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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税和增值税计价区别与联系(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区别是什么意思)


兰小欢(章静绘)


《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兰小欢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8月出版,340页,65.00元


《美国资本主义的四个时代:一部美国史》,[美]乔纳森·利维著,兰登书屋,2021年4月出版


2019年美国各州占全国GDP和人口比重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及进一步改革。


"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


2021年5月,京东方携多款智慧健康、医疗领域的产品亮相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


中美科技相对变化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林毅夫著,苏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


兰小欢:发展经济学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的步骤和次序,可能走ABCD能到达彼岸,走ACBD却通往覆灭。当然精准预判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但总有一些成功的例子,我们作为事后诸葛亮,总能提取一些能教给下一代的理论和经验。世界本身是一团乱麻,没有理论和逻辑,不可能看出门道。正如历史学家讲述的从来不止是史实,还有看待历史的理论和逻辑,经济学家提出的也是假说。新结构经济学就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提出的一套假说,不能说它百分之百正确,甚或它也有问题,但学术不是一锤定音,而是给人以启发,我觉得它是很有启发的。站在经济学内部看,过去几十年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研究很琐碎,没有方向感,讨论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关心的大问题。但这些却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的,因此我觉得新结构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探索。我希望将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不同的理论,既有的学说还远远不够,中国发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解释它。


具体说中国模式,我觉得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规模超大、人超多,这是我们的物理基因;二是政府和官僚体系能力超强,吸纳了社会精英,这是制度基因;三是历史上我们强盛的时间特别长,文化一以贯之,同时我们遭受苦难的时间也很长,所以我们既有骄傲的理由,也有想奋斗的动力,这是文化基因。我觉得其他的制度和政策都是长在这三者之上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很多制度到底可不可以复制。非洲或者南美的国家没有这些基因,可能学到的只是一些具体操作层面的事,而能提供具体操作经验的也不止有中国。


您说您这本书的视角和框架受到您两年实地调研工作的影响,能谈谈您本人置身事内的经历吗?


兰小欢:2017到2018年这两年的经历,改变了我对中国这套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解,当时我有机会帮一个省级政府做招商引资的咨询,我们做了很多实事,在实事中,我对政府官员、对做成一件事所需工序之复杂有了直观的认识。记得一次招商引资,一个大公司要在地方落地。两边领导见面,因为项目很大,接待的是市委书记,而对方公司的领导也曾经担任过市长,当初也负责招商引资工作。两边都是专家,所以整个谈判过程特别有意思,细节抠得准,进展也快。在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年的经历,就不会有《置身事内》这本书。这本书引了两百六十多个文献,但它并非脱胎于文献阅读,而是我先有了想法,再去找文献支撑。这套想法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的,当然前期的经济学文献积累也重要,决定了我怎么处理信息。


其实最近这三四年,我很多关于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知识,都是跟律师学的,尤其风控和合规这两个部门的朋友对我帮助很大,融资、破产、影子银行、资管新规,他们天天在这里头摸爬滚打,对于各种制度条例一清二楚。我觉得年轻学者还是要关注中国现实。相比其他学科,经济学更容易对学术圈之外、对经济现实产生实际影响。如果我们将来的经济学教学可以通过更多的中国故事来讲述经济学原理,那学生一定会感受更深。我想我们该到这么一个时间点了,不能学了半天,学生对美国的贸易赤字讲得头头是道,中国的分税制闻所未闻。我写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也是有感于我们学生对于中国经济知识的的极度匮乏。


《置身事内》在每个重要议题后,都介绍了当下正在实施的政策和改革。您怎么看在这本书出版后,国家出台的一些新政策的思路,比如对教培行业的监管重置?


兰小欢: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政策在逻辑上、大方向上是一以贯之的,尽管细节上会有出入。在计划经济时代,重投资、重积累,国企职工收入低,但前提是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消费是由国家扛的。如今我们很多东西都按市价分配了,但收入配置机制还在转型过程中,大家收入水平还不高,如果教育、住房、医疗这些刚性支出一直往上抬,生活一定会喘不过气。所以对于一些公共领域,政府的公共支出要补足以往的欠账,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化。“教育减负”这个方向并不令人意外,大家有些意外的是它展开的程度和速度。


那您觉得改革如何算太快,如何算太慢?联系您前面说的时间观念,该怎么把握改革效率和缓冲机制之间的关系?


兰小欢: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改革者把每一步都设想好,现实中大都是急事先办,因为现实中有太多的不可知。改革也不可能齐头并进,总有先后。经济社会是个整体,动一个地方,其他地方就有连锁反应,一个地方动得快,另外一些地方就会有不匹配,弊端就会暴露出来,但政策只能这样。回望我这本书涉及的那几十年,1998年开始国有企业三年改革与脱困,下岗职工安置,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业税改革,银行改革,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军队现代化,加入WTO……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


不少人讲中国经济目前有很多错配或效率的损失,背后的假设都是,如果当初不这么做而是那么做的话,今天的结果会更好。但我脑海里设想的场景是,如果当初那么做了,今天的结果可能会比目前糟糕十倍。对我而言,所谓均衡未必就是最优资源配置,一个好的状态是方方面面的“都还行”:矛盾没有升级,社会比较稳定,整体上还能增长一些,姑且先往前走,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或者叫“次优”状态。彭博的经济学家欧乐鹰(Thomas Orlik)在2020年出版的《中国,永不破裂的泡沫》(China: The Bubble that Never Pops)中说过,中国经济发展史也是各种“中国崩溃论”的失败史。在别人忙着讽刺“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手忙脚乱时,欧乐鹰问:馒头为什么越蒸越大?


中国历经四十年改革发展,我也明白未来改革有很多困难,社会和人都一样,最大的绊脚石是自己过去的成功。美国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强国最后都会衰落。但我看好中国,很重要一点是我们经历苦难的时间比别人长,吃的亏比别人多,1840年以后我们经历了百年苦难,现在还处于上升期。本质上,没有人能知道未来怎么样,对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就是个信念问题。当你有了信念以后,看到什么信息,就会朝某个方向解读。悲观还是乐观谁更正确,没什么好争辩的,五年十年后就见分晓了。所以哪怕今天有这么多的问题,我还是愿意相信中国的未来。


您下一本书计划写什么?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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