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藁城代理记账(代理记账)

张屏东，1919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在藁城县土山村，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1940年9月至1947年11月历任藁城县第四区、五区区委书记、区长，藁城县县长，晋藁县县长，藁正获县县长，藁城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战斗岁月里，在养育自己的故土上整整生活、战斗了10年。10年间，为了抗战的胜利，他的数位亲人献出了生命。他和一大批革命志士舍生忘死，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藁城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1947年11月，张屏东调离藁城到省委协助工作，参加饶阳县土改。1948年2月任冀中十一分区武装部部长。他组织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从清风店战役开始，到平津战役结束，始终带领十几万群众战斗在支前第一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荣获华北解放荣誉勋章。

全国解放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先后担任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石家庄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石家庄专员公署专员、党组书记，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修建指挥部总指挥，兼任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石家庄市委第二书记、代理市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高教部部长，石家庄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沧州地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北省农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河北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等。在记账工作中，他坚持原则、严以律己、呕心沥血、无私奉献，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张屏东出生在一个父辈兄4人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人口虽多，但和睦相处，生活比较富裕。他是父母唯一的男孩，倍受全家人宠爱，视为掌上明珠。

1940年，藁城抗战形势急剧恶化，藁城全部沦陷为敌占区。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根据地委指示,1940年5月，藁城县委、县政府撤至晋县隐蔽活动。9月，他被任命为代县长。1941年5月，藁城、晋县合并为晋藁县(藁城县南部和晋县南部地区)，张屏东任县长。11月，为开辟石家庄以东地区和正获地区的抗日工作，将藁梅路以西的村庄从晋藁县划出，与正获地区合并成立藁正获县，张屏东任县长。

在张屏东的带领下，县大队利用青纱帐秘密杀回家乡，除汉奸、拔据点，打击敌人。1940年8月，张屏东派县大队队长秦良臻带领一个中队，趁夜色摸进高玉村，除掉了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坏事、残害我党干部、气焰嚣张的伪村长秦双喜。第二天又击毙了为日本人卖命、到处捕捉抗日人员的秦老友(秦双喜的哥哥)。在返回时，与相遇的日军激战，打死打伤日军多人，缴获日军战马13匹和部分枪支弹药。夜袭木连城村，擒获了经常给日军通风报信、带敌人捕捉我抗日干部和家属的大地主杨连须就地镇压，并放火烧了他家的房子。在高玉村西伏击从徐村外出抢掠的20多名日伪军，打死日军3名，缴获步枪3支，战马6匹，骡子18头。手枪队在南楼村打击角中据点外出抢劫之敌，在张村、岗上村伏击敌人等。打了许多漂亮仗，使这一带村庄的敌人心惊胆战，夜晚不敢出动。

其间，在张屏东的领导下，成功地建起了四公造枪厂，生产大批枪支弹药。也就是这些土枪土弹，解决了当时枪支弹药严重短缺问题。

1941年，日军多次在藁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加强敌占区的反动统治，“蚕食”抗日根据地在藁城南部推行“一村一沟一碉”。一时间沟路成网、点碉成林。建立保甲制度，加强伪特组织，成立伪自卫团。清查户口，发放“良民证”，实行“连坐法”(即1户抗日,10户皆杀)，对抗日群众实行严密控制和镇压。在藁城、晋县县界间挖了宽3丈、深2丈的界沟，在耿村、里庄、后营等村留有路口，各口都有碉堡，一个班的伪军把守，来往行人都要搜查。在其他各村也都挖了围村沟。

张屏东带领群众“反蚕食”，逐步扩大抗日区域和势力。在敌占区秘密发展党组织，建立党支部，扩大党的队伍，进行抗日宣传，教育群众，瓦解亲日派，延伸、巩固根据地。派精干武装配合县区干部散隐蔽活动，昼伏夜行。组织精干的手枪队，开展锄奸活动，对罪大恶极、屡教不改的汉奸特务坚决镇压。建立基干队和堡垒户，在敌人允许活动的群众组织如打更队、护青队中安插自己的同志，监视敌人活动。在一部分敌占区的村庄重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

1941年11月，敌人加强了对晋县抗日根据地的封锁，桃园一带的抗日斗争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上级指示，藁城县委、县政府、县大队转移到无极、藁城北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自1942年5月10日起两个月内，日军集中数万兵力对藁城、晋藁、藁正获各县进行了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实行拉网式的“梳篦清剿”“铁壁合围”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特、伪、宪，警肆意横行，人民惨遭涂炭。大“扫荡”后，日伪在全县建据点36个，堡垒40多个，修路15条，挖沟300余里。藁城境内，点碉如林，沟路成网，硝烟弥漫，民无宁日。

