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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与政治时间：

重新理解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事件”

郭双林

〔摘要〕19世纪电报技术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个共时性场域，既毁弃了人们互动的空间，也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时间。具体到“五四事件”，电报使原未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的中国代表团得以提出该问题，将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回国内，导致北京的“五七”国耻纪念提前爆发，并直接引爆了上海的“三罢”运动。巴黎和会期间，广大民众还通过“通电”这一特殊手段，直接参与了现代政治的决策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改变了现代中国政治的运作模式。

〔关键词〕电报；“五四事件”；政治时间

五四运动是一个兼具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性质的重大历史事件，任何试图对现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作出解释的研究者，都无法绕过去。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五四运动大多从经济动因、阶级关系、思想变动等角度考虑，有意无意间忽略了技术因素特别是电报技术这一因素，似乎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电报在内的技术因素是一种常量而非变量，或者说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实际上，电报技术和铁路交通的出现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不亚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对于古代中国的意义，应该说是革命性的。近年随着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信息传播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并出现一批相关研究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电报与政治时间的角度，对1919年的“五四事件”作出新的解释。本文所指的“政治时间”，是指现代政治（包括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活中政务处理的时间性问题。

一、电报与共时性场域的建立

19世纪电报技术的发明，曾经带来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电报作为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生产力，“它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法律体系、经济理论、政治安排、管理技术、组织结构和科学的理性体系”，“这个问题可以被看作是生产力实现它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技术，以及指导和使其制度化合法化的解释性和正当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之一”。可惜，电报及其所带来的这场社会革命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电报技术对世界历史和中国现代历史的意义，也有意无意间被忽视了。如有学者在谈到大众传播时就认为，“新兴的传播方式代表了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最为古老，迄今为止也最为重要的传播技术，仍然是印刷术，特别是1811年出现的蒸汽为动力的印刷机，以及1815年以来发展起来的更加快速的滚筒机和轮转机”，公路、铁路、海运、空运等交通方式的重大进步，加快了新闻的搜集和印刷品的派送，至于电缆、电报、电话服务的发展，不过“使得新闻的搜集明显更加便利”而已。有学者在讨论民族意识的起源时，也只是强调了印刷资本主义的作用，完全忽略了电报技术或者说“电报资本主义”的作用。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不论是采用革命史叙事模式还是采用现代化叙事模式，同样都忽略了电报技术的作用。其实，凭借快速的信息传播，电报几乎毁灭了空间，大大压缩了时间，把每一个国家捆绑在一起，并使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民变成邻居，从而建立起一个共时性场域亦即“一个相互作用的事件的整体场”。这一共时性场域的建立在现代中国有一个过程。

1854年5月24日，美国发明家萨缪尔·莫尔斯用他完成的电报装置，从华盛顿通过电缆向巴尔的摩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上帝赐予我们什么？”有学者认为：“在各种可能的词语中，他挑选这几个词，既表达惊叹新媒介创造传播突破时空的奇迹，又表达对电报所带来的影响的拷问。”无论人们对这句话如何解释，这份电报的发出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电报甫经问世，即受到欧美各国的青睐。到1860年，美国已建成电报线路32000英里，所有的城市都被组入这个网络之中。英国建成8000英里，欧洲大陆则达45000英里。1851年，第一条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铺设完成，英伦三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海线接通。1866年，在九年前已经铺设完毕的大西洋海底电缆投入使用，新旧大陆被连为一体。随后，这个巨大的信息网络快速从欧洲向东延伸，到1870年前后，至少有三条电报线路抵近中国。1864年，横跨俄国西伯利亚的陆线到达当时的中国领土恰克图附近。1865年，另一条由英国伦敦开始的线路经现在埃及的库塞尔、苏丹的萨瓦金、也门的亚丁、阿曼的马斯喀特，抵达印度的孟买，准备登陆香港。1870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将俄国西伯利亚线路修至日本的横滨、长崎，随时可以延至上海。从1862年起，外国人就在不断地试图将电报线路接入中国。对此，清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迟疑，到1876年终于决定采用这项技术。之后电报线路得到快速架设。从1881年到1899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一个贯通全国的电报线路网建立起来。中国被完全纳入全球电报通讯网络之中。

随着电报线路在全球的延伸，以提供新闻报道为目的的通讯社迅速发展起来，并一度形成英国路透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沃尔夫社、美国纽约新闻联合社垄断世界新闻市场的局面。电报通过通讯社改变了以往新闻报道的风格，“它通过迫使通讯社制作‘客观’新闻打破了党派新闻的传统，任何政治派别的报纸都可以使用这些新闻······通讯社要求使用一种脱离了地方性、区域性和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他们要求某种更接近‘科学’的语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话语的内涵特征受到严格的控制。如果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同一个故事，那么语言就必须扁平化和标准化。因此，电报导致了语言形式的消失，新闻报道和故事风格的消失”。也就是说，电报迫使各通讯社的新闻报道语言逐渐超越党派性和地域性，而这种“客观”报道又为报纸招徕更多的读者，使电报公司和通讯社获得更多利润。

早在贯通全国的电报线路网建立起来之前，外国通讯社就已经进入中国。1872年，英国路透社在上海设立远东分社，负责收集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信息，并向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提供新闻报道。1914年，日本在上海设立远东通讯社，打破了路透社远东分社对中国新闻市场的垄断。之后，各国通讯社纷纷进入中国。同时，中国人也意识到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开始自办通讯社。1904年，骆侠挺在广州设立中兴通讯社。1909年，王慕陶在布鲁塞尔创办远东通讯社。1911年杨实公在广州设立展民通讯社。1916年，邵飘萍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到1926年，全国共有155家通讯社。据笔者查询，巴黎和会期间，为《申报》提供新闻报道的通讯社有中孚通讯社、路透社、东方通讯社、中华通讯社、中美通讯社、平和通讯社、新闻编译社、国民通讯社、联合通讯社、亚细亚通讯社、太平洋通讯社等，其中提供电报新闻最多的是中孚通讯社、路透社、东方通讯社、中华通讯社。

1872年5月2日《申报》刊载的“香港来电信”说：“英公司轮船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开来上海，载有鸦片一千〇七十箱。”这可能是该报刊发的第一则电报新闻。之后，该报频频刊登“来电”“电信”“电音”“电报”，到1906年开始设置“专电”栏目，以后又设立“公电”栏目。到民国初年，电报新闻逐渐成为各报纸新闻栏目的主要内容。以《申报》为例，1914年9月29日，该报第二、三版共刊登来自北京、上海、济南、开封、徐州、成都、哈尔滨、潍县以及伦敦、巴黎、纽约、彼得堡、东京等地27日、28日发来的42封电报，占据近两个版面。据说当时专电的数量和质量成为各报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些报纸为了招徕读者，甚至伪造专电和通电。与此同时，还出现一种新的邮政方式——“快邮代电”。根据规定，各级邮局对此种信件必须立即转送，片刻不得迟延；沿途经过的邮局必须填写收发时间，不得以迟填早；邮件送达后，须将相关凭证寄转发信邮局，以便考证。这种邮政方式的出现很明显受到了电报的影响。由此看来，电报既改变了新闻报道的内容和风格，也在改变着传统的邮政制度。或许可以说，至晚到民国初年，一个以电报技术为基础的共时性场域在中国已经形成。

二、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提出

电报的出现使传统政治生活中的各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可能变成了现实。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战败而结束，协约国集团决定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缔结和约。11月中旬，北京政府决定派外交总长陆征祥为特使参会，并组建中国代表团。11月28日，外交部经中国驻巴黎使馆给代表团发出训令，除规定中国将来列席大会所抱定的普通原则外，还特别指出：“至于我国希望在大会提出问题······兹可分为三项：一、关于土地之完全，二、关于主权之恢复，三、关于经济之自由。”所谓土地之完全，主要包括收回各处租界及租借地、胶州湾及日军占据之胶济铁路等内容；所谓主权之恢复，主要包括废除《辛丑条约》关于外国在中国首都永久驻兵权以及领事裁判权等内容；所谓经济之自由，主要包括收回关税主权，并要求各国退还庚子赔款等内容。据曹汝霖说，这一方针的确定，主要是受了参战督办段祺瑞的影响：“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致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无异议，就此决定。”

