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同周恩来接待访问团的有文化界著名人士楚图南、阳翰笙、沈雁冰、郑振铎、丁西材、张奚若等,以及外交部有关负责人章汉夫、黄华、雷任民等。
谈话中,周恩来说:“香港离北京不远,但是消息不通,有隔阂。你们这次来了,要想办法把消息沟通好!”他问道:“不仅是消息不通,交通也不灵,不通畅,香港到广州,广州到香港很麻烦,把它通起来好不好?”人问月周恩来的话引起大家的兴趣。布兰顿教授指着原港大毕业生石志仁说:“你们铁道部的副部长,很向往母校,如果他愿意的话,一定能想办法把这件事办好。”
周恩来高兴地说:“如果大家都赞成,就请副部长办好了。”
这位铁道部副部长正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30年前,周恩来旅欧归来途经香港,就是住在他的家里。
在热烈而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话锋一转,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我们经常通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布兰顿点点头,表示回去以后尽量发挥。
周恩来还提到,在座很多朋友与台湾有联系,希望他们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多做贡献。
谈话的气氛愈来愈热烈,朋友们完全放松下来像回到自己家中。
谈到英国民族的特点,布兰顿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在战壕里等待着战争的结束,结果战争还是结束了,我们英国人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应该忍耐。”
周恩来同意地点点头:“英国民族的特点是有耐心,我们要学习英国人的等待和耐心,我们更有耐心等待真理的实现。”
布兰顿称赞中国人的耐心可以得到较高的分数。至于周恩来这个人,如果在英国的话是会得到奖品的。
后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室又两次会见了与布兰顿教授一同来京的陈丕士等人。
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热情称赞国民党元老陈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的家庭是“国际家庭”“外交家庭”。陈丕士的父亲陈友仁在革命时期对革命很有贡献,支持过省港罢工。周恩来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省港罢工的情况,并一再赞扬以国民党左派著称的廖仲恺对罢工的历史功绩。
陈丕士很感谢周恩来对他父亲的评价。他说当时他在武汉外交部工作,曾与英国人谈判,由于自己年轻,争不过英国人,就去请教父亲。陈友仁告诉他:“你只需要向英国人说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中国人民不同意。”
周恩来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
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着重谈到在香港设立机构的问题。
周恩来问陈丕士:“从律师的角度看,在香港用什么方式同香港政府保持接触比较合适?”
陈丕士回答:“我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愿意看到中国有一个正式机构设在香港,和大陆发生联系。”
周恩来恳切地希望他在香港多做一些和平的工作,陈士答应一定尽力去做。
周恩来不无遗憾地说:6年来我对香港了解不太充分,注意得不够,工作得不够,现在接触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大有可为。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中国人,都非常关心祖国。
访问团在中国大陆停留了3个星期,对新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们踏上归途,再次走上罗湖桥时,不禁留恋地回过头来…...
1994年12月19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西门外,矗立了一座引人注目的高大的计时牌。
这座计时牌以两块巨大的花岗岩为底座,计时牌白底红字,非常醒目。牌的上方中央是一个金黄色的大五角星,这颗星的下方由四颗金色的小五角星形成半包围状。
计时牌上这样写道:
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距1997年7月1日××天××分××秒(电子显示器显示时间)
这座计时牌面朝人民大会堂,时时向中国人民提示:“香港一定会回来的，“香港总有一天会是我们的!”这是周恩来生前的预言,只是他没有来得自己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天。
然而,1997年7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的这一天,全世证了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重大历史性事件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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