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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地方税务局罗辉(国家税务总局临汾市税务局班子成员)





集文人、诗人、哲人、奇人于一身的聂绀弩,以一支犀利的笔,叱咤文坛数十年。他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第一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自成一格,古怪而美妙,实为文坛一绝,人称“散宜生体”,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因为种种原因,许多人对他知之甚少。然而,只要知之者,无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王蒙曾赞誉他的旧体诗“是一座奇峰,从伟大中华历史来看,这样的诗篇也属空前绝后。”夏衍谈自己的杂文“最初是学鲁迅,后来则学聂绀弩,因为绀弩的杂文几乎可以乱真”,足见他们对其的推崇。




1903年,聂绀弩出生于我市京山县,这里是他迈出人生传奇的第一步。不久前,我市召开聂绀弩基金会筹备工作会议,就是为了打造好“聂绀弩文化品牌”,更好地传播聂绀弩在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和重大影响力。这对于在当前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背景下,开展文化荆门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传奇一生




京山县城钟鼓楼路,一条繁华而古老的街道。沿着街道一路寻找钟鼓楼路5号,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小巧雅致的书屋,书屋与鲁迅笔下的“三味书屋”同名。仔细再寻,只见墙上有一块京山县政府于2008年立的黑色石碑,上面刻着:“聂绀弩先生故居旧址”。




聂绀弩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在高小毕业后,聂绀弩因家贫失学在家。爱好文学的他,并没有停止文学的步伐,他常常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汉报》,且时有刊用。同学们见他如此刻苦,送了其一个“聂贤人”的雅号。




在聂绀弩17岁那年,他的命运转了一个弯。1920年,聂绀弩曾经的老师孙铁人在报纸上读到他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次年,聂绀弩走出京山,来到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




毕业后,聂绀弩只身一人下南洋,在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又到缅甸《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过编辑。在此期间,他读到“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响。1924年,他怀着满腔热血回国,考入广州黄埔军校2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




黄埔军校是将帅的摇篮。哪想到,聂绀弩竟弃武从文,成了文学的干将。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并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等是同窗。1927年,他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1933年7月,他加入“左联”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过了不久,聂绀弩创办《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并任编辑,结识了鲁迅、茅盾、丁玲等人,将《动向》打造成为进步作家的又一文化阵地。1934年,聂绀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聂绀弩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这时,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引起读者关注。




抗战爆发后,聂绀弩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叶挺、项英的部下。1938年,他在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后来,他相继做过《文化战士》、《力报》、《真理周刊》、《新民报》等副刊编辑。1947年,聂绀弩被我党派往香港,担任《文汇报》总编。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仍以杂文为武器,批判各种怪现状、怪议论,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等职。令人扼腕的是,1955年,因为卷入“胡风事件”,聂绀弩的人生又起了新的波澜。由“肃反对象”到“右派”,再到“现行反革命”;先发配北大荒劳动,再押往山西临汾监狱判处无期徒刑,直到古稀之年,聂绀弩才得以出狱平反。




1986年3月26日,聂绀弩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据说,这一天,他对守候在床边的妻子周颖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周颖剥了一个蜜橘给他。他一瓣一瓣地把蜜橘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后,他说:“很甜,很甜。”接着,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




有人称聂绀弩为“才子”,也有人说他是典型的“文人气质”,还有人以为他是“名士派作风”。在现代中国,鲁迅那种“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境界,罕有企及者,聂绀弩庶几近之。钟敬文《怀聂绀弩》有诗:“怜君地狱都游遍,成就人间一鬼才。”




散宜生诗




1982年出版的《散宜生诗》,是聂绀弩诗歌中的经典,堪称创一派诗风的杰作。有人说,聂绀弩的诗是异品,经历、境界、诗才皆备,从中可见精髓。


《散宜生诗》分4辑,为旧体诗。先是《北荒草》,后是《赠答草》,再就是《南山草》,这三部诗草一直在文化界不胫而走、辗转流传,先在香港以《三草》出版,后经作者删订在北京以《散宜生诗》出版。




这些诗,基本上是聂绀弩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时写的。聂绀弩在逆境中从没有停止过人生思考,并且把这些思索,变成诗一样的文字。据说,他曾一夜吟诗32首。在他存世的近600首诗作中,除去抑郁悲凉的伤时之作外,更多的则是幽默乐观、掷地有声的诗篇。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是聂绀弩以《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节虎堂而遭受冤屈的历史故事,反其意而用之,不仅仅在诉说对自己命运的愤懑与不平,也是诗人在那种万马齐喑年代里的一声抗争与呐喊!