1919年1月8日，北京政府又给代表团发来据说是外交委员会拟定的五项议和提议：破除各国在华特权及各种势力范围，包括收回租借地及其内之军港、专管租界，统一铁路管理，废止所有铁路合同中许与附属地及类似权利，取消有垄断性质的矿权及农工业权契约，撤废各国在中国所设邮电机关等；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关税主权；废除《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各国在华驻军权，撤走各国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警察；停付《辛丑条约》所定分年应交之各国赔款，用以振兴教育和实业。

就这两份训令的内容看，虽然不好说完全没有涉及山东问题，但确实没有把山东问题单独提出来，更没有提出废除“二十一条”问题。自从1914年8月日本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以来，中国社会各界就把收回青岛及山东铁道的希望寄托于战后的国际会议。不料事到临头，却被北京政府主动放弃了。

北京政府不准备在巴黎和会上把山东问题单独提出来，并不意味着代表团所有成员都持此种看法，更不意味着国人认可北京政府的这一作法。早在1918年5月14日，驻美公使顾维钧在提交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对于议和大会应提问题中应该包括“关于山东等处之中日新约”。12月20日，先期到达巴黎的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美公使顾维钧及驻法公使胡惟德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也曾提道：“对日胶州山东各问题，暨民国四年五月与日所订各种条约换文，均系由欧战发生，损我主权领土尤多，届时并相机提出，是否，祈核示。”

中国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则要更明确，态度也更坚决。1918年11月30日，山东省议会发出致北京政府的通电：“欧战和平会议，吾国已预备派员列席，青岛问题应为吾国应提之重案。”12月5日，江苏省议会在所发通电中也指出，欧战既获最后胜利，将以全世界和平会议为人道主义立永久保障，“我国派员列席会议，亟应根据此旨，提出要求，对于德奥方面如胶州湾及其他租借地乘时收回，一切条约概行废止”。据说当时“各地人民函电交驰”，力主收回胶州湾。后因传说青岛交还将由中日两国单独协议进行，山东省议会和山东报界联合会分别于1919年1月10日和13日发出致北京政府的通电。山东省议会在通电中要求“恳即转饬陆使，恪慎奉行，将青岛问题提会公议，勿贪近利，勿惑甘言，以挽我国之主权，即以洽各国之心志”。山东报界联合会在通电中也指出：“青岛之役，本隶欧战范围，今和平会议，国际各种问题必将同时解决，不宜与一国单独谈判，作茧自缚。乞转电陆使，将青岛问题提交大会，以保我国之权利，以维东亚之和平。”同时，各大报纸还围绕该问题展开讨论。《晨报》曾先后连载《青岛之将来》《青岛当以无条件交还中国》《应当废弃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新约》等长文，这不可能不对社会各界产生影响。

巴黎和会开幕之前，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对解决山东问题的态度多少有点模棱两可。赴法途经日本期间，他一面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岛问题当属议题之一”，一面在东京会见日本外相内田康哉时又表示，同意日方的提议，即对青岛问题，“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归还中国”。虽然陆征祥后来在途经美国纽约时曾对和议发表三项声明，其中第一项就是“交还青岛”，但是将来究竟如何“交还青岛”，报道此事的日本通讯社并未交代清楚。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到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时，中国代表团已经决定在会上提出山东问题。1月22日，代表团第二次会议还专门就此作出决议：“民国四年日本要求我国之二十一条款事，系迫协我国承认，此次应提出和会，力争废除”，“关于山东问题，决议由中国提出议案，直接向德国要求退还中国”。

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必须有相关文件作支撑，否则无从谈起。因事先无此准备，部分相关文件并未带来。因此巴黎和会开幕当天，陆征祥就致电北京外交部：“山东问题即须提出，但最近在东京所签字之铁路借款条约，未曾抄稿带来，无从措词。倘勉强提出，措词稍有不符，不但遭彼反诘，且可发生极危险之影响。请速将逐条意义详电，一面仍托妥人，迅速将全稿带欧。”1月23日，代表团便收到外交部21日发来的电报：“陆专使等：十八日电敬悉。山东济南府至直隶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市——笔者注）、高密至江苏徐州二铁路，当年允借德国款建造，七年交通部转向日本借款，同时日本允解决山东各悬案。经阁议议决，由驻日本章公使于九月间与日本银行签订《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合同》共十四条，其大旨：政府认准两路建设费用，由日本银行发行金币公债，日期为四十年，以该铁路所属财产并收入担保。合同成立，银行先垫借日金二千万元，年息八厘。两路合同内容大致如此。其关于解决山东悬案，另用换文，提议大要：（一）调回军队；（二）胶济铁路由中国组巡警队保护；（三）警费归铁路支给；（四）警队本部及养成所聘用日人；（五）铁路从业员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将来由中日合办；（七）撤废民政署。除全稿另寄外，谨复。”当天，陆征祥在代表团第三次会议上专门就《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合同》和《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换文》两案作了报告。在当时的情况下，将合同全稿从万里之外的北京寄往巴黎，实在难以想象。1月29日，陆征祥又致电北京政府：“山东现正提议吃紧，请将七年九月间奉使签定《济顺、高徐借款合同》全稿详细示知。此外，关于山东问题，如有类似此种之合同或条件，亦请彻查电知，以免窒碍。”次日，外交部将济顺、高徐两铁路借款预备合同全文用电报发往巴黎。1月31日，代表团就收到了合同全文。1月27日，五国会议讨论青岛问题。上午由日本阐述立场，下午将邀请中国代表团阐述自己的立场。这一消息于午餐时才由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秘密通报中国代表团。威廉士还向陆征祥建议，他作为代表团团长最好回避，先派其他代表前往，以留余地。经过稍事准备，下午3点，中国代表团派顾维钧和王正廷出席五国会议。会议先由日本代表团陈述意见，然后由顾维钧作答。经与王正廷商议后，顾维钧提议“会中关于胶州问题，应由中国陈说理由后，再行讨论”，得到主持会议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的允许，随即休会。当晚，陆征祥在顾维钧的陪同下拜访美国总统威尔逊，并与威廉士举行晚餐密谈。其中美方最担心的就是1918年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合同》和中日《关于解决山东悬案换文》。陆征祥当晚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说：“彼等······屡询胶济铁路与日本有无成议，祥等不能不以实告。彼称我辈即以此为顾虑，今悉果有此事，我辈之帮忙，譬如脚下跳板已经抽去，何以措词？‘二十一条’之签字为强力所迫，世界共知，至胶济铁路之成议，出于中国自愿，势难更改等语。”这预示着中国代表团要想在巴黎和会上获得外交谈判的成功并非易事。

1月28日上午，顾维钧代表中国代表团在五国会议上发言，午后陆征祥便致电外交部，将会上情况作了初步介绍：“顾次长亲译转呈，极密。今晨五大国继续开议，先讨论太平洋岛屿，旋请中国代表发言。顾使陈述大致如下：（一）山东因历史、人种、宗教、风俗、语言、国防等关系，与别种海屿不同，应令德国将所租青岛及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二）所有中日在欧战期内所订条约、换文、合同等，因中国加入战团，情形变更，该项条约等均认为临时性质，须交大会决定等语。威总统询日本全权，所有中日从前接洽各条件，可否提交大会。牧野以此种条件宣布于日本不利答复，支吾云，须请示政府。英、美、法各全权均露不满意之颜色，即询中国愿否交出。顾使即答以我国并无反对交出之意。各国代表以今日中国所请理由极为充足，均与顾、王两使握手表示，并于顾使陈述时，各强国代表屡有美意表示，现于颜色。究竟将来结果虽不可知，惟今日会中实情如是，特先奉闻。”1月30日晚上，陆征祥又将顾维钧在会上的发言要旨详细电告外交部。

