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曾引起坊间热议的欧盟“碳关税”传出了新动向。
所谓“碳关税”，指的是欧盟于2021年3月10日通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议案。预计“碳关税”的立法将在2022年完成，2023年起分阶段开征，2026年起全面实施。
备受争议的“碳关税”
事实上，“碳关税”并非新兴事物，早在十多年前欧盟就开始研究相关政策。2006年，前法国总理维尔潘、前欧盟环境局秘书长洪特雷斯等人将边境调节税理论引入碳排放领域，希望能够通过贸易机制来减少碳泄漏的风险，维护境内企业竞争力。不过，这一政策在制定过程中一直饱受争议。
其中一个重要的争议点在于，“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局长刘险峰等人撰文指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1944）第3条要求，缔约国对“同类产品”的关税不能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高于国内税。而对“同类产品”的认定目前并不存在高碳或低碳的区分标准。同时，单方面通过加税手段“惩罚”进口国也违背了WTO争端解决实体的善意原则，不足以为“碳关税”提供法理支持。
白明表示，总体来看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世界各国，欧洲控制碳排放的大方向正确，但手段值得商榷。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上升的阶段，碳排放的标准显然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历史上欧美国家也曾有过碳排放占比极高的阶段，应该坚持《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欧美国家承担起更大的减排义务。
刘险峰等人在文章中还提出，要警惕“碳关税”蕴含的金融风险：“碳关税”落地可能使相关企业的现金流和偿债能力大幅恶化，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此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更加脆弱，当面临外部重大利空时，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大规模资本流出现象，成为引发流动性危机的重大隐患。
重塑市场格局
尽管如此，在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冯德莱恩的推动下，欧盟“碳关税”已经箭在弦上。上述CBAM流出稿显示，“碳关税”目前的适用范围限于水泥、电力、化肥、钢铁和铝的进口，均为传统能源排放的重点行业。征收方式方面，将由进口商在每年5月31日前向CBAM行政机关申报上一年进口产品中所含的碳排放量和与之对应的CBAM电子凭证数量。不过，在政策过渡期，即2023-2026年，“碳关税”都是在产品进口时支付，而非按年度结算。
同时，欧盟也对税基和税额抵扣作了安排。在进口商应缴的CBAM电子凭证数量中，扣除了欧盟同类产品企业获得的免费排放额度，也可扣减进口产品在生产国已实际支付的碳价。
BCG波士顿咨询认为，焦炭、石油精炼产品、采矿和采石是最直接受到碳关税影响的行业。这些领域的碳排放强度和贸易强度都很高。其中，平轧钢材行业的“碳关税”为2.5亿-13亿美元，将导致行业平均利润下降约40%。
数据显示，欧盟市场成品钢材进口的主要来源国为土耳其、俄罗斯、韩国、印度和乌克兰，从这五个国家进口的数量占总体的65%。而中国钢材对外出口的目的地主要为东南亚、亚洲其他国家，欧洲所占比例并不大。
但这也不意味着“碳关税”政策对中国企业影响不大。BCG波士顿咨询研报指出，“碳关税”将直接影响竞争格局，若企业不能适应新规则，可能会失去市场份额。例如钢材领域，中国和乌克兰的钢铁企业主要采用高炉和氧气顶吹转炉炼钢法，碳排放强度很高，生产每吨钢材约排放2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加拿大、韩国、美国、土耳其的排放量相对较小。因此，“碳关税”实施后，在平轧钢材等只能通过高炉炼钢法生产的产品上，欧盟钢材生产商由于已经降低了高炉炼钢法的碳足迹而获得优势；在其他钢材产品上，印度和土耳其等国的产品碳效率更高。
钢铁行业“减碳”进行时
中国早已开始着手钢铁行业的减碳工作。自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后，作为排放“大户”，钢铁行业的碳达峰行动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制当中。
市场消息称，钢铁行业碳达峰目标初步定为2025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30年碳排放量较峰值降低30%，预计实现碳减排量4.2亿吨，2060年前中国钢铁行业将深度脱碳。
2020年底，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指出，要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钢铁行业作为能源消耗高密集型行业，要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