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加成法推算利润率(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法推算利润率)

余淼杰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

崔晓敏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袁东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天弘基金投资经理兼高级研究员。

摘要：2000-2007年我国最低工资平均翻番，对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产生突出影响。理论研究表明最低工资通过两条渠道发挥作用。一是要素替代渠道，即当最低工资上涨时，直接面临约束的企业可用其他要素进行替代，但替代程度取决于企业对低技术劳动力的依赖度。二是成本加成渠道，即最低工资影响企业的定价决策，进而促使其出口国内附加值比发生调整。经验研究利用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验证了理论预期。最低工资上涨使得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下降，但加工贸易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负向影响较小。

关键词：最低工资；国内附加值；要素替代；成本加成

引言

自加入WTO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2000-2007年最低工资的平均水平翻番。最低工资作为一项重要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措施，对企业的出口行为具有突出影响。其中，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角度之一。这是因为在全球化生产分工背景下，传统指标难以准确反映各国贸易的真实情况，因此Koopman等（2012、2014）和Kee和Tang（2016）等文献提出出口的国内附加值这一概念。他们发现2000-2007年中国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比显著提升，但一般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则出现小幅下降。如何理解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差异化表现？如何量化最低工资上涨对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两种方法，提出最低工资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的两条渠道，即要素替代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并发现二者的相对强弱与要素密集度相关。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文献研究的缺失，并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图1 中国最低工资和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2000-2007年）

说明：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数据来自Kee和Tang（2016），最低工资数据来自作者整理。

一、出口国内附加值比的衡量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出口国内附加值比？一般而言，企业的国内附加值为总产出（或出口）中扣除进口中间品的部分，而国内附加值比为国内附加值占总产出（或出口）的份额。文献中关于国内附加值核算主要有两种方法，投入产出核算法（国别—行业层面）和微观数据核算法（中国—企业层面）。一方面，投入产出核算法基于跨国投入产出表追踪一单位最终产品生产所需的国内和国外中间投入，进而识别各个国家—行业在最终产出中的增加值占比，参考文献包括Hummels 等（2001）、Johnson 和Noguera（2012）、Koopman等（2012、2014）、Wang等（2013）等。另一方面，微观数据核算法主要由Kee和 Tang（2016）提出，利用2000—2007年中国海关总署的产品交易层面贸易数据和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提供的企业投入—产出相关指标进行核算。

本文主要参考Kee和Tang（2016）的方法度量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值得注意的是，在核算时需要结合数据情况进行三方面特殊处理。一是，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中间投入可同时用于国内和出口产品生产，但并没有数据显示企业如何分配进口中间投入，因此文献一般根据国内销售和国外出口额占总产出比重进行分摊。二是，国内中间投入中可能包含来自国外的增加值，在进行国内增加值比核算时需要剔除。本文采用Wang等（2013）提供的行业层面变量作为替代。三是，消费品和资本品一般不直接进入最终产品，因此需要根据相关统计指标和广义经济分类（Classification by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识别并从进口中剔除这两类产品。计算表明，2000-2007年，我国一般贸易企业、纯加工贸易企业及混合贸易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平均值分别为92%、50%和69%。

二、最低工资上涨的要素替代效应

最低工资主要通过改变非技术工人的劳动成本影响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当工资水平低于最低工资时，企业直接面临最低工资约束。对于直接受约束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意味着非技术工人工资成本的上涨。能否用其他生产要素替代变贵的非技术工人？这取决于企业生产过程对非技术工人的依赖度，也即非技术工人的可替代性。当非技术工人可替代性较高时，最低工资上涨将促使企业更多地使用进口中间投入，进而导致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下降。当非技术工人可替代性较低时，最低工资上涨将使得企业雇佣的非技术工人成本总额上升。由于工资成本属于国内增加值的一部分，因此这将导致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被动提升。而当工资水平高于最低工资时，企业不面临最低工资政策的直接约束。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当最低工资上涨时，其生产投入要素（劳动、资本和中间品）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因此也不改变企业对各类投入要素的配置。

实证分析通过贸易方式、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三个变量，来识别企业对非技术工人的依赖程度。首先，根据贸易类型将出口企业划分为纯加工贸易、混合贸易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如余淼杰（2011）、戴觅等（2014）等均发现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密集度较高、生产率水平较低。其次，基于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工业增加值），将企业划分为低劳动生产率、中等劳动生产率和高劳动生产率三组。生产率水平越低，则企业对非技术工人依赖度越高。最后，基于资本劳动比（即人均固定资产），将企业划分为低资本劳动比、中等资本劳动比和高资本劳动比三组，并将处于中间水平的企业作为对照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非技术工人依赖度较高的企业（即加工贸易企业、低劳动生产率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较小。

三、最低工资上涨的成本加成效应

尽管部分企业不直接面临最低工资的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会受到最低工资的影响。此时，最低工资政策将通过改变市场竞争环境，间接影响这一类型企业的定价决策和国内附加值比。具体而言，最低工资通过抬高直接受约束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本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阀值（也即生产率临界值），降低其他企业（包括不直接面临约束的企业）相对市场平均水平的生产率优势，进而使其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利润率降低，最终导致其他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下降。为验证最低工资上涨的成本加成效应，本文参考盛丹和王永进（2012）、赵瑞丽等（2018）的研究，采用会计方法计算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此外，还参考De Loecker和Warzynsik（2012）、Ackerberg等（2015），利用生产函数方法估计成本加成率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基于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较好地验证了理论预期。一方面，在控制要素价格和要素密集度参数后，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和成本加成率呈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成本加成率越高，则其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也越高。另一方面，与诸竹君等（2017）、赵瑞丽等（2018）等文献研究一致，最低工资上涨使得出口企业定价高于边际成本的比率下降。有趣的是，与要素替代效应一致，最低工资上涨对纯加工贸易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小于其他企业。这并不是因为这两类企业在市场中的定价权较高，而是因为这些企业的成本加成率已经较低，继续压缩的空间较小。相反，最低工资对高生产率组的负面影响较小，则是因为这些企业的劳动密集度低、市场垄断力高。

结论

综上，本文利用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和中国企业层面微观数据，研究了最低工资上涨对中国出口企业国内附加值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本文创造性地提出并验证了要素替代效应和成本加成效应两条影响渠道，填补了相关领域文献研究的缺失。本文的研究清晰地揭示了最低工资变动影响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的逻辑链条，有助于全面地理解加入WTO以来中国一般贸易企业国内附加值比下降，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国内附加值比上升的独特现象，同时也为政府在考虑相关政策制定的经济影响时提供了参考依据。

原载于「长安大学学报」

作者：崔晓敏 余淼杰 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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