顾维钧的发言获得了极大成功，并得到北京政府的肯定。1月29日，国务院致电陆征祥：“陆总长鉴：二十八日电悉。奉大总统谕，山东问题，顾、王两使在会力争及顾使发言各节，极为扼要，深堪嘉尚。我国总以实行门户开放及永绝争端为主旨，在会列强既均表示好意，亟宜乘机极力联络，以巩国际地位。”30日，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次长陈箓也致电陆征祥说：“本日又将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电分呈，均甚欣慰。欧战期内，中日所订条约，原须俟日德协议后中国承认。自中国挤入战团，宣告德约无效，是中日条约之目的物已归消灭。顾使在会中陈述各节，洵为探骊得珠，条约等件交会决定，尤属扼要。全文已另电达。”2月3日陈箓在给陆征祥的电报中再次提到，他曾“取三十日晚所发顾使宣言要旨面呈总理，亦以措词得体称善者再”。陈箓在此使用的这个“再”字，生动地说明国务总理钱能训当时的欣慰之情。

顾维钧的发言对北京政府来说也蕴含着巨大风险，即要废除中日在欧战期间所订立的条约、换文、合同，就必须将这些文件公开，自然，中日之间的秘密外交也就无秘密可言。北京政府及在巴黎的代表团成员似乎都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1月28日上午会议结束后，美国代表曾示意中国代表团，将中国“战时内与日本所订种种条约、换文、合同，无论秘密与否，全数电来，以便对付”。这一建议得到陆征祥的认可，因此他向北京政府建议：“此后倘日本政府再与北京商量山东问题，请告以该项问题已交全权在和会商决，勿为蒙蔽。”2月2日下午，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到北京外交部向陈箓质问，指责巴黎中国代表团向新闻记者表示，无论何时均可以发表关于山东各项中日秘密文件。小幡酉吉表示，交还青岛问题为日本政府已定方针，现在中国代表要求直接交还，欲借外国势力抑压日本，所以日本不能不维持其相当之体面。小幡最后表示，日本政府准备将1918年9月中日所订合办胶济铁路及济顺、高徐铁路合同附属交换文件提交巴黎和会，并征求中国政府同意。当天下午5点，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因担心中国当局被日方动摇，也来外交部密谈。他劝北京政府全力支持中国代表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不要阻止其进行。协约国代表如果询问中日秘密文件，中国代表应推诚相告，勿自行发表。芮恩施还表示，中国代表既然得到各国的赞助，自应坚持到底，勿稍放松。万一日本以兵力恐吓，请先通知其本人，他将首先电告巴黎和会。

2月3日，陈箓致电陆征祥通报此事。2月5日，陆征祥致电外交部，并转呈大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对小幡酉吉在外交部所说中国代表将中日密约告诉报馆一事予以否认，指出此次日本并未先与中国接洽，就在五国会议上率先商议处置德属问题，企图乘机要求各大国同意胶州问题。由于美国代表坚请该问题解决之先，须邀中国委员到会陈述意见，于开会一小时前通知中国，中方也才有机会陈述自己的主张，“陈述之后，列席各员均表赞美，日本始谋不遂，并在会相形见绌，因而向我国内设法恫吓，或运动各公私各机关个人舆论，破坏我在会所处良好之地位，各国亦所预料。幸钧座及部院一致坚持，不胜感佩”。他特别强调：“此事关系我国存亡问题，千钧一发，如再为其所动，在会稍有退让，则爱我者必将鄙我，即使幸安数月，恐不可思议之问题不久仍将发生。务请持以决心，是所切祷。”他要求外交部，如果小幡再来叙谈，务必将日方要求及中方的答复情形随时电告，“至其所请济顺、高徐铁路合同交付大会征求同意一层，自可照允”。一向软弱的陆征祥，在此事上却表现得异常强硬。

2月9日，陆征祥收到外交部5日和国务院6日发来的电报。外交部的电报称：“日使请发表合办胶济铁路及济顺、高徐铁路公同文件，征求我政府同意。元首及阁议均主张将二十一款条约、换文同时发表。本日征求日使意见，现已与商定，如日本代表将以上铁路各合同文件在大会提示，我国方面亦将二十一款条约、换文同时在会提示。双方意见，并以在未提示以前，两国代表先行互相接洽为妥。祈察核办理。”国务院的电报则称：“关于青岛问题，日使要求将胶济铁路借款条约提出大会，我政府同时亦应以中日前订‘二十一条’一并提出。所有接洽情形，已由部于二月五日电达。如和会中有提示必要时，贵总长即可酌察情形，便宜办理。”这等于授权陆征祥在向和会提交山东问题的相关文件这一问题上，可以相机自行决断。

在得到北京政府的授权之前，代表团已经在积极准备相关文件。2月3日，陆征祥致电外交部：“三十日电示预备合同全文已悉。惟关于解决山东悬案之换文，查二十一日来电，尚未详尽。请将此项换文全稿速详细电示。”同日，外交部就将山东问题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省的换文条款电达巴黎。2月6日，代表团第11次会议议决电询北京四事：“一、小幡提议时都中如何对答？二、各项秘密文件所指何几项？三、现留济南日兵实数？四、胶济铁路与日换文，是否包括矿产？高徐、顺济之正式合同，曾否续订签字？如果成立，将全文并复。”次日，陆征祥连续给外交部发出六封电报，其中四封都是催要相关文件：“次长亲译。威总统于二月十三日以前回美，各国均主张我国应将关于山东、南北满及其他一切秘密文件，于威总统未动身以前交出，除已电此处各件外，其余望火速将原文电告。切盼。祥。七日十六号”，“《济顺、高徐预备合同》及《换文》均收到。究竟此等条款现在已否实行？如已实行，济南军队究竟撤去若干，尚留若干？查合同及换文，并未说到矿务，是否矿务即包括在铁路中，或另有秘密文件？希速详细电复。祥。七日十七号”，“现国际联合会正在组织进行，风闻凡属秘密条约，均须交出。此层如果实行，于中国似觉有益。所有我国与无论何国从前所订秘密条约，均请将原文电示，俾有预备。至盼。祥。七日十八号”，“顾万急。次长亲译。今日下午牧野秘书来见，并带有交出大会文件四种：（一）关于山东日英、日法、日俄、日义秘密换文。此项换文，即英、法、俄、义从前承认将来议和时，对于山东问题，允助日本。（二）一九一五年关于山东中日秘密换文，即‘二十一条’之一部分。（三）关于胶济铁路换文。（四）关于开原海龙吉林铁路、长春洮南铁路、热河铁路、洮热间开通起至海边止换文。查二、三两种，此处已有案，惟第四种无案可查，火速将原文电告。彼既择要交出，则在我自以全交为宜。务将所有关于中日秘密事件，除已电此处者外，概行将原文火速电告。并盼于初十日前电到。至要，至急。祥。七日二十号”。在陆征祥的催促下，外交部先后将各种中日密约电达巴黎。

到2月11日，中国代表团已经将提交和会的山东问题相关文件准备好。当晚在代表团第14次会议上，顾维钧介绍了节略的内容，并交代表团成员讨论。2月14日，在代表团第16次会议上，代表团成员再次就节略内容及送达方式交换了意见。当天，陆征祥致电外交部指出，准备提交大会的节略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甲）说帖，述德国在山东所享各项权利之性质与范围；（乙）叙日本以兵力占据之历史；（丙）要求前项权利全部归还之理由；（丁）应由大会直接归还之理由。第二部分：附件19件，中日为中立问题的往来公牍、“二十一条”原文、1915年所订中日条约换文、1918年9月间所订合同及换文等均在内。第三部分：专备山东铁路及中国海线图各一张。陆征祥在电报中还特别指出：“此次提出案专为山东问题，至于‘二十一条’等文件附入，不过为将来伏根。其他如东三省及东蒙以及其他我国收回权利各问题，现正在分别预备文件，依次提出。目前山东问题最为吃紧，故所提问题即以此为限。深恐各项问题如果同时提出，不免使欧美各国转因公共利益偏向于日，在我反有孤立之虑。”从代表团会议记录看，上述意见许多是顾维钧的看法。次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将该节略及附件译英全份送交大会。

