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听觉艺术上的至高享受，是现代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音乐主要依靠“乐队”的方式展现出来，但“乐队”，却不是近现代世界独有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由“礼法”起源的礼乐制度，早已形成了庞大的“演奏模式”，“礼乐”中古典乐器多种多样，比之如今的“乐队”的阵容更要豪华得多。但同样的，礼乐也有阶级局限性，自周代以降，“音乐艺术”文化不断深化演变，形式多种多样，自单调的乐曲形式中蜕变而出，从仅能帝王享受，再到贵族、平民都开始享受音乐。而在宋代，“乐队”更是大量在民间出现，不仅音乐的享受对象发生“平民化”，就连演奏的“乐队”也同样平民化。宋代民间乐队，打击乐、弦乐、管乐皆齐全，这意味着中国古典的音乐文化的一个巅峰化，而乐队表演随处可见，既为了“谋生”，也可能是休闲娱乐，这也反映出了宋代新型社会下人民思想的蜕变。
宋代“音乐”艺术，在早期还是沿袭了唐代的音乐演奏的乐器和方式，但是唐代已经有了“市人”这种商业化的“表演艺人”，这意味着唐朝音乐艺术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有着一定的基础。随着宋初社会向安定过渡，宋代的商业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组成乐队的乐器配备也开始更加丰富，而且普及到的百姓层面也更广。
早在唐代时，“琵琶”是当时的“奏乐”之王，白居易一句“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更是把琵琶的强大艺术感展现得淋漓尽致。不过到了宋时，这种“重琵琶”的单乐器形态被逐渐改变，而“笛子”却成为了当时的“乐队”灵魂。之所以笛子能成为“主要”的乐器，并不是因为“笛子比琵琶”更全能，而是在于“制作成本”的低廉，百姓群体更容易接受。
宋朝时城市的“勾栏瓦舍”兴起，这可以说是所有“商业艺人”或者“休闲艺人”表演的地方，但他们终究是平民阶级，琵琶此类在唐代“地位显赫”的乐器他们也难以接触到，因此结构简单但表达情绪极强的笛子就成为了当时的音乐表演之“明星”。不过当有民间专业的“明星乐队”来表演时，琵琶这类乐器肯定也是齐全的，除了琵琶之外还有更多的“鼓”、“古筝”这样的伴奏乐器，所以宋代的民间乐队的乐器可以总结分为：
主乐器（管乐）：笛子、筚篥
打击乐：鼓、拍板
弦乐：琵琶、古筝
而这样的乐队在宋朝也被称为“鼓板”乐队，民间鼓板乐队的原型，就是宋代教坊里的“鼓笛部”：“乐用三色笛，仗鼓、拍板”。三个基本乐器组成最普遍的乐队，而民间百姓还将仗鼓改造成了“腰鼓”，方便走南闯北，妥妥的“流浪型乐队”风格。而这样的乐器形式，在北宋后期开始高度传播，到了南宋，在临安看到几支“鼓板”乐队已经不稀奇了。
民间乐队高度出现的条件基础一、观念条件：宋朝廷的放开，百姓拥有思想基础
在唐宋以前，“音乐”的阶级性还是十分明显的，不仅百姓难以随心“享受”音乐，就连“学习”音乐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但随着唐宋文化的高度繁荣，宋代统治者对民间的“文化态度”持续打开，就连教坊的“鼓笛部”被模仿也没有制止，这意味着在文化艺术上，宋代统治者有着刻意传播的态度，而百姓，经过唐宋商业化的洗礼，对于乐器的接受程度也提高，这是民间乐队增多的根本因素。
二、社会条件：商业艺人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好
宋朝时的“勾栏瓦舍”、“伎馆”都是民间商业艺术的重要表演场所，也可以说是经营场所。在唐代，“艺术市人”是不允许在坊市占据公共空间表演的，而到了宋代，坊市被打破，而且宋政府鼓励“艺术消费”、“音乐消费”的现象，因为这样可以加大税收，但维护成本几乎与无。因此在这样的“市场背景”下，宋代“乐队”职业自然就成了“热门”行业，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乐器组成乐队，到勾栏瓦舍报名轮番表演，因此商业对民间乐队的推送起到了极大作用。
三、生产力条件：手工业推动乐器生产
商品经济的推动，令宋代手工业大力发展，当时的“乐器生产”不仅成为了常见的产品售往国内，更大量出口国外，因此，巨大生产力的辅助，让更加适合平民阶层的乐器大量出现在市场。如此一来，百姓想组成乐队，不再需要自己打造乐器，或是需要巨额财富向教坊购买淘汰乐器，手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是推动“成本降低”的一个有效过程。
古典“说唱”，又好又叫座的宋代天籁（二）随着民间乐队的大量出现，民间用“音乐”所表达的艺术形式被高度覆盖，在唐代时，乐器的演奏和舞蹈或者说书、杂技等形式往往是分开的。可宋代勾栏瓦舍的“混合文化”，让这些艺术方式有效地被糅合在一起。而我国古代成熟的古典“说唱”，就在宋代成为了一种独具风格的“音乐”形式。