藁正获县的环境更残酷，敌人除加强军事攻势外，在1941年3次“治安强化”的基础上，又于1942年3月至10月进行两次“藁城治安强化”运动。搞“清乡清党”“肃清村中不稳定分子”，各村都建立了汉奸组织，进行特务活动，监视我党的行动。采取诱降劝降、打击逼降、秘密处决等种种阴谋手段，拉拢、残害我抗日干部。同时，组织各据点的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合围、堵截、清剿，搜捕我县、区干部，妄图摧毁我基层组织和抗日武装。

为避敌之锋芒，保存革命力量，上级党组织提出“化整为零、分散活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反击”的斗争策略。县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撤到了平汉路以西，留下少数同志分散到乡村。张屏东受命领导正定县韩通、东西两岭、谈固、白佛以及栾城县郄马一带几十个村子的党员和群众继续开展隐蔽的抗日斗争。发动各村民兵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巧妙地杀伤敌人。实行“坚壁清野”，使日军抢不到粮食和物资。建立抗日两面政权，分化瓦解敌伪队伍，开展敌工工作，除奸反特等。

坚持游击战争。平原游击战比山区困难得多，尤其到了秋后，“青纱帐”砍倒了，光秃秃的大地一望无际，敌人集中大量的骑兵和汽车，到处“围剿”、捕捉抗日军民。为了寻找战机，游击队常常一天要走100多里路，有的同志走着路就睡着了。一次，张屏东带着十几名同志去晋县大营村参加地委召开的会议，走了几十里路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个“堡垒户”家住下，身子一挨炕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哨兵报告有敌情，大家爬起来就往外冲。张屏东刚出屋，两眼一发黑便栽倒了。通讯员把他扶起来停了好一会儿才清醒。他让通信员解下腰带，牵着他走了几十里路，按时赶到会场。

有一次队伍被敌藁城人冲散，他和张国民及通讯员3人向晋县一个有桃园的村子跑。刚进村，3人又被冲散，张国民跑到村外庄稼地里，抢过农民手中的锄头，帮人家锄地，混了过去。张屏东和通讯员跑到桃园里，躲在桃树下，用土和树叶把身子埋住，只露出脑袋。6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在土和树叶里埋了一天。他全身都起了水泡，留下一块块疮疤。

艰苦环境导致队伍大量减员，到1943年7月，6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36人。1943年9月，藁正获分为藁城、正获两县，张屏东任藁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他率领这“36员大将”重返藁城开辟工作，领导全县抗日斗争。他们逐村发动群众，恢复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群队伍迅速发展壮大。1944年秋，张屏东带领县大队，配合四十二区队攻克大常安，袭击梅花据点，消灭了朱家寨田二付反动自卫团，伏击了到马庄一带抢粮的日伪军，毙伤日伪50人，形成了梅花、高玉以西大片根据地，根据地中心马庄村被称为藁城的“小延安”；配合四十四区队攻克刘村、尚庄、东善堡、西善堡等日伪军据点；配合分区队连克了北营、朱家庄、顺中、城子、塔元庄、高玉等村的炮楼，使梅花、高玉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和大生产运动。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纯洁了组织，发展了党员，巩固了解放区。

经过多次战斗洗礼，县区武装部队作战能力大大提高。1945年8月，张屏东带领县大队、区小队和民兵500多人，一举攻克了木连城炮楼，守敌无一漏网。配合主力部队拿下兴安据点，将全部伪军一网打尽。9月，县大队100多人配合71团第1营攻打系井炮楼。张屏东亲自向伪自卫团团长吴小星喊话，吴顽固抵抗，张屏东命令火力掩护，向炮楼下运柴火，火烧炮楼。除吴小星外，大部分敌人被烧死或摔死。此役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张村、南楼、北周卦据点之敌见势不妙，纷纷逃回县城。

此时的藁城，汇集了全县和东部几个县逃窜过来的最顽固的汉奸、伪军2000多人，他们凭借8年修筑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1945年10月，解放县城的战役打响，张屏东为副总指挥。他组织动员群众大力支前，成立担架队、运输队、临时兵站，护送伤员，送饭、送水、送武器。县城久攻不下，指挥部商定“挖地道，炸炮楼”。张屏东亲自组织民兵冒着枪林弹雨将地道挖至炮楼下，同时动员200多名伪军官兵家属，轮流向守敌喊，展开政治攻势，瓦解敌人，迫敌投降。经过3天3夜的激战，1200余名日伪军投降，其余全部被歼，解放了县城。

县城解放后，张屏东领导全县人们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恢复、发展生产运动，进行民主建制、锄奸反特、减租减息、反黑地斗争、大练兵等，积极配合主力军，击溃国民党张超部残敌，肃清全部土匪，使藁城全境解放。