此次撰写提案所用文件，据国务院、外交部2月15日致陆征祥的电报说，除“二十一条”全案交涉始末及公同防敌案卷业经由外交部抄送携带外，其余如《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满蒙铁路借款草合同》《山东高徐顺济借款草合同》及胶济合办等换文，均系“由外交部前后电达”。

由上可见，电报技术对现代国际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1841年6月5日，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从伦敦出发，坐船经地中海，然后转陆路过苏伊士（当时运河尚未开凿），于7月7日到达孟买。在此停留十天后，7月17日出发，8月10日到达澳门，历时67天。这一速度在当时已经破了纪录。另据梁启超说，当时从伦敦到北京之间，“一书往复，例须三月”，以单程算即需45天。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代表团与北京政府之间的电报一般情况下两天即可抵达，少数电报仅需一天。

可以说，如果没有电报技术的支持，中国代表团很难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即使有此心恐怕也无此力。

三、从“五七”到“五四”

中国自古即有一种耻感文化。孔子在回答子路何为士的标准时，首先一条就是“行己有耻”。孟子也说过“人不可以无耻”。顾炎武则进一步指出：“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5月12日，北京总商会急电各省商会，决定以每年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5月16日，全国教育联合会通过决议并通电全国，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究竟应该以5月7日还是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呢？北京的周筱侯曾专门致函报社，希望报界就此展开讨论。当时有人撰文指出：“日人利用欧战时机，提出要求‘二十一条’。我政府于无可奈何之中，为委曲求全之计，讨论者三月有余，率不得日人欢心。五月七日，遂来最后通牒。于是我政府忍气吞声，全部承认，从此主权丧失，国体损辱。国民深痛之而亦深耻之，群议定一纪念日，以警觉同胞，策励将来，法至善也。惟纪念日期，为说不一，有主张五月七日为纪念日者，有主张九日者，又有折中其说，而定为八日者……顾以余观之，皆不如以通牒惠临之五月七日为纪念日，方为确当。”不过，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其所辖的北京、上海等地商会以及北京教育界多以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而江苏省教育会及其下辖各学校则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

1919年5月7日是第四个国耻纪念日，无论是北京各校学生还是国民外交研究会，都准备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活动才被临时提前，因此“五七”国耻纪念演变成五四运动。对导致国耻纪念提前的原因，几个当事人所说均不相同。罗家伦说是由于邵飘萍5月3日在北大的报告；梁敬錞说是由于林长民所写新闻报道5月2日在《晨报》的发表；而叶景莘则说是由于国务院5月2日密电专使签约，蔡元培召集学生在他家开会。林长民之所以要在《晨报》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与梁启超4月24日发给国民外交协会的电报有直接关系。该电报刊登在《晨报》5月2日第2版：“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启超。二十四日。”叶景莘说的北京政府5月2日密电专使签约的电报在“顾维钧档案”中没有发现，在林明德主编的《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一书中也没有发现，从代表团发给北京政府的其他电报中也未发现任何线索。不过，在《晨报》5月2日刊发梁启超的电报之前，还有一封代表团发来的电报说：“巴黎议和专使来电，谓我国在和会之情形极恶，日人以纵横捭阖之术，旁攻侧击，致青岛问题，我国将归失败。非惟不能直接交还，亦且不归五国暂管，听中日两国自行解决。和会难以坚执公理，以为裁判云云。”直言之，5月2日《晨报》刊发的电报是两封而不是一封。

北京政府当时实行秘密外交，凡代表团发往北京的电报，特别是需要转呈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的电报，都特别注明“次长亲译”，凡北京政府发给代表团的重要电报，也都注明“陆专使亲译”。另据陈箓2月10日在给代表团的一封电报中说：“巴黎所有来电，箓随时秘密缕陈，分送总统、总理，向不经秘书厅。”也就是说，当时巴黎代表团发往北京的电报都是在陆征祥、陈箓、钱能训和徐世昌之间直接传递的，秘书厅根本插不上手。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梁启超能够了解内情？为什么代表团的电报会在《晨报》上出现？

这实际上与北京政府当时执行的双重外交路线有关。1918年徐世昌就任大总统之初，接受梁启超和林长民的建议，在总统府设立一个咨询机构——外交委员会，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熊希龄、张国淦、周自齐、沈瑞麟、靳云鹏、王宠惠、陆宗舆、陈箓、孙宝琦等为委员。与此同时，熊希龄等人还成立了一个民间团体——国民外交协会，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1918年底梁启超一行赴欧洲考察，就是林长民建议的，徐世昌拨出6万元予以资助。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立后，北京政府曾将外交委员会的名单电达代表团。1919年1月27日，陈箓在致陆征祥的电报中提到，外交委员会成立后，迭经会议，与部里意见尚能融洽，对外交上办事的困难情形也能理解，“查该会与任公关系颇密，首座亦颇重视，任公到法后遇有可以接洽之处，似不妨面谈。万一有极困难之问题，电达首座时亦不妨与商，并约联衔，庶内外一致，于和会进行及国内舆论必有良好影响，裨益于无形者实多”。梁启超等赴欧前，北京政府还曾将陆征祥所带“政司各种文件”照抄一份，准其随身携带。尽管梁启超一再声称：“此行全以私人资格，不负直接责任”，“鄙人此次欧行，纯系私人资格，不含有政治意味”。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不仅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有知情权，而且有建议权。

在欧洲考察期间，梁启超确曾向北京政府提过建议。1919年2月23日，他曾致电外交委员会及徐世昌：“抵英即闻和会已提青岛问题。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吾辈着眼不在归还之名义，而在主权之实际。胶济路关切肤利害，不能与青岛分为两案。若再借口出兵，谓当获得，试问比、塞将何以报英、法。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凡约章戾此原则者，当然废弃，青岛其一端耳。内外当局切宜统筹兼顾，进行次第极当注意。美固相爱，英、法同情尤为要着。至关税、领判两事，失此不图，更无机会，亦断不容迟延······凡此诸端，望政府确定方针，毋辜民望。”这封电报不久即见于《晨报》（2月28日）、《大公报》（3月1日）和《申报》（3月3日）。

《秘笈录存》一书收录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期间北京政府秘书厅录存的主要文电，它是徐世昌退出政界多年后主持编纂的，意在“使后人知我国在会困难真状”。书中收有一封《某要人欧洲来电》，其中写道：“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目下竞争要点······综观大势，英、法极愿相助，而苦于夙与日本有成约。必须鼓英、法热情，方能有济。又，高徐、顺济路约发表以来，外人哗然，以为中国政府自愿对于‘二十一条’加以保证，授日本以极好口实。美外部兰辛谓：中国弱点惟在此。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结此约以自缚!为今计，惟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作者在此封电报后面附有一则按语：“此时舆论咸归咎于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遂在北京发生五四之变。”言外之意，五四运动的爆发，这封电报也脱不了干系，使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一九一八年订约之人”。查这里所说的“某要人”就是梁启超。该电报曾于1919年3月6日通过汪大燮、林长民转呈大总统徐世昌，但其主体内容稍后相继出现在《晨报》（3月22日）、《大公报》（3月23日）和《申报》（3月24日）上。

梁启超之所以这么做，与其秉持的国民外交路线有关。出国之前，梁启超即在《国民公报》上撰文指出：“当此国际平等主义大昌之时，我国民亦宜诉其积年所受酷冤于主持正义人道之诸友邦，一求伸理；而国民外交，又为各国所共标榜，故我国民于此时宜发挥一种舆论，内以督促政府，而外以博世界之同情。”他表示，此次欧游，就是“诚欲邮达吾国民多数所希望，诉诸彼都舆论，以冀为当局之助”。所以，对梁启超来说，关于巴黎和会，本就无秘密可言。

