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影响广泛，危害巨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只要存在货币经济，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发生。中国自201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对人民生活和宏观经济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2012年以来物价渐趋稳定，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认识还存在误区。经济的、社会的变迁不是骤然发生的，而是许多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要理解现在，展望未来，就要重新认识过去。美国经济学家唐·帕尔伯格指出，1937年至1949年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不单纯是一个中央政权垮台，因为与此有关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几乎是著名的德国通货膨胀的900倍。它的整个过程仿佛是一架飞机滑入跑道、加速、升空、跃上同温层—然后坠毁。这一轮长达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经济分析和历史归纳结合起来往往会更有解释力。正本清源，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进行分析，有助于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

一、通货膨胀成因的一般理论分析

通货膨胀通常被定义为价格的普遍上涨。“当一个经济中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的价格连续在一段时间内普遍上涨时，宏观经济学就称这个经济经历着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宏观经济学有多种解释。

(一)通货膨胀的表象解释

传统通货膨胀成因理论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性通货膨胀等。这些理论从表象上对通货膨胀做出了一定解释。典型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认为，当存在剩余生产能力时，需求的扩展会提高产量但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当需求超过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后，超额需求就会拉动物价上升。成本推动理论认为，工资推进或供给冲击引起成本提高而造成价格上涨。结构性通胀理论认为各个部门生产率是不同的，但低生产率部门要求工资和价格向高生产率部门看齐，结果导致一般价格上涨，其实质还是成本推动。

这些理论虽然在今天的教科书中仍有一席之地，但事实上对通货膨胀的解释都受到一定条件限制。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存在过剩生产能力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也经常发生。西方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局面。如果商品全面短缺，价格由卖方决定，成本提高才能推动物价上涨。但在商品过剩条件下，价格由买方决定，即使成本提高价格也不会提高，否则商家会由于产品滞销而破产。无论是从需求还是成本角度解释，本质上只是一种“凭借供求曲线变动解释一次性物价上升的静态方法”，没有从本质上揭示通货膨胀之源。

(二)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与货币数量论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时，对货币流通及其规律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流通次数成反比，即: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一商品价格总额(商品总量单位X商品价格)/同一单位货币流通次数。这是金属货币流通规律。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符号，无论发行多少都只能代表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如果纸币发行超过了流通的需要，就会引起纸币贬值和物价上涨。

货币数量论对通货膨胀解释的基本思想是:物价水平和货币价值高低是由一国的货币数量决定的。每一次通货膨胀背后都有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货币数量论最典型的代表是费雪(1911)提出“交易方程”;MV=PT。期中，M表示流通中的货币量，V表示流通速度，P表示物价水平，T表示商品交易总量。只要将方程式加以移项，可以发现它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形式是一致的。

虽然货币流通规律与交易方程具有根本不同的货币观和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货币流通规律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是从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中推导出来的;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符号，商品价格是由国家控制的货币数量决定，而不是商品价值决定。但他们殊途同归，从不同的角度得到货币数量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上涨这一结论。

(三)现代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

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继承早期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货币数量论，重新构建货币需求函数，否认了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数量变动首先影响利率，然后通过乘数效应影响产量和价格变化的观点，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国民经济有直接影响，决定了产量、就业和物价水平变化。

弗里德曼指出:“通货膨胀，由于它是而且只能是货币增长快于产量增长的结果，无论何时何地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政府开支增长，如果是靠税收或公债解决，等于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来增加政府支出，没有增加货币量，就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增税和发债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因此政府会靠增发货币来弥补赤字，造成货币增长快于产量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不是力求控制货币发行，而是控制它没有能力控制的利率，结果两方面都遭到失败，通货和利率都增长，加剧了通货膨胀。很多经济学家在不少问题上都与弗里德曼有分歧，但很少有人反对他关于通货膨胀的论断。

二、1937-1949年中国通货膨胀危机的表现

民国初年，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非常混乱。从北京政府整顿银币到南京政府废两改元、建立法币制度，中国逐步建立现代货币制度。但是，民国政府的币制改革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最终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

(一)纸币以惊人之速贬值

在抗战前期，中国经济发展有起有落，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重工业由于获得优先发展和重点投资而发展较快;产业门类也更加齐全，并由沿海向内陆分散。农业产量也较为稳定。帕尔伯格对此评价:“中国人民坚强的性格和忍耐力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记录。但是，南京政府为筹措抗日战争和内战军费动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段，纸币滥发导致法币以惊人的速度贬值。