宋代《武林旧事》里就曾有记载通俗“鼓板乐队”的辅助表演形式：“供应杂艺，嘌唱、鼓板”。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杂技”表演，杂技团队和“鼓板”乐队也有了合作，杂技队伍往往表演：“跳丸、吞刀、吐火、旋盘、筋斗”，而乐队则是“悉在其中”。一边伴奏，一边表演杂技的镜头可以说是牵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神，让艺术的画面感更具有情绪和观赏节奏。不过在宋代“乐队”的合作的项目中，“说唱”还是最为常见的，也即是“嘌唱”。
“说唱”在宋代是指“说唱艺人”在讲述故事时以说和唱的混合方式表达一个故事，在魏晋隋唐被称为“小说”。所以彼时的说唱更类似于如今的“相声”中的“说学逗唱”。但宋代说唱却是丰富多样，因为他们有乐队提供“背景音乐”，这就让“说唱艺人”在表演艺术的时候多了层次感，笛子渲染悲喜，腰鼓和拍板控制节奏，比起单纯的说，改造后的表现手法令人心神随之沉浸，而如此结合也更有着丰富的意义。
说唱中，唐代诗人、宋代词人的大量著作被引用，因为诗词的格律对称工整，伴以乐队的奏乐，宋代说唱的确已经具备和现代流行“说唱”押韵的特色，可谓是中华古代“音乐”的天籁之佳作。
一、处在文化极度繁荣的时代
所谓文化繁荣，便是自魏晋以来，不断发展，在唐代达到第一次鼎盛的古典文化，唐诗将诗的境界推送到极致，而宋代更是出现了词，所谓词，便是“填曲”所用，宋代词的本质，就是唱多于读。因此，唐宋两个巅峰的文化形态，打造出了说唱这一艺术特色，而且宋代的民间文化十分繁荣，如记录唐代民间事物的《太平广记》就是宋代“说话艺人”著名的“范本”之一。
二、基层思想战胜礼教封建的束缚
说唱的本质是一种情绪，说唱或许有剧本，也或许没有，由艺人自由发挥，加上乐队的情绪煽动，说唱艺人会表现得淋漓尽致，百姓消费者们看着听着也颇感有趣。其实这种大现象的根源，还是百姓艺术文化对以往束缚思想极强的“礼教”进行了有力的对抗。宋代民间说唱，有着很多“不能言”的野史，但依旧被展现出来，而百姓们也喜欢听此类“秘闻”，不亦乐乎，比起以往动辄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宋代百姓的思想已经放松到了一个自由的境界。
三、文学创作“商业化”
说书表演，不可能全是名人所留下的故事和诗词，其实在宋代文化市场上大量存在的，还是当时民间“作家”创作的文本和故事。因为宋代文化艺术市场化，这也带动了相应的“文化端生产链”，文学创造也因此“商业化”。宋代说唱行业，往往会组成一个“书会”，而书会里，常有一些“作家”帮助修改“说稿”，对故事、对字音的“押韵”进行调整，由此打造了一场完美的说唱表演，而说唱艺术的完善，更是得益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亦走向商业化。
宋人的潮流进行时，戏曲之雏形（三）作为古代中国的“古典潮流”艺术，乐队的民间普及化，说唱艺术的完美诞生必然是站在世界文化的前沿。而这样多彩多样的“精神享受”，更是唐代百姓难以比拟的，宋人可以不受市场的管理控制，到专门的勾栏瓦舍、伎馆看演出，更不受夜晚宵禁的限制，生活的丰富程度并不输于部分现代人。
平民作为“艺术主体”，既享受又提供，消费者和表演者身份的转换，想来更是宋人的“流行”之一，正是这样随意的切换，让表演者更有着生活质感，成为全民共鸣的精彩表演。而宋代说唱文化的持续发展，到了元代，与“乐队”的结合，“曲”文化正式诞生。例如元代张养浩的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之中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曲中的话语感受，便有着“说唱”的特色。
而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更是脱离了诗词严格的华丽感受，显得更加通俗易懂，有着口语化的方便性。由此也可发现曲文化的雏形，和宋代的“民间乐队”和说唱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中的创作方式、表达方式的高度相似。
现代说唱和我国古典的说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相同，但我国古代“乐队”和“说唱"自周代就已经有了雏形，要更早于现如今的西方流行音乐文化的根源。而且我国古代乐队普及对象的发展，说唱内涵的深化，都有着很重要的历史传承意义。说唱词不是单调无意义的韵律词，而是古代历史文化丶中华精神的最好表现，乐队的大量出现，百姓皆可用之，这是宋代民间思想击破藩篱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对民间文化高度包容的政治丶社会举措，最后丰富了人民的生活，改变了艺术生产方式，打造了一个文化繁荣的美好时代。
参考文献：《宋会要》《武林旧事》《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梦粱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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