当时北京政府的某些作法更助长了这种趋势。1918年10月，徐世昌出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后，标榜“文治”，对新闻报纸尤为重视。当年12月31日，他在总统府举行中外新闻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夫舆论者政府之后援，报纸者人民之喉舌。在今日欧美社会中，新闻纸效用之广大，几如布帛菽粟为各级人民日需之物。吾国教育虽未普及，而远考古先啧室之谋，木铎之徇，舆人歌颂，已可卜民心国命之推移；近睹戊戌以来每次政治上变革之功，咸归于报章鼓吹之力，明效大验，炯然若此。今共和国体虽益形巩固，而国外战祸甫纾，国内弭兵伊始，解除积困，培厚民生，尤不能不望中外新闻家之重与扶持诱掖。”徐世昌所讲并非官场套话，后来他专门在总统府设立新闻记者处，于每周二、五两日派专员接待各报记者，除关于军事、外交秘密事件外，所有时政施行各事实，均可提交各报随时刊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巴黎和会期间，陆征祥也比较重视舆论宣传。1919年1月19日晨，他在发给徐世昌和钱能训的电报中指出：“各国对于舆论一层，向极注重，近来尤甚。现时国际对我情形，似亦应设法指导舆论，有所表示。”顾维钧在五国会议的发言产生广泛影响后，陆征祥于1月31日致电外交部：“中国全权在议席上要求将青岛及胶济铁路暨附属权利完全直接归还中国，欧美各报馆均已备载，美报舆论尤多表示。请执事秘密授意于本部及府院机关报，纯由报馆口气议论青岛及胶济铁路暨一切附属权利均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转展登载，表示通国人民之意愿，如此则内外一致，鼓吹似较有力。”陆征祥的建议绝大部分得到了忠实执行。2月3日，陈箓在发给代表团的电报中写道：“取消二十一款事，一月十五日起已由中外报界逐日鼓吹。顾使宣言大意，亦已由机要股用报馆口气散布登载，并继续进行。”

因此，对梁启超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应予充分肯定，但不能由此认为“梁启超的电报······促成了五四学生示威运动”。其实，无论是代表团还是梁启超所发的电报，对五四运动只是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五四运动之由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与当时形成的澎湃激昂的舆论氛围直接相关。自从巴黎和会召开以来，山东问题就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电报的传播速度和外国通讯社的设置已经使当时的外交活动几无秘密可言，北京政府执行的双重外交路线更是火上浇油。代表团与北京政府之间来往的主要电报，都不同程度地在报纸上披露过。当时人们或许不知道“议题设置”这一概念，但围绕山东问题的新“议题”层出不穷：顾维钧在五国会议上的陈述，日方的无理要求，中日秘密协定的公布，战时日本与英、法、意等国协议的披露，意大利的退会，日本态度的强硬乃至上海总商会的“佳”电风波、梁启超的“亲日”传言等，无一不引起广泛注意，搅动国人的神经；而从直接收回带来的喜乐，到五国代管引起的失望，再到将德国在山东权益交与日本引起的惶恐，社会各界犹如坐在过山车上，陡起陡落，精神极度紧张。因此，只要有一点儿星星之火，即刻便会成为燎原之势。

四、“支”电与上海“三罢”

长期以来，上海“六三”以后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被视为五四运动的高潮，其实上海“三罢”也是由一封电报引爆的。

从“顾维钧档案”所藏和《中日关系史料———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一书所收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与北京政府之间来往的电报内容看，1919年5月4日学生运动发生之前，从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到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次长陈箓，北京政府当局可谓同舟共济，为国家争地位。但是5月4日学生运动爆发后，他们却毫不犹豫地站到了学生和民众的对立面，对运动采取了高压和封堵的策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与他们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对电报技术带来的信息革命准备不足有关。

他们对形势变化的估计，从当时北京政府发给巴黎代表团的电报中可以窥见一二。5月5日，陈箓在发给代表团的电报里写道：“顾密亲译。本日北京因青岛事，各校学生在天安门聚集四千余人，欲往请求英法美各使主持公道，为东交民巷警察所阻，不果。旋往曹润田住宅放火，房屋被烧，章仲和公使新自东京回，亦被击，头部受伤甚重。晚间秩序已定。特闻。”同一天，国务院也给代表团发来电报：“转陆总长鉴：第三十八号电悉。日本要求于和约草案内专列一条，将胶州问题由德交日自由处置，着着进逼，实堪痛愤。此事在我国只有坚持，断难承认。如果总约案内加入此条，我国当然不能签字，希照此办理。再，昨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千余，以‘还我青岛’为词，高揭旗帜，有‘抵制日货’、‘灭尽倭奴’等字样，先赴英美各使馆请谒被拒，遂至曹总长宅，逾垣而入，放火焚屋，捣物伤人。驻日章使适在曹寓，被殴重伤，警队劝阻无效，当场逮捕现行犯数名，始克解散。恐传闻失实，用以附达，亦可见我国民激切也。”以上两封电报均属通报情况，非常正常。

但5月6日陈箓发给陆征祥的另一封电报就多少有点耸人听闻：“总长亲译······本日阁议，佥以此次青岛问题交涉失败，至起内讧。近日都中及各省情形，恐难免尚有暴动。如于必不能维持时，全体阁员一致辞职等语。届时钧座是否列名，请速电复。”在这封电报中，“近日都中及各省情形，恐难免尚有暴动”一语最堪注意，它反映出北京政府对当时形势的估计。5月4日当天，的确有少数同学主张采取激烈手段，“实行大暴动”，但正如参与游行的王抚洲后来所说，绝大多数学生“当时在天安门集合的目的，只在对各国使馆游行示威，并无往赵家楼曹宅的预谋。因为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外，不得通过······临时决定改道往赵家楼曹汝霖门前，去高呼三声‘打倒卖国贼’，将旗帜扔在他的门前，即整队回头解散。大家并相约要严守秩序，不可与军警冲突。至于到了赵家楼，演变成为攻进曹宅，打人、焚房，事后，连我们参加的人，也感到意外。这是群众心理愈来愈激昂，而演变出始料所不及的结果”。因此，形势远未发展到“近日都中及各省情形，恐难免尚有暴动”的地步。

5月8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内阁总辞职，并于当晚将辞呈送达总统府。据《晨报》说，钱内阁总辞职的原因在于“内政外交在在棘手，又有此次风潮，内阁应引咎负责”。钱内阁虽然被大总统徐世昌慰留，但此事反映出，钱能训政府已经认为“都中及各省情形”到了“不能维持”的地步，否则不必内阁总辞职。

正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北京政府对学生运动采取了高压和封堵的策略。5月4日，教育部即密电各省教育厅：“本日京师学界有以专门以上各学校学生名义，于五月七日举行纪念会，抗议青岛外交问题情事，务望通饬各校，妥为防范，不得聚众滋事，是为至要。”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私宅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处分此案办法”。据说当时有人主张解散北京大学，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甚至以辞职抗争。5月5日，北京政府继续开会，“商议对于逮捕学生办法（交法庭）、对于学校办法（免蔡元培）、对于警察办法（惩戒警察官），议论甚多，有要求释放学生者，有劝告不宜压迫者，有以党望关系不赞成免蔡者，有以地方关系不宜惩戒者······外交协会原定五月七日（谓为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开会，饬警厅阻止”。当天，教育部训令直辖各校及私立专门以上各学校，“对于学生，当严尽管理之责。其有不遵约束者，应即立予开除，不得姑宽”，同时咨行内务部，“一体令行部辖各校”。5月6日，北京政府专门开会讨论阻止“五七”国耻纪念事宜。徐世昌颁布大总统令，申饬警察总监吴炳湘“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要求对派出之警察人员“查取职名，呈候惩戒”。同时，北京政府还加强了新闻检查，并一度切断京沪、京津、京汉各电报线路。后来由于外交团的抗议，才接通了京津、津沪线。

上文已述，电报曾经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山东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以通过电报技术在北京与巴黎之间建立一种共时关系为基础的。如果说这种共时关系在印刷资本主义时代是靠想象建立起来的，那么在电报资本主义时代则是在现实技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代表团准备提出山东问题期间，陆征祥与北京政府之间的电报来往频繁，仅2月7日，就至少向国务院和外交部发出六封电报。即便如此，北京政府仍不满意。当天，国务总理钱能训致电陆征祥称：“近日和会进行情况，虽经迭接报告，惟电到较为迟滞······拟请此后议场逐日详情，我国及他国代表重要发言，均随时电院。倘我公冗忙，或由严秘书鹤龄随时电达院秘书长。此间关系外交者，亦当随时互达。”也就是说，钱能训要彻底毁灭时间，实现北京政府与中国代表团之间的无缝隙对接，从而建起一个共时性关系。前面也说过，由于电报技术的发展，全球性的共时性场域至晚在民国初年已经形成，所以钱能训要求在北京与巴黎之间建立的这一共时性关系，是从属于全球性的共时性场域的。换句话说，巴黎和会期间，广大民众不仅是在场者，而且是参与者。北京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才切断了政府控制的京沪、京津、京汉之间的有线电报。然而，外国人控制的电报线路仍然存在，各通讯社提供的关于巴黎和会和学生运动的消息更充斥报端。原因很简单，作为商品，电报新闻已经伴随着资本的渗透几乎无处不在。