他在写北大荒农场搓草绳的情形是:“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苦难中亦可见生活的情趣。写他去大田拾穗,“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真实地反映出当年劳动队的生活艰辛。写在农场放牛,“苏武牧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轻轻一句,将古今两千年的个人不幸,融为一体。写自己在厕所淘粪,“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一个垂垂老者的凄凉处境跃然笔下,泪中带笑。除此之外,聂绀弩还能发常人所不能发,只是将惯用的成语稍加改动一两个字,便能成为涉音成趣、寓意深长的名句,达到以他人杯中酒,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意境。




擅长旧体诗的胡乔木,很诚恳地为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作序,他写道:“作者虽然大都是格律完整的七律,诗中杂用的‘典故’也很不少,但从头到尾却又是用新的感情写成的。他还用了不少新颖的句法,那是从来的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这就形成了这部诗集在艺术上很难达到的新的风格和新的水平。”




更多人看了《散宜生诗》后,感叹于聂绀弩诗歌中的风骨。他当时的境况,正是人人极欲逃离的困境,而聂绀弩却不同,“不自污、不虚夸,记实事、写真情”,这是最难得的。




文风不朽




在聂绀弩生前,出版的语言文字、古典小说评论、散文、小说、杂文和新旧体诗等著作有31种。聂绀弩去世后,新华社电讯称其为著名作家、诗人、古典文学研究家。许多文化名流都来研究他的诗篇和文章,并撰文怀念他。




同样,故乡京山也深切怀念着这位“游子”,京山县城命名有“绀弩中学”以纪念他。《聂绀弩还活着》,这是他逝世后,家乡人为他编辑的一本纪念集。




传承有绀弩中学,研究有绀弩诗社,学习有绀弩碑林,瞻仰有绀弩雕像……这些年,作为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一直致力于聂绀弩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绀弩诗社是其中一个代表。诗社在全县14个乡镇中的8个镇成立了分社,出版有绀弩诗社刊物《京山诗词》,截至目前,诗社诗刊共刊发诗词2800余首。年逾古稀的绀弩诗社副社长方印中,十年如一日坚持研究聂绀弩诗词,用三年时间出版了《聂绀弩诗300首译说》。他说,聂绀弩诗凝聚着丰富深厚的中国文化学识,不仅浓缩着他的丰富、多样、曲折而又复杂的经历,还是他独特的性格气质的反映,这是一般诗作者和读者难以企及的。




在我市,研究聂绀弩的氛围同样浓厚。市诗词学会选取精英、骨干对聂绀弩的100首旧体诗进行赏析品读,还专门在《象山诗词》和《作家林》杂志上开辟专栏,研究和宣传聂绀弩诗集。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诗词学会会长覃锡昌研究聂绀弩诗歌已有数十个年头,他动情地说:“聂绀弩的诗格律规范,语言创新,诗中许多场景都是他的亲身经历。令人震撼的是,即使身处逆境,他诗里面依然是那么的乐观与豁达。”市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诗德潜心研究聂绀弩诗歌,既研究他的思想内容,也研究他的写作方法。




