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勇立
穆齐尔
《没有个性的人》
卡夫卡
当非“个性”的人生态度发展到极致，就几近于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了。在穆齐尔担任几家重要的报纸文艺副刊主编期间，他和当时德语世界接近一半的一流思想家和作家都地打过交道，卡夫卡准备出版中篇小说《判决》（Das Urteil）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找穆齐尔接洽的。然而这些震古烁今的文坛和思想界的巨子们没有一个成为他的朋友。在他流亡瑞士期间，他的寓所离詹姆斯·乔伊斯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拜访他。更离谱的是，1940年穆齐尔移民美国的希望破灭，当时又有许多被迫害的德、奥知识分子成功地转移到了哥伦比亚，于是有人建议穆齐尔效仿，孰料被他一口拒绝，理由居然是“施蒂芬·茨威格就在南美洲。”是不是穆齐尔的才华高到了真的可以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程度了呢？并非如此，首先，穆齐尔在中篇小说集《结合》的失败之后，艰苦探索了十余年才摸索出了一条既符合他的精神旨趣，又契合时代要求的写作风格——论说文主义的特色，而关于论说文卢卡奇早在1910年发表的《心灵与形式》就予以过充分的阐发，后来又经托马斯·曼和布罗赫等人的继续努力使之成为整个二十世纪德语现代文学的一大重要特征，而穆齐尔对这些理论发展完全视而不见，白白地多费了十年闭门造车的功夫；其次，穆齐尔不是一个想象力出色的作家，他的写作素材无一不来自他直接或间接的见闻，据与穆齐尔有过亲身交往的德国资深文学评论家汉斯·迈耶尔回忆：至少在整个二十世纪，没有第二个文学家像穆齐尔这样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饥似渴地吸取创作养料，也没有谁像他那样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处于一种零距离状态，“穆齐尔笔下的唯一主题就是他自己”。穆齐尔自己则辩解说：“……作者的思想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有半点失真，一定要吻合真实的情景、相关的内在思想。必须如此，对我个人来说，对我本人、对我清醒着的品格实在是很重要。”这个理由当然是言之有据的，但如此一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就差不多完全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范围之内限定死了，偏巧他又不善于交往，朋友无多，游历还非常有限，从未离开过中欧数得出的几座城市，因此不免常常深陷于“输出功能障碍”的苦恼；当他晚年离开了他长期生活的柏林、维也纳，流亡到异国他乡的瑞士、彻底断绝了社会交往时，他的处境就如同切断了源头的内陆河流，终于使他积重难返的“写作瘫痪症”来了个大爆发，提前结束了文学生涯。
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个性”的态度决定了穆齐尔蔑视现实、一心要超越现实的态度，然而当刚性的现实让他避无可避时，到头来他还是选择了和现实妥协。1933年10月10日，纳粹当局为了收买文人，颁布了所谓“为促进德语写作事业的帝国通告”，要求每一个未流亡作家都必须政治表态，断绝与德国流亡作家的杂志的关系。为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在纳粹当局获得出版恩准，穆齐尔违心地给流亡杂志《荟萃》（Die Sammlung）的负责人克劳斯·曼写了绝交信；1936年流亡瑞士的托马斯·曼号召人们一起来支持流亡作家，从穆齐尔那里得到了不愿合作的答复。原本以为这样就顺顺当当地避开了现实，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38年奥地利被“大德意志帝国”合并，《没有个性的人》被纳粹列为禁书，穆齐尔的妻子马尔塔又是犹太人，如果再不离开暗无天日的第三帝国就难逃法西斯暴政的魔爪，形格势禁之下穆齐尔被迫离开维也纳经罗马流亡瑞士。
综上所述，穆齐尔的非“个性”思想是他应对病态下文明社会的一种极端的态度，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他才敢于用他常人所无的高度精密敏锐的感觉利器去无情地解剖和烛照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高度精确地认识到工具理性奴役下的异化和丑恶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刻本质，而他用另一种眼光为世人勒出的一个美好世界的蓝图的确能振奋久遭压抑的精神，涤荡久经涂炭的灵魂，《没有个性的人》因之成为整个二十世纪堪称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佳作；然而另一方面他的非“个性”过于片面和极端地拔高虚幻的理想，尤其不可取的是他盲目地将一切现实因素都当成自己的假想敌，尽管他尽了最大的主观努力，事实证明他那种完全罔顾现实的非“个性”思想最终还是虚弱无力的。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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