对被捕学生，因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于5月7日交保释放。5月8日，不安于位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动辞职，并于次日离京出走，不知去向。5月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也步蔡后尘，挂冠而去。之后，学生运动逐渐演变成以“挽蔡（元培）”“拒田（应璜）”“不签约”“罢斥祸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风潮。后来大总统徐世昌虽然被迫发布慰留蔡元培的命令，国务总理钱能训也被迫收回任命田应璜为教育总长的提案，但因对“二十一条”责任的不同理解和对济顺、高徐铁路合同内容的不同解读，北京政府不仅没有顺应民意将曹汝霖等人免职，反而加以慰勉，结果使风潮越闹越大，最后竟演变成6月3日的大逮捕。

6月4日下午，一封电报从北京发往天津，然后经天津转往上海。次日，这封电报的内容同时出现在《申报》《民国日报》《时报》等上海各大报纸的“专电”栏。《申报》上的电文写道：“天津学生会来电：（衔略）顷京电，十时学生大演讲，被军警拘捕，现闭置译学馆四百人，断绝粮食，四周架武器，设帐驻兵。又二人被步军统领拘去，笞刑镣铐下狱。未捕者连日仍续演讲以示决心。乞各省县学生界各界火速营救。天津学生会。”《民国日报》上的电文则谓：“天津学生联合会来电：昨十时学生大演讲，被军警拘捕，现闭置译学馆四百人，断绝粮食，四周架武器，设帐驻围。又二人被步军统领拘去，笞刑镣铐下狱。未捕者连日仍续演讲以示决心。望电各省县学生各界火速营救。”《时报》所载电文要简略一些：“昨日因学生演讲，拘捕学生四百人，闭置译学馆，断绝粮食。惟学生依然演讲，并不退却。（天津四日申刻专电）。”三报所载电文，除个别文字外，内容基本相同，很明显出自同一信息源。因4日代码为“支”，姑且称该电报为“支”电。

据罗家伦说，这封电报是他从北京发出的：“到了六月四日，我们想把恐怖的新闻电打出去，我就带了四十几块钱去打电报，哪知道我一出去，侦探便跟着我，于是跑到日本邮局去拿一本丸善株式会社寄来的书。侦探在前面守着，哪知道那个日本邮局有个后门，我就从后门走了。结果，居然被我把那个电报拍到上海去。”在此，罗家伦既没有交代这封电报是否从日本邮局发出，也没有说明为何不直接发往上海，而要由天津学生会转。据后来蒋梦麟讲，天津学生会的几个学生也是利用租界的外国机构，将这封电报转发上海的。

自“五四”学潮以来，上海地区的学生运动即得到了江苏省教育会的支持，并利用电报与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彼此呼应。5月26日，上海各校学生在蒋梦麟等人的支持下实行总罢课。6月4日下午，已经罢课九天的各校学生收到“支”电后，立即将电报内容印刷成传单，并于傍晚7点多走上街头，沿途分发，号召上海各界设法营救北京被捕学生，“如荷允洽，即请签名，准定自今日起（五号）一律闭门罢市”，得到上海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各商号闻之类皆赞成，乐为签名，允许停止营业。因此各居户之日用食物者，莫不预为购办”。

6月5日，上海各界实行总罢市。据《申报》6月6日报道：“昨日本埠南北市商家已与学生取一致行动，全埠一律罢市，均以惩办国贼、释放学生为目的，不达不止。惟秩序甚佳，并无暴妄举动。”同时，部分产业工人也迅速行动起来。上午11点半，曹家渡日人所设内外第三、四、五纱厂男女工人举行罢工。下午1时半，陆家嘴日华纱厂、杨树浦上海纱厂等男女工人2万余人举行罢工。同时举行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印刷工人，沪宁、甬杭两路部分铁路工人等。随后，华商、英美、法商电车工人，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等厂全体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

上海的“三罢”对周围城市迅速产生辐射效应。从6月6日至10日，南京、宁波、镇江、苏州、常州、无锡、扬州、芜湖、九江、杭州、汉口、济南、天津等城市先后罢市。无锡民众还召开公民大会，决议停纳租税。北京政府当初所担心的“都中及各省”相继“暴动”的局面，竟然真的出现了。

五、“通电”与政治参与

“通电”又称“公电”，是近代电报出现以后形成的一个专有词汇，基本意涵是指拍发给有关方面并同时公开发表的宣布某种政治主张的电报。“通电”与“电奏”不同，其主要目的不是汇报工作，而是为获得民意的支持。因此，“通电”是电报时代广大民众参与现代政治的一种重要方式。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社会各界拍发了多少封“通电”，至今没有详细统计。1919年8月，辜鸿铭在上海的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上发表《回国留学生与文学革命》一文，其中写道：“听说最近有人已拍了五千通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另据1919年巴黎出版的《致中国代表团支持他们在山东问题的立场的电报》一书说，中国代表团从1919年2月7日至4月10日之间共收到了86通由世界各地不同政治团体发来的电报。据笔者统计，在“顾维钧档案”中收藏的1919年中国代表团收发的600多封电报中，至少有24封是不同团体发来的。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到7月3日获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各界民众围绕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在《申报》上公开发表的通电不下500封。