2011年冬,省诗词学会在京山县专门召开了“聂绀弩诗词研讨会”,全国著名的诗词大家云集京山,203名作者创作优秀诗词作品842首并结集出版。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雍文华在研讨会上这样评价:聂绀弩诗成就很高。真实、具体、形象地记录了一个特定的时代,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个特定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忧伤、屈辱而又抗争的心灵世界。他呼吁,当代学者对聂绀弩诗中所体现的普世情怀和普世价值应该有更多的关注。要从更高的思想高度和历史的视角去研究聂绀弩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诗词学会会长罗辉还即兴诵诗一首:“举头星汉问长庚,谁是当今杜少陵?风展吟旗思绀弩,霜侵云 向苍鹰。寻常话语千秋句,别样诗怀万古情。欲借大名谋大计,扬帆陆海竞新程。”他说,聂绀弩是京山宝贵的文化资源,要借聂绀弩文化效应,深入挖掘京山文化,将“绀弩”名片打造成京山文化品牌,传承优秀文化,为提升荆门市、湖北省文化软实力作贡献。




7月4日,我市召开聂绀弩基金筹备工作会。会上,筹备成立聂绀弩基金会,以基金会统领“聂绀弩”文化品牌运作,重建聂绀弩故居,兴建聂绀弩纪念馆等,以标志性建筑、设施为“聂绀弩”文化品牌塑形,成立聂绀弩诗词研究会,为“聂绀弩”文化品牌造势,设立“聂绀弩文学奖”,举办“中国近体诗词高峰论坛”,出版“聂绀弩研究文丛”,为聂绀弩文化品牌搭建平台等都被提上议程。




这一切,都将让聂绀弩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附:




京山人的骄傲——聂绀弩




聂绀弩(nie gan nu)(1903.1.28—1986.3.26)现代诗人、散文家。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1903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
  


1923年在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当编辑时,读到“五四”时期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深受影响。1924年考入广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2期,参加过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20年代中期,曾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27年回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30年代中期,先后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和杂志《海燕》。这时,他以短小精悍、犀利泼辣的杂文,引起读者注意。抗日战争时期,聂绀弩在桂林与夏衍、宋云彬、孟超、秦似编辑杂文刊物《野草》。“皖南事变”后不久,他在《野草》上发表了《韩康的药店》,从诙谐中体现讥刺,回击了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杂文集《历史的奥秘》、《蛇与塔》,都是作为《野草丛书》出版的。前者杂论社会现象,后者评说妇女问题。后来又以二者为基础,编为《二鸦杂文》出版。解放战争时期,他的散文集《沉吟》和杂文集《血书》出版。《沉吟》通过人物记述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血书》是对黑暗现实的针砭、挞伐,并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布的土地改革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绀弩在香港办报期间,仍以杂文为武器,批判各种怪现状、怪议论,宣传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聂绀弩在杂文写作上,有意学习鲁迅的笔法,但又形成自己的风格:行文恣肆,用笔酣畅,反复驳难,淋漓尽致,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他的作品多已收录于《聂绀弩杂文选》(1955)、《聂绀弩杂文集》(1981)、《聂绀弩散文》(1981)。
  


聂绀弩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蔡清富)聂绀弩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周恩来说过他是“大自由主义者”。当年《申报》的《自由谈》上,有两个人的杂文与鲁迅神似,一是刻意学鲁的唐弢,一是随意为之的聂绀弩,他被认为是鲁迅之后的杂文第一人。晚年,聂绀弩运交华盖后又写起旧体诗来,古怪而又美妙,实为文坛一绝,堪称“我国千年传统诗歌里的天外彗星。”
  


有人说,若论武略,聂绀弩可以为将;如论文才,他可以为相。若单看一看他青年时代的传奇生涯,这一判断就不为过了。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的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邓小平、伍修权等都是他的同学。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在日本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回到上海,立即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从日本回到上海后,聂绀弩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并成为左联理论研究委员会的主要成员。1934年3月,聂绀弩受聘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控制的《中华日报》。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该报创办副刊《动向》,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鲁迅给予了聂绀弩积极的支持。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建国后的第一次文代会,聂绀弩和楼适夷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参加。会议结束前,他们接到通知,某首长在北京饭店接见。到了出发时间,可聂绀弩仍高卧在床,楼三番五次叫他也无结果,只得动手揭他的被子。他坐起来,睁开睡眼说:“要去,你就去。”“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不管那一套,我还得睡呢。”说完,他又钻进被窝大睡去了。楼只得一人去见首长,还得为聂绀弩找一番托词。可是,直到会见结束,也没有见到聂绀弩的影子。
  