从1938年参加革命到1947年石家庄解放，张屏东在藁城、藁无、晋藁、藁正获一带，出生入死，征战10年，村村镇镇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人民群众拥戴他，爱护他，保护他，亲切地叫他“游击县长”。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为此，他的家庭、亲人饱受摧残。敌人为使张屏东放弃革命耍尽了花招，金钱美女、糖衣炮弹都不能动摇他革命的决心。软的不成又来硬的，日本人悬赏重金要张屏东的人头。一到晚上，各村炮楼上的伪自卫团在相互传递喊了“平安无事”之后，就像传口令一样喊他的名字，“张屏东，快投降！”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敌人的目的：一是对张屏东造成恐惧心理，削弱他的斗志；二是使一些群众害怕，不敢收留他，保护他。为了生存，张屏东一家人不敢在家，女的到邻近村给富户做饭干家务，男的给人家扛长工，都不敢说出和他的关系。人们也不敢明着收留他的父母姐姐。一个四世同堂32口人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不得团圆。从1939年到1943年间，张屏东的祖父、母亲、婶子、表婶、妗子等十几位亲人先后被抓进藁城监狱，受尽了残酷折磨。

1940年春，国民党藁城县党部书记刘子彬派人将张屏东父亲抓到村公所逼问拷打，最后敲诈了180元大洋，才将人放了。

投靠日本人的阎吉禄听说张屏东的父亲在村里，就把全村人赶到村外的场里让人们指认。间吉禄诱惑大家：“谁要说出张屏东的父亲，赏大洋300块。”他重复几遍，没一个人吭声。他恼羞成怒，一把火把张屏东家的房子点着了。为防乡亲们救火，代理在门子上拴了手榴弹。张屏东的一个亲戚来救火，一推门石家庄，手榴弹爆炸身亡房子被烧光了，东西被抢光了，一家人无衣可穿，无食可吃，无家可归。

张屏东的母亲被抓进监狱后，敌人开始用软法诱惑她，对她说：“老太太，只要你说出你儿子活动的地方，我们不但放了你，而且还让你儿子做大官，让你们全家搬到城里享福。你劝劝你儿子，只要他不再和我们打仗，我们就赏你白银大大的。”他母亲说：“你们整天派那么多人找他、捉他、逮他，还找不到他，我一个小脚女人上哪儿去找他呢?你们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找他。”敌人看软的不行，就对他母亲施以重刑。把手和脚捆绑在柱子上，扒光上衣，用皮鞭抽打，一直打得全身是血，昏迷过去好几次。但这并没有使他母亲屈服，敌人就再加刑，把铁板烧红，让他母亲赤脚站在铁板上，烫得死去活来。敌人用尽了酷刑，只得到了老太太一顿“土匪、强盗、汉奸、走狗，你们没有好下场”的痛骂。直到老太太折磨得奄奄一息才放了出来，出狱后不久便去世了。

张屏东祖父在狱中受重刑后不能吃喝，不省人事，敌人看他不行了，就像抛死尸一样把他扔到了城墙根底下。他姑姑知道后，央求叫花子(乞丐首领)当死尸用小车拉了回去，喂了点水后又醒了过来。为避免敌人再找麻烦，姑姑连夜把他转移到远离他村的一个亲戚家里。

张屏东岳父在狱中受尽了酷刑，托人花了许多钱才赎了出来。他舅舅在狱中得了精神病成了疯子，敌人仍不放过，最后死在狱中。他妗子从敌人牢房里出来后，无依无靠，孤独一人，她娘家的亲戚怕受连累，不敢留她，一直流浪在外。

几年里，张屏东的亲人们相继被捕入狱，一些与他有仇的人趁火打劫，把他家洗劫一空。汉奸特务耿玉德(其父耿锡昌被我军镇压)，勾结特务杀害了张屏东的堂兄张振海，把尸体扔在顺中村的小河沟里，并贴出告示：谁要打捞张振海的尸体，就逮捕杀掉谁。

在抗日战争中，张屏东和他全家为藁城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他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1947年11月，张屏东调离藁城到省委协助工作，参加了饶阳县土改。1948年2月，张屏东被任命为冀中十一分区武装部部长。他积极组织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从清风店战役开始，直到平津战役结束，他始终带领十几万群众战斗在支前第一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他因此荣获华北解放荣誉勋章。

1949年8月，省委决定石家庄周围的4个分区合并成立石家庄地委。张屏东代表十一分区和其他分区的领导一起在辛集商议组建地委，决定地委搬迁至正定，他继续担任武装部部长。后根据省委意见，石家庄地委又搬到石家庄市。