有学者在谈到电力传输的信息效果时写道：“在外交事务中，电讯传输之迅捷促使人们在决策做出之前就将其公布，以便确定这些决策做出之后究竟会出现哪些不同的反应。这样的决策程序在瞬息万里的电速条件下完全是必然的，因为电速使全社会都卷入了决策过程······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民选代表的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情况的确如此。近代国人发表“通电”虽不始于五四时期，但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国人发表“通电”最多的时期之一。当时几乎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卷入了北京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对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社会各界最初都是支持的，包括南方的军政府。前文提及，巴黎和会开幕之前，山东省议会和山东报界联合会就曾发出致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院、外交委员会的通电，要求北京政府转饬陆征祥，将青岛问题提交大会。与此同时，留英的中国学、商、工三界侨民也发出通电：“中国前途，系于巴黎和会之决议。望消除内争，一致对外，要求取消日本于战时强迫中国政府承受未经宪法上议准之条约，无条件归还胶州；废除裁判权、租借地、外国驻兵及税率，暨关涉中国主权、妨害中国发展之条约。”也就是说，在巴黎和会开幕之前，中国社会各界就对如何处理山东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顾维钧在五国会议上陈述中国政府的主张后，属于南方军政府的郭泰祺（字复初）于1月30日从美国致电陆征祥：“解决胶州问题，应以修改四年中日条约为主体。该约因欧战发生，因威逼而成立，与德俄、德罗条约同出一辙，理应废止或修改。且美政府当时亦曾招忌，必为我助。务恳极力主持，祺与陈君（陈友仁——笔者注）现正设法提倡欧美舆论，以为我公后盾。”2月5日，山东省议会议长王朝俊等也通过外交部致电中国代表团：“青岛问题务请坚持，万勿退让，鲁民全体誓以死力对待。”2月6日，部分山东籍国会议员致电外交部并转巴黎中国代表团：“公等雄辩，声振寰宇。青岛问题及二十一款，端仗大力，不独山东之幸，实全国所渴望。乞坚持勿让，某等愿竭力后援。”所以，无论是南方军政府还是山东民众，对巴黎中国代表团是支持的，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当听说日本政府对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陈述表示不满时，社会各界或发表通电或致电北京政府，表示反对。据说此类电报，短短几天之内，北京政府就收到60余通。如广西省议会在电报中指出：“日本于万国和平会议，对于我国代表提案，须得彼之同意，蔑理侵权，是实以被保护国待我······望速电各代表坚持勿馁。”北京高等专门学校联合会在通电中指出：“青岛问题，务望毅力坚持，拥护国权，顾全邦交，同人不敏，愿为群公后援。”江苏省教育会在通电中指出：“顾、王二使在欧会发言，舆论认为称职，报载日使干涉，请坚拒。”汉口各团体联合会在电报中指出：“欧洲会议，我国代表发言，当然不受约束。讵日使到部要求钳制，轶出国际正轨，请严词拒绝，以保主权而平舆情。”上海总商会、寰球中国学生会和国民励耻会等团体在通电中也分别指出：“报载日使干涉我国专使欧会发言事，已蒙政府严词拒绝，务乞坚持到底，以保主权”，“中日问题关系至巨，顷闻日使干涉，乞坚持勿让”，“闻日政府以顾、王两使争还青岛，迫请撤换，曹汝霖、段祺瑞力主顺从。此事果确，国亡无日。除电两使坚持外，恳公勿为胁从，沦胥邦国”。旅美华侨听说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撤换顾维钧和王正廷的消息后，也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说：“闻日本因中国赴法专使宣布日本之管理中国政策，迫我召还，谨请竭力使其留任”，“据报章登载，日本政府要求我国将派赴巴黎和会之某某专使调回······侨等切盼台端始终坚持，勿将某某专使更动，庶使我国权利可以妥为保护”，“请转呈并切恳大总统弗由国际和议大会撤回顾、王二使，致辱国体······万勿听从日本政府之威胁”，“此间华人一致申请贵部对于日本无庸让步，誓以生命力争”。一些人则针锋相对，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撤换日本驻华公使，如山东省商会在电报中指出：“此次顾、王两使在欧洲和平会议与日使辩论，实为世界持正谊，非仅为我国争主权。乃驻京日使恃强逞蛮，无理迫胁，直视我国等于庸属，一息尚存，此何能忍······恳即向日政府提出抗议，请其将该使迅行撤换，以全邦交而平民愤”，“恳仍电促各使尽力抗争，并一面要求日本政府撤换日使，以保国交而息众怒”，“至小幡氏以前次中日交涉之当事人，再来我国，不改野心，干涉我外交，蔑视我独立，应要求彼国撤退该氏，以敦睦谊而重主权”。也有人致电顾维钧和王正廷说：“中日问题，存亡所系。外交制胜，全仗两公。望益坚持，以维国命”，“中日问题关系国家之存亡，敬乞公等坚持勿让，全国国民当为诸公之后盾”，“请坚持中国主权，国民愿盾公后”。总的来说，此时广大民众对北京政府和代表团的作法是肯定的、支持的。

但是当人们听说北京政府曾与日本订有密约时，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早在2月2日，时任江苏教育会会长的张謇就发出致大总统徐世昌的通电，要求公布中日密约：“顷见报载日人制我专使在巴黎议会发言权，又威胁我外部不宣布种种诡诈取得之密约，令人愤邑，悬‘亡国奴隶’四字为帜，无南北无智愚贤不肖皆耻之，行见举国腾沸也。謇则以为，我政府即甘受日之钳束，听日之指挥，不宣布密约······我国人能容我政府之晏然乎？日能安享而晏然乎？能终不宣布乎？众迫而后布与不待迫而布孰愈乎？于义孰正势孰安乎？元首之明，当见及之。”2月9日，公民调和会也发出致大总统、国务院、公使团、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的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速电欧洲和会各代表，将从前所订一切密约公议宣布，概行废止，务达永久和平之目的”。一时间，反对中日密约成为热门话题。

之后，人们的关注点逐渐集中到反对续订高徐各路正约这一问题上。2月13日，江苏省教育会致电北京政府：“报载高徐各路将订正约。现值欧会公开旧约，正在宣布，新约岂宜续订。请审慎。”同时中华建设会也致电北京政府：“近日哗传高徐、顺济等路草合同期满，闻政府尚在与日商订正约，舆论疑骇。现欧会人方助我，若因此失列国之同情，不独我国受损，亦非近邻之福。况我国铁路问题，将在欧会解决，此事似当由我国代表在欧主持。此时订约，有碍进行，务恳取消，免为欧会障碍。”

一些人则主张由国人自筹经费，还清借款，废除密约。如2月15日、21日，湖南宝永郴桂各属绅学商民及辰沅永靖各属绅学商工农民等先后发出致各报馆和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非常国会、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商会、报馆、上海和议代表的通电。前电写道：“据路透电报称，日本干涉我代表在巴黎会议独立发言，又不许我发表中日密约，如中国政府同意，则参战借款二千万元中，未付之千七百万元可以照付，否则将索还已付之三百万元等语。窃惟国有生命，是此主权，对外独立发言，即此种权能之实现······今对内既弃战言和，自当徐谋救济。况参战之事实既不存在，即军事借款密约业已失其前提，即此项条约当然不能继续，自当于统一后，由政府劝国民协力筹偿此三百万元，毁弃该密约，以免后患。”后电则指出：“为今之计，莫若将参战借款及中日密约迅速销毁，并将已借之三百万元，由南北共同筹偿，或由国民捐付，纵令全国破产，亦所不惜。况此区区之数，中国虽贫，而爱国心富，想不难凑集也。诚以借款则丧尽主权而速亡，毋宁破产而或救止于万一。”

当民众尚在为北京政府献计献策时，北京政府早已有了结论。2月3日，陈箓在致陆征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至胶济铁路合同交两院秘密否决一层，总理云两千万借款早已用罄，事实上恐办不到。”社会各界如果了解此一内幕，不知会作何感想。

之后，随着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不利的消息不断传出，社会各界对北京政府的态度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满足于向北京政府和代表团提建议。如上海商业联合公会在获得青岛将由五国共管的消息后，于4月28日连发三封通电，第一封发给巴黎中国代表团，并请其转达美国总统、英法总理及协约国各和议代表：“专电喧传青岛暂归五国协管，事果属实，殊与此次战争所得之公理与正义显有违背，吾华全国人民实深骇异······若此次和平会议不能按照各国恢复国土办法，将青岛直接交还中国，则华人对于和会，既不能得持平之待遇，对于日本，必以国际信义相责难，使我四万万人民危疑自惧，非所以保障世界永久之和平。务望诸公主持公理，实践前言，将青岛直接交还，不仅东亚利赖已也。”第二封发给北京政府：“伏乞迅电巴黎和会各邦代表，主持公道，将青岛直接归还我国。并乞切电专使，坚持到底，勿稍让步。”第三封系发给该会在京主任干事虞洽卿：“乞我公就近晋谒政府，吁求坚持，勿稍让步。”虽然这三封电报用了“伏乞”“乞”等谦辞，但从电报的口气看，已经不再是一味地建议，而带有硬性要求的成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人们开始要求代表团拒绝在协约上签字。如果说此前社会各界在山东问题上对北京政府和代表团行使的是建议权，此后则是直接行使决策权了。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发出通电：“各省商会、省议会、教育会暨各团体、各报馆公鉴：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消息极紧，查日本所借口之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一款之约，系以武力胁迫；又民国七年九月关系胶济铁路之换文，顺济、高徐铁路之草约，并非正式订定，我国民决不认为有效。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二十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并令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并希电示。”同日，北京总商会也发出通电说：“山东问题异常危急，闻将直交日本，请飞电巴黎和会力争，及电我各专使，万勿署名，并招各界开会商量救亡办法，为外交上声援。”在这里，国民外交协会和北京总商会已经撇开北京政府，直接要求代表团不得签字。5月11日，淮安教育会在通电中要求社会各界致电“顾、王二使，勿签押，据理争，不达目的莫归”。5月13日，留日学生在所发通电中指出：“青岛失，主权丧，中国亡，我国民休养生存之地，驯为他族栖息盘踞之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惟有以我国民之自决心与奋斗力，各祛私见，共济时艰，拼敢死之心，作困兽之斗。”闽南国民大会也通电全国，要求“联电专使，切勿签字”。湖北旅川学生林芳藻等在通电中甚至要求“宁为救国雄魁，勿作亡国奴隶，头可断，而字万不可签”。

