要原因。


3.用经济理论揭示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的特殊现象


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源于对商业社会的研究,而商业社会应该是追求物质利益,讨价还价和自由贸易的社会,因而需要通过自我利益为动机、以价格信号为指导的市场机制去调节经济资源的配置。在《国富论》这部著作中,斯密谈到一些古代中国违背价格和价值规律的现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报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实际上是用市场经济原理揭示了古代中国经济运行机制存在的特殊问题。


一是劳动者报酬低,难以支撑经济发展。斯密多次提到,古代中国劳动者报酬过低,古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劳动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却很少。“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斯密认为,如果一个国家长期“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他将中国与欧洲做比较:“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的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者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劳动量的大减少,一般是以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而有余”。


二是古代中国的技工报酬更低:不利于制造业发展。《国富论》认为,“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的技工和制造工人高。”与欧洲比较,“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术”。斯密指出,这种工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相联系,它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却不利于制造业的发展。这里讲的是劳动者报酬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实的,中国古代到近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往往是非常差的,特别是采矿工人和冶炼工人,往往是做最辛苦的事情,却获得最低的报酬,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制造业没有形成大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密认为:“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和国外贸易。”这就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思想影响经济政策的作用,以及经济政策影响产业结构的作用。


对斯密所论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解


综上所述,斯密在《国富论》中从诸多方面阐述和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现象。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理解三个问题,即斯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现象,斯密对中国经济现象的描述是否客观真实,以及斯密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相关论述的意义。


《国富论》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从总体上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是在重农主义思想框架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体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农业社会的肯定以及对封建王朝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抨击。斯密多次谈到,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在公元10—15世纪早期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就高于欧洲;从13—18世纪,中国长期保持人均收入的稳定增长。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和牛津大学史蒂芬教授的合作研究表明,中国在北宋的生活水平世界领先,但在公元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公元1400年前后被英国超过,公元1750年之前中国的生活水平整体上已经落后于西欧。所以,斯密认为,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的十三世纪末期到中国的记述几乎没有区别。斯密在第九章论重农主义中对中国重视农业和经济繁荣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斯密分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原因,主要是闭关锁国和劳动者报酬低,也是比较客观的。马克思也曾经批评过中国历史上的闭关锁国和安于现状:“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从而演奏了一曲“奇异的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卷第716页)。


学习《国富论》中对中国经济状况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我们客观地认识古代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兴盛以及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景象,揭示了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交通便利和以广大国内市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他强调了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提升制造业的生产力。这就说明,以国内市场为主体,同时利用好国外市场的“双循环”,乃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典型格局,它体现了大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古代中国在唐宋时期是比较开放的,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渐渐封闭了,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所以,斯密在描述中国古代的大国繁荣景象之后,转而批评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封闭,认为“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除了模仿邻国日本以外,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他认为,如果中国人经营国外贸易的话,“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可见,开放是大国经济崛起和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古代曾经依托大国市场优势创造了唐宋经济繁荣的局面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封建王朝的经济封闭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选择。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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