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劳务支持活动是什么意思(接受委托提供劳务服务是什么意思)

一

老飘群体对城市家庭的重要性，源于城市职业社会中工作与家务的矛盾。双职工家庭的优势是可以获得双份收入，家庭收入最大化。双职工家庭的劣势是家务劳动不足，诸多家庭功能特别是婴幼儿抚育功能受到抑制。产假结束之后一直到上幼儿园甚至是到小学毕业，这段时间孩子如何照料，是许多城市年轻父母的难题，其中年轻妈妈承受的压力最大。

年轻妈妈既想让孩子得到悉心照料，又想继续保持自己的职业身份进而维护自己的经济独立性。解决这个困境，主要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请保姆，另一个是靠父母。请保姆，是基于市场逻辑，通过雇佣劳动来完成家务活动。市场逻辑看起来简单直接，但现实中找到称心如意的保姆并不容易。双方生活习惯的磨合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成本和心理成本。最为关键的不是饭菜是否美味，而是保姆是否有足够强的责任心。家务劳动具有较强的私密性，相当于把家交给她看管，这必须基于信任。如果加上看护小孩，那就需要建立更强的信任关系。在中国各个城市的劳务市场，优秀的保姆总是紧俏的。中国大陆城市因为有来自农村的中年女性进城当保姆，所以不像香港那样需要几十万菲律宾、印尼女佣来补充保姆市场。但从总需求角度来看，大陆城市中的保姆还是供不应求。

相比于请保姆，让自己父母来提供家务支持是更好的方案。不仅心理上信任，有更强的责任心，更为重要的是不用付钱。经济因素不容忽视，毕竟两三千元的保姆费用，对于大部分城市家庭，特别是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年一代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小两口的工资不仅要付房贷，还要买奶粉，经济上并不宽裕。让父母来掌管家务，这是最经济、最现实的办法。

依靠父母的支持，中国城市的许多青年家庭，用一种温情脉脉的方式，低成本地解决了家务劳动和幼儿看护问题。这些老人的默默付出，虽然始于亲情，但其价值和意义，却远远超出家庭之外。

二

西方现代家庭理论有一个共识：一对夫妇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最适合工业社会。这种小型的家庭结构利于社会流动，家庭负担比较轻，不存在赡养老人的义务，能最大限度地增强消费能力。但是在当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代直系家庭都表现出较强的韧性。特别是农村中的三代直系家庭，子代进城务工，父辈留守农村务农，这种半工半耕的家庭经济模式，既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又巧妙地连接和沟通着城乡关系。父辈留守农村对于子代家庭的意义，已为较多学者研究。其实，农村老年群体进城对子代城市生活的支持，同样应该被关注。

对比来看，老飘进城与青壮年进城有着不同的逻辑。青壮年进城务工，主要是为了提高农村家庭的经济收入，家庭生活重心依然在农村。老飘进城的目标是为城市中的子女提供支持，此时子女的生活重心已经移到城市。两类进城模式都展现了农村老人生活的基本特点，即他们的角色和义务，主要取决于子代家庭所处的发展状态。

从家庭结构角度来看，老飘同其子女组成的家庭，既不是核心家庭，也不是主干家庭。他们之前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已经分开，属于两个家庭，但又因为子代需要而搭配组合在一起。有的是老父母一起进城，有的只是老母亲进城，老父亲留守农村。对于这样一个基于分工、责任和亲情而联合在一起的生活共同体，我们重点应该关注它的功能。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功能分析比结构分析更好操作，也更有价值。毕竟，在人口快速流动的背景下，结构处于流变状态，准确把握家庭结构有一定难度。功能分析着眼于家庭功能实现的方式，考察家庭成员如何选择合适的家庭关系模式来应对各种压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家庭发展。

三

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国和西方代际关系差异时，提出了反馈模式和接力模式两个概念。其中，西方接力模式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一代一代接力；中国反馈模式是“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反馈模式强调了子代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子代为老人提供物质供养和精神照料，这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

当代中国的代际关系，已经很难再用反馈模式来概括。尽管乙代对甲代的赡养义务依然存在，但是抚育和反馈的内容和方式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抚育时间延长，父辈责任增大。这一点在老飘群体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子女进入城市生活，首先得益于父辈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子女在城市购买住房，许多父母帮忙出首付。不仅如此，等到孙辈出生，还需要老人进城照料生活。虽然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父母一直承担着无限责任，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代中国的父母责任在城市化过程中被放大了。

分析农村年青一代的城市化，必须结合代际支持的视角。王德福博士提出的农民“接力式进城”概念，很好地描述了当代中国农民城市化的特征。从老飘群体来看，一些农村青年通过读书、经商等途径完成了城市化，但是总的来看，这种城市化依然是不彻底、低水平的。不仅需要农村父母的经济支持，还需要劳务支持——很有“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意味。

子代城市化之所以需要父辈提供如此多的支持，主要原因是城市中青年一代难以单靠工资来独立支付购房成本，这个任务通常依托两代人的经济积累来完成。近年来，城市中孩子教育成本不断提高，这同样增加了父母的经济压力。综合来看，子代家庭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其对父辈支持的期待就越高、依附性就越强。

透过老飘群体，我们应该重新认识“老龄社会”问题。长期以来，受西方人口理论的影响，我们更多强调了宏观层面老年人口增多给社会带来的养老压力。虽然这一点不容忽视，但是我们理解老龄社会问题，不能抽象地谈人口结构，还应该关注具体的家庭结构，在家庭关系中讨论老人问题。

一方面，要考察农村老龄问题的特征。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老人过了60岁，甚至到了70岁还在进行农业劳动。机械化的大力推广和普及，极大延长了老人的劳动生命。因此，农村老人只有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之后，才成为真正的供养对象。并且，他们的供养成本是较低的，对于整个社会的负担同样不重。

另一方面，从家庭内部来看，老人即便不参加生产劳动，家务劳动同样是在为家庭做贡献。他们并不是家庭运行和发展的局外人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对于城市老人来说同样如此。退休只是意味着职业终止，但是在家庭中，他们还有角色要扮演，还有许多发挥余热的空间。这一点在老飘群体和留守老人群体身上，都有所体现。

四

老飘群体辛劳付出，其最直接受益者是城市家庭中的年轻媳妇，无论是母亲还是婆婆相助，都极大地解放了他们的家务劳动，缓解了他们的焦虑感。他们轻装上阵，有更充足的精力在职场打拼，从而维持自己的独立性。

工业社会为女性走出家庭、获得独立的社会角色创造了条件，但是并没有真正带来女性的解放。因为他们获得经济独立性的同时，还面临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之间的矛盾。大部分职业女性还被期待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家务劳动和子女抚育活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他们的职业发展。他们越想追求职业发展，这种角色之间的张力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