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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12年4月12日,孙中山在《在武昌同盟会支部欢迎会的演说》一文中,出于反对袁世凯定都北京、控制中央大权的考虑,力主迁都南下。他说:“主张建都北京的,以为不在此建都,不足以控制满洲,驾驭蒙古。殊不知日俄逼处满蒙,早在其势力范围以内。华北燕云诸州,很不安定。沿海塘沽炮台久已撤除,尚难添置,外兵云屯,虎视眈眈。我以初立的民国,新创立的政府,竟孤处外无国防,内多危机之地,一旦为人所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因此,欲求巩固安全之策,非迁都南方不可。”[27]同月,孙中山在北京与各报记者谈话:“北京乃民国首都,而东交民巷乃有大炮数尊,安置于各要隘,殊与国体大有损辱。且北京乃前清旧都,一般腐败人物,如杜鼠城狐,业已根深蒂固,于改良政治,颇多掣肘。又以地势衡之,北京地点偏于东北,当此满蒙多事之秋,每易为外人所挟制,故迁都问题,实为目前之急务。”[28]孙中山指出,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癔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籍,方足铲锄专制遗孽。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涤除专制之流毒”,“一新天下耳目”。[29]


如果我们将康有为与孙中山二人的迁都主张放在一起,则可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孙反对上海建都,而康则恰恰相反。戊戌中,康有为曾上奏朝廷,提出以上海为基础另建新京的主张,认为“陆争之世”,都城应以“表里河山,中开天府为固”。海通之世,都城“则以据江河之尽流,临溟海之形势,交通便利,腴壤饶沃,开户牖以纳天下,以进取为势”。[30]海外流亡后,又以中华宪政会的名誉提出“营新都于江南”的主张,新都的位置大概在上海、苏州一带。认为“宅京图大,必当顾视全球,内之当思收长江万里之精华,外之当思争太平洋海之权利,近之可便全国士夫及工商之走集,远之当争伦敦、柏林、巴黎、纽约之繁荣,如是乃为长治久安计也。”[31]这显然是用一种世界眼光来看中国的定都问题。从中国范围来看,上海是边缘;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诲实为太平洋东西两岸的中心,康的识见可谓高远。[32]


其实,在这里笔者无意于来论证康有为(世界视角)与孙中山(中国视角)的孰高孰低问题,因为,当时孙中山处于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之中,他当然要以之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且更加趋于现实,而康有为早已在野多年,自然易于站在旁观的地位,超然地冷静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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