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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杰克逊·李尔斯（Jackson Lears）；译/龚思量

《人道主义：美国如何放弃和平并重新发明战争》

2021年8月29日，阿富汗喀布尔，美军C-17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最后一架C-17运输机已于阿富汗当地时间30日23时59分撤离喀布尔国际机场。

亨利·杜南

越南美莱大屠杀纪念馆

但这一时刻很快就结束了。越战失败后，反战情绪软化，并转向了战斗方法的文明化。纽伦堡控方律师特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将审判定性为反对暴行而非侵略，从而为纽伦堡和越南战争的历史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在莫恩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重新解释，但它为人道主义战争创造了一个英雄的血统。大约在同一时间，瑞士法学家让·皮克泰（Jean Pictet）通过起草《日内瓦公约》的两个附加议定书，制定了他所谓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军事人员以平民为目标，以及实施“任何可能造成过度附带损害的行为”（美国已经签署并批准了这些公约，但尚未批准这些议定书）。

20世纪80年代，当里根（Reagan）开始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进行帝国冒险时，各种人权组织应运而生。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创立了美洲观察组织（Americas Watch），由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领导。“我们本身并不反对战争，”罗斯回忆说。莫恩说，这是一个“合理的立场”，但他想知道，“如果要求不开战的人越来越少，那么要求进行人道主义战争又有什么效果呢？”

答案很快就会出来。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对美国人来说）取得了迅速而无痛的胜利，华盛顿的当权派欢欣鼓舞。正如布什总统所说，“越南的幽灵已经永远埋葬在沙漠里了。”此前有关“和平红利”的谈话也从冷战结束后逐渐平息下来。海外军事行动成倍增加。正如莫恩所报道的，“自1946年以来，超过80%的美国海外军事干预都发生在1989年之后。”

在寻求理解这一不寻常的统计数字时，莫恩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越来越多的干预行动是由于“全球化世界中不断积累的危险”吗？抑或是由于在海湾地区显而易见的胜利，造成了美军能在中东地区能够快速进入和退出的幻觉？经验表明，后一种猜测更接近事实。对此，莫恩又补充了第三点，同样具有挑衅性：“或者，可能由于是一个‘军工’联合体的压力，它试图通过坚持与敌人作战（尽管现在更人道主义了），以证明其延续的正当性?”这是莫恩唯一提到的“与军方共生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一群说客、公司奸商、承包商和顾问帮助维持无休止的战争。莫恩对这一问题的忽视令人费解：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应该为任何外交政策辩论提供参考。但人们却难以在《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上找到任何关于它的讨论。

比尔·克林顿是在1991年的单极时期当上总统的，这是一个以普世价值之名进行帝国扩张的有利时期。即使华约解体，北约成立的理由瓦解，但克林顿依旧开始了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并得到了小布什的延续。北约向东推进，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到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经验丰富的观察家都警告说，这将引发某国的安全担忧。最近的事件证明了他们的担忧。当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她的同事们渴望发挥他们“卓越的军事力量”时，那些主张在国外进行良性干预的人为他们提供了机会。

冷战后的人道主义思想将大屠杀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中心，纽伦堡审判被重新塑造为反暴行而非反侵略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举措。莫恩说：“结果不是要求和平，而是要求干预性的正义。”如果灾难似乎正在向受害人口逼近，这种正义甚至可以是先发制人的。由于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引发了种族清洗和潜在的种族灭绝的前景，干预主义者唤起了对大屠杀的记忆，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最终，美国领导了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以防止在科索沃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威胁。由于没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这次入侵是非法的，但克林顿辩称这是“公正和必要的战争”。总的来说，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对此表示赞同。目前还不清楚莫恩是否认为干预行动实际上阻止了种族灭绝。对他来说，巴尔干战争加强了一种新的共识，这种共识后来鼓励人们接受反恐战争，只对战争的残酷进行批评。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做法。当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宣布他打算使用军事委员会来审判恐怖分子嫌疑人时，迈克尔·拉特纳（Michael Ratner）称该政策为“美国民主的丧钟”。最终，他的批评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最高法院裁定，《日内瓦公约》的共同条款第三条禁止了布什的军事委员会的行为，联邦法院可以发布人身保护令来结束预防性拘留。

然而，根据莫恩的说法，拉特纳和其他精明的反恐战争批评者，被引入了修正而不是结束战争的“误导战略”，似乎这两种立场是相互排斥的。为什么拉特纳不去试图打好他拿到的那张牌，适应反恐战争的反对者在战争初期不得不面对的意识形态限制？最终，拉特纳的职业生涯似乎表明，改善战争影响的愿望可以与一贯的反战观点共存。

拉特纳在其大部分职业生涯中领导着宪法权利中心，该中心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塞尔维亚战争，而不仅仅是反对战争中的行为。拉特纳和他的同事朱尔斯·洛贝尔（Jules Lobel）正面抨击了人道主义干预的扩张；他们观察到，就连希特勒都坚称，他“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预，是因为它声称侵犯了人权”。莫恩写道，“当战争制造者声称有令人振奋的理由来进行战争时”，最糟糕的战争就可能发生。

然而，在美军入侵阿富汗之后，拉特纳改变了他的精力，选择去帮助那些被卷入冲突、被监禁和被折磨的无辜者。随着围绕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事件的曝光，反对虐待囚犯的声音，开始显得比有关干预的抽象辩论更有说服力。根据莫恩的说法，恢复对酷刑的禁忌，意味着“现在没有禁忌能包含战争本身”。但莫恩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禁忌一定会取代另一个禁忌。

奥巴马加快了“人道主义”战争的进程。他利用自己的演说天赋，鼓励听众在他身上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并最终通过净化战争来挽救反恐战争。他的律师以布什政府的法律诡计为基础，声称（政府）有权无限期延长战争，转而采用不留痕迹（无人机）或只留轻微脚印（特种部队）的作战计划，并开始了“人道的疯狂杀戮，久久不能停歇”。莫恩写道。这场干净的反恐战争与那些肮脏的战争一样是非法的。

无论这些新策略被认为是多么得体，它们都违反了国际法，这些国际法要求，只有武装攻击的威胁迫在眉睫，并获得恐怖主义分子所在国家的同意后，才可以采取行动。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坚持认为，每次我们打击基地组织时，没有必要为自卫提出理由。这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杀人许可证”（无论是对家庭还是整个社区），而且常常打击到那些从未接近基地组织、从未袭击过美国或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人。无人机袭击的持续威胁给世界带来了永久的恐惧。

在国内，奥巴马成功地使战争看起来离人们十分遥远，远离了尸体袋和激烈的占领竞争，这主要是通过重申美国的独特美德，并重申人道主义战争的承诺。“我们曾经折磨过一些人”，奥巴马在电视上忏悔时说；但是，正如莫恩所说，其背后的引申含义是，“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在目前的冲突下，外交政策话语中忽略了核战争风险的增加，而核战争是永远无法被人道主义化的。尽管除了《原子科学家公报》之外，媒体中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但由于各种原因，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极高的高度。莫恩坚持认为，防止和结束战争应该是我们的首要外交政策目标。然而，新的武器运输行为和其他政策则表明，冲突可能会被进一步延长。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