社会各界所发通电是否被北京政府和巴黎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呢？从“顾维钧档案”所藏电报看，至少部分被代表团收到。5月7日，代表团就收到留日学生总会发来的电报：“青岛直接收回，为正义人道之要求，务请坚持到底，并将此志转达各国委员。”5月8日，代表团收到上海南北和谈代表唐绍仪和朱启钤的联名电报：“倘和会承认他国之要求，不容纳中国之主张，我四万万国民为公理正谊计，断无承认之理，应请勿予签字。”5月13日，代表团收到江苏省议会来电：“务乞联合友邦，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签字。”5月14日，代表团先后收到顺直省议会的两封来电，要求“仗义执言，坚持到底，不达直接归还目的，并废除二十一款密约，决勿签字”。5月17日，代表团收到墨西哥华侨来电，要求“请勿签约，设法挽救”。5月18日，代表团收到北京报界发来的电报：“国民誓死争青岛，公等如稍退缩，誓不与公等同中国，望坚持到底。”发报人还要求代表团将该电译文交给巴黎报界号外。5月20日，代表团收到广东省议会来电：“领土所关，他人不得处分，乞提出和会，力争还我主权。”5月22日，代表团收到湖北省议会来电：“请据理力争，务达目的，否则万勿签字。”6月初，代表团还先后收到江苏吴兴女学界、福州商会、四川省省长和贵州国民大会的来电，纷纷要求代表团“万勿签字”，“非由和会直接交还，并取消密约，概不承认”，“切勿签字”。

汹涌的民意使北京政府内部发生分歧。5月19日，国务院曾就巴黎和会是否签字问题发出致各省区军政长官的通电。通电介绍了中国政府的主张及陆征祥等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涉情况，然后指出：“现经政府熟权利害，决定对于草约大体应行签字。惟山东问题，声明另行保留，以为挽救地步。一俟提交国会同意后，即照此施行。”后接到陆征祥专电说：“保留一层虽经在会声明，而签约时能否办到，殊无把握。”因此北京政府于5月24日再次发表通电，陈述签字与不签字的利害关系，然后表示：“既有以上情形，经熟思审处，第一步自应力主保留，以俟后图。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因该通电中有“当经征询两院议长及前段总理意见，亦属相同”一语，6月12日，由安福系控制的众议院发表通电，对此表示抗议，说前次众议院同意的是“保留青岛，条约签字”，并曾咨复在案，“今国务院‘敬’电（即24日——笔者注）所云，是青岛问题亦在签字之列，与政府提交众议院咨文全然不符，殊堪骇异。且以征询两院议长为词，尤属误谬”。通电表示：“议员等忝为国民代表，对此国家重大问题，当然服从多数民意。”由此可以推断，即使北京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也很难获得两院通过。陈独秀曾用“平民征服政府”来形成这种现象，即“由多数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动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各种平民团体以外，不必有什么政党），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其实不是“平民征服政府”，而是民众代替北京政府行使了决策权。这在电报出现以前，绝不可能。

电报不仅使民众卷入外交事务的决策过程，而且卷入了国内政治的决策过程。从本质上讲，五四运动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衍生物。5月4日以前，国内舆论关注的主要是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5月4日以后，人们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国内政治事务上来。在抗议声中，广大学生不仅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学生联合会，而且形成了一套比较固定的政治参与模式——集会、演讲、通电、游行。这套政治参与模式曾在民国时期反复上演。

由于学生在5月4日的游行过程中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导致32个学生被警察拘押。事情发生后，学生代表团以“快邮代电”方式向申报馆及各省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学校、各团体发出求援通电，指出：“本日同人等为山东问题举行游街大会，请各公使馆主持公理，并促国民觉悟，秩序甚为严肃。道经曹汝霖寓前，因其卖国之罪，不能不有所警戒，稍作示威举动。乃警察厅竟下令逮捕学生十余人，事出非常，乞各界一致主持公论，以为援助。”当时风传钱能训拟解散北京大学，段祺瑞主张对被拘学生处以极刑。该通电虽然直到5月7日才在《申报》刊出，但社会各界仍被迅速动员起来。从5月7日至5月9日，三天之内，《申报》在《吁请慎处学生维持大学电》等题目下集中刊登各种通电51封。发表通电者既有南北和谈代表唐绍仪、朱启钤，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名人高官，也有江苏省教育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五十五公团、上海律师公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留日学生救国团、国民对日外交后援会、上海日报公会、浙江省议会、浙江省教育会等团体，以及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大中学校。其中列名《本埠各学校电》的计有上海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大同学院、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等32所大中学校。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五十五公团在致大总统、国务院和教育部的通电中毫不客气地指出：“青岛问题，存亡关系，一发千钧，危急万状。此次外交失败，人人知为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等所误，几乎国人皆欲杀之。政府何爱若辈，而以国家为孤注，乞速按律严惩，与众共弃。至学生爱国，起与卖国贼为难，正合全国民意，因此被逮，商民等全体愤激。应请政府垂念学生无罪，即行释放，一面劝谕照常上课，否则全国暴动，更难收拾。并希立电和会专使，坚持直接归还青岛到底，万不得已则退出和会，决不签字，对内以顺舆情，对外以张国势，在此一举。”虽然被拘学生在7日上午已经被保释出狱，但这些通电显然为推动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6月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在接到天津学生会转来的“支”电后，也曾在《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出救援北京学生的通电。电文除介绍了北京学生的被捕情况外，特别指出：“政府摧残士子，惨死无人道，一至于此。同属国民，宁忍坐视。务乞主持续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缓。”之后在全国再次出现一个为营救和声援北京学生的“通电”高潮。仅6月6日当天《申报》所刊《汇纪请惩国贼援救学生电》一文，就集中刊登33封通电和一封公函，几乎占据了一个版面，发电单位包括江苏省教育会、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华侨联合会、中国基督教联合会、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六十二公团、留日学生救国团、上海总商会、上海麦粉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纱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上海出口各业公会、上海广肇公所、上海书业公所等43个团体，涉及教育、商业、工业、学术等各个行业。这些“通电”与当时上海的“三罢”运动相配合，形成强大压力，迫使北京政府不得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职务，释放被捕学生，国务总理钱能训亦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与其说是学生取得了胜利，毋宁说是社会各界再一次替北京政府作出了决策。

六、结语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起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之所以能够提出山东问题，正是由于运用了电报技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之所以能够迅速传回国内，使“五七”国耻纪念提前，演变为五四爱国运动，同样是因为运用了电报技术；上海之所以能够在一天之内实现“三罢”，还是因为有了电报技术。可以说，自清末民初以来，因为电报线路网的建设以及各国通讯社的进入，中国已经出现一个联系世界各地的共时性场域；当时北京政府利用电报技术在北京与巴黎之间建立的共时性关系，是以这个共时性场域为基础的。换句话说，对于巴黎和会，广大民众并非缺位者，而是在场者，他们不仅密切关注着巴黎和会现场的外交谈判，而且密切关注着北京政府的一举一动。当民众认可北京政府的举动时，他们仅仅行使建议权；当广大民众不认可北京政府的举动时，他们将直接行使决策权。五四学生运动和社会各界反对巴黎和约签字，都是在行使决策权。北京政府虽然利用了电报技术带来的通讯方便，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因此他们在处理学生运动和决定是否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时，始终“在使用陈旧的、前电子时代那种支离破碎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并采取了非常简单粗暴的手段，结果引火烧身。围绕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广大民众与北京政府始合终离，并最后走向对立，这是根本原因。总之，从传播学角度来讲，对于五四运动而言，电报绝非可有可无，它构成了这场运动发生发展的技术基础；它不仅毁弃了空间，而且极大地改变了政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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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党史研究》2019年11期、微信公众号“青运春秋”(ID:qingyunchunqi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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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刘伟韬（广西艺术学院）

校 对 | 新媒体小组

统 筹 | 胡同洲

审 定 | 杨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