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来，各地疫情趋重，经济下行压力未见减轻，服务业受到严重冲击。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制造业PMI为49.5%，下降0.7个百分点，五个月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6.7%，比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综合PMI产出指数为48.8%，低于2月2.4个百分点。
疫情冲击之下，如何向中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纾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认为，当前纾困政策应该延续2020年疫情初期的社保减免政策，实践证明社保减免对企业的帮助最大；其次针对低收入群体或者失业群体，中国的失业补助金政策，可进一步提高发放额度，降低领取的门槛，从而能够有效提振消费。
4月10日，甘犁在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举办的“低收入阶层和中小微企业经济纾困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观点。
针对上述这些纾困政策，甘犁认为，基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内社保减免政策效果最为显著，减免社保对企业雇佣人数的增加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其次，对企业主的宏观经济预期也有一些改善。
疫情初期，各级政府便开始大规模减税降费，效果如何？甘犁介绍，虽然2020年减税降费总量达到了2.5万亿，但仅比疫情前的2019年2.36万亿多了5.9%，增长幅度并不大。甘犁强调“目前来看，对企业效用较大的纾困政策，实际上还是社保的减费。2020年社保减免，人社部的数据是1.54万亿，从这个数据看，减税降费规模小了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看到的社保减费，实际上是我们在2020年的纾困政策当中最有效果也是成本最高的一个政策。
具体到2022年的纾困政策，甘犁表示，有些政策仍然在延续，比如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延缓缴纳税款、减免租金等。但是，真正最有效果的是养老保险减免的政策，在2020年年底已经结束了，国家并没有在养老保险的减免上提出或者延续这个政策，失业和工伤保险延续到2022年4月份，但这个规模太小，总共才1%左右。
“养老保险的减免，如果减半的话是8%，如果全免的话是16%，所以最重要的是政策的成本也很高，国家并没有继续实施，这是我想表明的一个观点，2020年纾困政策中最重要、最有效果的政策并没有延续。”甘犁说。
政府直接向居民或家庭发放失业救济金或者就业补助，是否会影响居民的再就业意愿，比如出现“养懒汉”现象？甘犁认为，目前的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表明，救济金政策对个人产生了非常微弱的负向工作激励影响。“因为具体到纾困政策，所有人都明白政策不是永久的，而是短期的、暂时的，是受疫情而专门设置的政策。尤其是在补贴规模不大，或者有时段限制的时候，是不会产生福利依赖的。”
另外，从收入角度来说，美国有失业保险的人与疫情以前收入相比，确实在这段时间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大概提升了25%～30%的家庭收入。失业补贴对稳增长，尤其是对消费增长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效果。“我认为，这是比较中美两国2020年纾困政策差异之后，得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结论。”
中国的失业保险金在2020年确实有比较大的增长，达到了人均每月1500元的水准。但是中国失业保险覆盖不高，如果我们按照国家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去推算，大概有2400万人失业，在2020年中国全年领取失业保险的人数是515万，仅有20%的失业人口领取失业保险金，即使加上762万领取失业救济的人口，也只有50%左右的城镇失业人口获得失业救济或者失业保险。虽然在2020年失业保险金人均水平有1500元，比以前有所提高，但标准依然较低。
同时，他表示，“中国 2020年城镇单位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非私营单位是8000元，私营单位是4800元，替代率（失业补助金/平均工资）只有18%或者31.3%，相对来说是很低的，而且整个失业保险的标准也比较低，然后覆盖的人群也比较少，而我们的失业保险金仍有大量盈余。”
“在这一次疫情当中，中国失业保险金的作用虽然有所提高，包括保障的程度有所提高，门槛有所降低，但是还远远不够。”甘犁强调。
甘犁认为，应对2022年的疫情冲击，现有减税降费和信贷政策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政策需要在需求端发力。“2020年疫情初期，主要是供给端出问题，供给的问题很快稳定下来以后，整个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面临的主要是需求端的问题，而目前我们在需求端的纾困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主体的困境。”
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地区，甘犁建议，应该恢复2020年时，行之有效的社保缴费减免政策，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减免，“因为实践证明，这个减免措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另外要进一步降低失业救济金发放的门槛，提高失业救济金发放标准。”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