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冯雪峰对人说:“这个人桀骜不驯,都嫌他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就这样,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楼适夷又成了同事。他自己说:我这个人既不能令,也不受命,要我做领导工作是不行的。那时,他一人住在办公楼后的一个大房间里。早上,别人都从远处赶来上班,他才趿着拖鞋在房门外刷牙,有事还得到他的房间去找他。
  


在出版社,他平时对很多事无兴趣,有时开会谈到与他无关的事,他就会不耐烦地走开;有时正在传达别人的话,他觉得与自己无涉,就不愿听下去。他的意思是,这类事什么时候都与他无关,用他常说的话是:“我不在内。”既然不在内,也就不必知道。
  


“三反”运动时,他认为自己不管钱,贪污浪费都不沾边,所以“我不在内”;至于官僚主义,他认为,自己不是出版社的主要领导,平时与人关系是嘻笑自如,谈不上什么官气,所以“我不在内”。但是,当有人借反对官僚主义攻击冯雪峰时,他却马上站起来,用自己杂文风格的语言将攻击者驳斥得哑口无言。这一次,他算是“在内”了。三在人文社,聂绀弩主持整理出版了包括《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及一批古典文学选本。他自己则写了几十万字的古典名著的研究论文,又成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家。60年代初至“文革”前,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任文史专员,潜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
  


那时,住在半壁街的聂绀弩已是60左右的年纪,但是生活仍毫无规律,有时通宵写作,有时整天睡觉,白天来了客人,只能先在客厅等候。其时,在北大荒一同改造的黄苗子,也已回到北京,虽然住家离半壁街有些距离,但为了抄一点美术资料,常常到聂府借书。看到他生活无律,书桌、床头、客厅四处是烟头烟灰,就用一句旧小说的套头来形容他是:放浪形骸第一,自由散漫无双。
  


聂绀弩不仅写了大量精彩的古典长篇小说人物论,而且他的咏《水浒》、《红楼》等书中人物的律诗也在朋友间传诵一时。如他的咏林冲的句子:“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写得慷慨悲凉,催人泪下。基于他对这几部古典名著的造诣,黄苗子给他的书房提了一个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不想,“文革”一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从1929年在日本结识了自己的湖北同乡胡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患难情谊。1955年胡风事件中,所谓的“胡风分子”大多锒铛入狱,以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自然也难脱干系,他被隔离审查。人们当时在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蛛丝马迹,在给予“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回到了出版社。
  


逃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他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为周颖修改了一份有关整风的报告,修改和增添了几句话,夫人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何处的胡风联系上。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来看望。胡风旋即被送往成都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此后两个人还常有书信往来,不断以诗作唱和。
  


在历尽磨难后,两个人先后出狱却成了又病又老的老人,只有好友萧军虽也经灾难却健壮如昔。他曾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初出监狱,周颖带聂绀弩上理发店理发,“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九死一生归来,形如鬼影,聂绀弩作《对镜》四首以舒怀;胡风80寿辰聂绀弩作诗云:“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在胡风事件中,舒芜因提供胡风给他的信件使势态迅速转向而成为人们眼中的“犹大”不被人原谅。但是,舒芜却是聂绀弩的密友,聂绀弩对他还颇有好感。人们说这源于聂绀弩的爱才,其实,也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聂绀弩晚年向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45年,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后,就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冲突而受到批判,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广西工作的舒芜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论主观》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也逐渐升级。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这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不想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可能在这时候,上面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批判,舒芜就抛出了胡风的信。聂绀弩认为舒芜这样做是为了泄私愤,这样虽然不对,但是最后对胡风上升到反革命的高度,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认为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他说:犹大的故事是编造的,这样使人转移目标。正如他系狱十年,源于某人告密,而他出狱后从不去追查告密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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