1937年物价开始快速上涨。1939年以后，中国物价几乎每年上涨3倍。政府试图通过价格管制平抑物价，但各种管制均以失败告终。到1947年，遭受短暂抑制的物价报复性上涨，恶性通货膨胀爆发。售黄金、美元的公开市场操作来稳定币制的货币政策很快无法执行，因为政府的黄金与外汇储备非常有限。西方强国尚不能应对黄金挤兑而放弃金本位制，当时中国更做不到。第二，币制改革存在路径依赖效应，靠增发货币来弥补军费的制度惯性继续恶化通货膨胀。无论是金圆券还是银圆券，在推出后都迅速重蹈法币覆辙，因大量增发而急剧贬值。第三，反复的货币政策增强了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策无效。金圆券改革后，人们鉴于法币贬值的沉痛教训，一开始就不信任并强烈排斥新货币，引起抢购潮。有了法币、金圆券的历史教训，银圆券的发行更是无人问津。从以上三点来看，南京政府货币政策的失效不可避免。货币信任危机使原本己经非常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三)官僚资本掠夺导致信心崩溃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既掌握着军政大权，又逐步在金融、实业领域进行垄断。以官僚资本建立的金融体系不仅在稳定金融秩序方面没有发挥积极作用，而且以频繁的政策波动与民争利，借机敛财。以金银兑售为例。1935年，南京政府宣布金银一律收归国有。经过多次收兑，在掌握了大量黄金后，政府又突然宣布允许黄金自由买卖。“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下，翻云覆雨，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战至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价。在频繁的政策波动中，官僚资本阶层通过黄金投机牟取巨额收益。在物价飞涨时，政府一方面试图管制价格，但另一方面又默许孔氏家族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对民间财富的掠夺导致市场信心崩溃和政府信任危机，最终无法逆转经济崩溃局面。

四、1937-1949年中国通货膨胀危机对当前经济政策的启示

只要存在货币经济，通货膨胀就有发生的潜在可能。以史为鉴，反思民国恶性通货膨胀的教训对我国当前更好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意义。

(一)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

预防与治理通货膨胀，首先要正确认识通货膨胀之源，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很多人把中国自2010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归因为为农产品涨价推动。从表面看，农产品涨价确实先于工业品，农产品的价格涨幅也明显高于工业品。但这只是通货膨胀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上文己指出，成本推动说没有解释通货膨胀之源。在商品过剩的情况下，供给方单方面的涨价是不为市场接受的。如果一种商品因供不应求而涨价，在不增加货币的前提下必然以其他商品的降价为条件，因为货币总量是固定的。如果大多数产品价格普遍上涨，那只能是货币增发的结果。货币增发引起价格全面上涨，因为农产品处在产业上游，因此农产品会先涨价。农产品与工业品涨价只是时间有先后，但都是货币增发的结果。又因为中国农产品价格长期被人为压低，所以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产品供应偏紧;而工业品始终是过剩的，因此农产品价格涨幅高于工业品。可见，通货膨胀之源不是农产品，而是央行货币发行过多。价格管制只会弄巧成拙，加剧短缺，南京政府价格管制的失败就是证明。打压农产品价格会加剧市场扭曲，治理通货膨胀只能是控制货币发行。

(二)货币发行尊重“单一规则”

历史事实证明，反复波动的货币政策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适得其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预防和治理通货膨胀，关键在于控制货币发行量。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年增长率应长期固定在与经济增长率以及劳动力增长率大体一致的水平上。这就是“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单一规则直指通货膨胀问题的要害所在。根据单一规则发行的货币量是适应市场需要的，既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通货紧缩。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平均增长率常常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为通货膨胀埋下隐患。因此，今后货币发行要充分考虑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力增长的限制，尊重单一规则。

(三)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连续性

民国时期的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财政，缺乏独立性，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辅助作用。从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在社会总需求管理方面的作用确实更大。但从长期来看，独立、连贯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稳定至关重要。“蒙代尔三角”理论表明，在开放经济下，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中国当前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因为央行为保持本币汇率稳定须大量购入顺差获得的外币，被迫在国内投放基础货币，进而货币增发推动通货膨胀。未来可通过平衡贸易、充分利用外汇储备等手段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注重连续性，避免频繁波动造成市场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形成冲击。

(四)谨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长期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居民负担和政府压力，催生“通货膨胀税”。南京政府自建立到在大陆灭亡自始至终都没有摆脱财政赤字困扰，“通货膨胀税”成为其弥补赤字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是导致最终其灭亡的经济原因。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需要把握好时间、范围和力度。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时使用，长期使用必然积累巨额赤字，产生风险。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为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谨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尤其要严格监控地方融资平台，把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在合理水平之内。

(五)在保增长中大力改善民生

理论上只要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就在可承受范围内。近两年中国依然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率高于物价上涨率，但整体上居民还是反映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低收入人群抗通胀能力弱。住房价格急剧上涨进一步强化了通货膨胀的财富再分配效应。保增长是保就业的关键，在保增长中要大力改善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低收入者抗通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