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起，电影院可在新冠疫情低风险地区有序恢复营业，四个月以来，影院已经逐步全面开放，其中国庆热门档期《我和我的家乡》、《夺冠》、《一点就到家》等影片轮番上映，贡献了近37亿的票房。
电影院作为传统的服务业，长期以来招人都不算容易，旺季的时候通常需要一人身兼数职。疫情影响下，我国电影院线市场被按下“暂停键”，大批电影院倒闭，员工离职。尽管现在院线已经重新开放，但想要从容地应对接下来的元旦和春节等热门档期，现有的人手并不够。
电影院员工工资低，旺季工作强度大
徐燕在北京某热门商圈的电影院负责票务，日常她需要为顾客购票，准备爆米花、饮料等零食，在这一行，她已经干了六年。
由于现在正是行业淡季，界面职场记者到达影院门口时，偌大的影城寥寥数人，只有徐燕一个人在前台清点工作。
“我正常是上五休二，每天工作八小时。”徐燕介绍，现在他们影城目前共有正式员工30余人，还有11个兼职员工。如果赶上旺季，至少需要两到三人在前台负责票务。
除管理部门外，一个电影院会有负责售票的票务、零食饮料销售的卖品员工和负责检票、放映影片的场务。不过为节省人力成本，票务和卖品有时会合二为一。
刘思思在另一家影城同样负责票务，不同于徐燕老员工身份，她是一名兼职员工。刘思思向界面职场透露，她所在的影城大部分都是和她一样的临时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提前和值班经理安排排班。
虽然影城工作看起来轻松，但刘思思表示工作强度并不低，尤其是旺季的时候格外的忙。
“我每天要站在这里七八个小时，如果是周末或者假期，就会安排两个人负责票务，有时候还需要值班经理也过来帮忙。”她说。
受疫情影响，刘思思许多兼职的同事都离职了。她发现虽然现在看电影的人数没有往年的多，但是她要承担的工作内容更多了。
当被问到为什么现在年轻群体不愿意来影院打工，刘思思说：“可能现在年轻人不愿意过来上晚班，熬夜比较辛苦。”
影城不同于其他行业，经常存在三班倒的情况，有时候一些热门影片在零点上映，都需要安排好晚间的场次。
“我们一直有在招人，但是太难了，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该影城经理告诉界面职场，他们会预判即将上映电影的火爆程度，提前储备好一批临时工，等到热门档期到来的时候可以合理应对。不过今年影院复工后，仍然用的是从前的老员工，新人来得很少。
徐燕则坦言，现在年轻人不愿意来电影院打工主要还是工资太低。她作为六年的老员工，一直是拿的北京最低工资标准，上个月她到手的工资是2493.12元，这其中还包含有中秋福利费50元，而这笔福利费原本是100元。
“在北京，除去房租和家里的开销，能剩几个钱，谁愿意来呀。”徐燕说，“只是廉价劳动力，不怎么值钱。”
同样标准下，有些餐饮行业能包三餐，部分商家可以提供住宿，但影院工作人员都没有这些额外福利。徐燕没有接受完界面职场的采访，匆匆忙忙拿着外卖走了，她一天只有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可以离开岗位，有片刻休息。
影院入不敷出，经营困难人员调整
疫情爆发以来，电影院作为电影产业的重要一环，受到了严重冲击。在众多行业已经复工复产的时候，为了控制疫情的反复，电影院的复工进度被拉长，直到今年7月才逐步开放。
据中国电影家协会发布的《电影院生存状况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总票房22.38亿元人民币，同比2019年下降88%。调研数据显示，2000座以上规模影院同比下降87.7%，500-2000座规模影院同比下降88%，500座以下规模影院同比下降91.3%，小规模影院受创程度最大。
从受访187家影院提供的数据分析得出，第一季度每家影院平均收入为34.45万元，平均运营成本为117.9万元。不同规模影院运营成本不等，但从对比数据上看，全部影院从2020年2月开始已经入不敷出，承受着沉重的经营压力。
“电影院是电影的终端出口，没有放映场所，电影产生不了效能。” 导演贾樟柯五月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这些终端场所主要建立在租金昂贵的商业地段，比如大型商圈等，它们房租压力大，长达五个月没有进账，对电影院来说压力非常大。”
徐燕所在的院系是上市公司，对抗疫情的风险性较强。在停工期间，她每个月仍可以收到2200元的工资，生活能有所保障，但是许多小影城只能被迫注销或裁员。
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有20%的影院因为疫情裁员，这些裁员的影院大多是1000座以下的中小规模的影城。另有12%的影院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薪酬调整，不排除后期裁员的可能。
“我们现在很少招正式员工，都没有什么人过来看电影。”一位影城值班经理说，“我们最多招一些临时工，但数量也不会很多。”
（应采访者需求，徐燕、刘思思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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