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筱兔 绘）
《维正之供: 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1730—1911）》，周健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448页，88.00元
王业键先生名著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
王业键先生（感谢黎志刚教授提供照片）
《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4年）
十八世纪中期苏州胥门与运河（徐扬：姑苏繁华图》）
光绪年间的漕粮海运：轮船招商局丰顺号航行图
光绪年间的漕粮海运：轮船招商局上海金利源栈房码头
1892年湖北牙厘总局银锭
王朝国家核减正供额数（而非额外浮收）本属少见，而太平天国战争末期至战后初期（1863-1865）的同治减赋，则是清代规模最大的额赋核减。从政治的角度看，它是太平天国战争善后的标志性事件，时人视为“荡平东南第一德政”；从财政的角度看，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七的额赋核减以及减赋后的长期短欠，可以认为江南重赋问题就此终结。此后，我们很少再能看到关于江南重赋的议论。
规模如此之大的减赋得以实现，最重要的背景是兵燹之劫。作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江南遭受之打击可谓惨重。至1863年初，战争进入尾声，清军克复江南可期，江苏官绅于此时提议减赋，有相当直接的政治考量，他们意在借此与太平天国争夺民心，以便更快击溃对手，同时也有谋划善后、培养元气之考虑。除时局之外，重赋背后的“问题”——江南的漕务也到了穷则必变之时。道光后期，漕务浮费之重、民众负担不均，已经使漕粮的足额征解难以维持。兵燹之余，无论是官员还是绅民，都觉得重赋需有实质性的轻减，而核减额赋在此特殊背景下确有实现之可能。
江苏的减赋于同治二年（1863）五月十一日出奏，官绅依据咸丰年间的实征额数，奏请将漕额由一百六十余万石减为九十余万石。减赋的要求很快获准，但额数则经户部议覆后，减为一百二十余万石。由于战争进程、人事纠葛、观点分歧等一系列因素，直到同治四年（1865）五月，江苏方面才再次出奏，请将地丁钱粮一并核减十分之二，这一请求仍被户部驳回。因此，江苏同治减赋的最终成果是核减米粮五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六石，约占原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七七。同一时期，浙江也搭江苏的便车，核减米粮二十六万六千七百六十五石，约占原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六七。
如果追问为何如此规模的减赋得以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实现，我觉得这和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直接相关。咸同以降，厘金、洋税等新式税收在岁入中的比重日渐加增，而田赋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1864年起，江苏的厘金增幅显著，岁入两百至三百万两，成为本省及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源。既然这一新财源可以满足中央与省级政府日益加增的经费需求，且征收成本远低于田赋，各级政府遂以厘金为重，而对田赋的态度相对消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这样的事实：十九世纪后四十年，财赋重地江苏的漕粮获得近三成之核减，但减后仍常年短欠四成左右，实征额数持续低迷。可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既无动力、也无勇气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的清厘，以恢复十九世纪中期前的征收水平。清末民国时期的田赋增收，始终是在地籍不清、正额难增的情况下，以不断加征附加税的方式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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