1950年初，地市建制调整，石家庄市归属石家庄地委领导，张屏东调地委宣传部工作，先后担任副部长、部长职务。在此期间，他亲自组建了石家庄京剧团、河北梆子剧团。他不辞辛苦到张家口请来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啸伯先生，使名震全国的京剧奚派艺术扎根石家庄，为石家庄的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2年11月，张屏东任石家庄地委副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同时担任石家庄专员公署专员、党组书记。这一时期，他为石家庄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工作。他积极争取了多个全国重点项目落户石家庄，其中包括华北制药厂，棉纺一、二、三、四厂，印染厂，拖拉机配件厂，化肥厂等。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他谋划了石家庄的城市发展规划，确定了“三纵三横”的城市发展蓝图，也即今天的和平路、中山路、裕华路、中华大街、建设大街、体育大街。文化体育卫生设施也相继发展起来，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学院及其附属二、三、四医院相继建立。为了使这些医院尽快达到先进平，他亲自跑到全国各地拜访名医专家。在他的真诚感召下，一大批专业人才落户石家庄。

1955年的一场洪灾，淹没了石家庄市，吞并了几百万亩良田，天津市也被淹。他看到流离失所的灾民忧心忡忡，他决心根治影响石家庄经济发展的水患。在岗南水库的勘察设计过程中，他了解到革命圣地西柏坡将被淹没必须搬迁时，就直接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按照总理的指示完成了西柏坡的迁址工作，形成了今天全国著名的重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58年，张屏东担任了岗南、黄壁庄水库的建设总指挥，还组织领导了岳城水库的修建工作。为便于工作，省里决定让他兼任省水利厅副厅长。在长达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战斗在水库建设第一线，与群众同吃同住，指挥十几万民工，成功地完成了3座水库的修建工程和石津灌区的建设。在水库修建期间，周恩来总理到岗南、黄壁庄水库视察，在听取了他关于水库工程进展情况汇报后，对水库建设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风趣地向他和当时担任副指挥的崔民生同志讲：“水库一定要修好，张生和崔莺莺可是一家，你们要同心竭力，不然真的就要‘平东’了，崔民生也就变成‘崔民死’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造福子孙后代，促进全省工农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岗南、黄壁庄、岳城水库已成为今天石家庄、邯郸等城市人民饮用水的水源地。

1959年地、市合并，张屏东任石家庄市委第二书记和代理市长。1961年地、市分开，他继续担任地委第二书记和专署专员。在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同吃苦共患难，不搞一点特殊。食堂管理员知道他的胃病常发作，给家里送来一袋白面。他得知后，马上让管理员送回食堂，并要求这位管理员作出检查。他决不允许领导干部搞特殊。

1964年，张屏东担任石家庄地区“四清”工作分团团长，率领工作队到第一线工作。在这期间，他成了基层干部的贴心人，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通过调查研究，在全区组织实施了农业电气化、机械化试点工作。石家庄地区成为全省最早实现水浇地和农业用电的地区。农业生产始终位于全省前列成为全国重点棉花生产基地。

1966年3月，邢台地震波及到石家庄，他率领全区人民群众抗震救灾，带领专署各局干部，走访受灾的村、户，组织他们自救互救，为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5月，中央华北局决定，张屏东担任内蒙古自治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高教部长，分工抓工业。他走遍内蒙古大多数市、盟、县、旗搞调查研究。“文革”开始后，他积极贯彻党的民族干部政策，维护民族团结，挺身而出，保护民族领导干部，同他们结下了深厚感情。

1967年5月，张屏东受到冲击，被列为石家庄“头号走资派”，从内蒙古揪回石家庄接受批判。无休止的揪斗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逆境中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同“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斗争。

1969年，张屏东恢复工作，任石家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管工农业生产。1971年8月至1981年10月任沧州地委代理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他把在石家庄工作的成功经验带到了沧州，提倡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施精代理耕细作，发展水浇地，加强农田基本建设，发挥当地优势，开展多种经营，使沧州农业彻底改变了面貌。同时组织各方力量，投入任丘记账油田建设，积极争取沧州化肥厂等重大项目落户沧州，为改变沧州贫困落后面貌和促进沧州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1981年10月任河北省农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任中共河北省委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3年4月至1988年5月，张屏东任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他为加强全省法院审判工作和法院全面建设，付出了艰辛努力。他提出并开展了“创建文明法院、文明法庭、争当文明法官”的活动。在他的领导下甄别处理了大量历史遗留的冤、假错案。在1983年4月开始的“严打”斗争中，他精心策划，严密部署，果断指挥，从重从快判处了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的稳定。1984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经济审判工作会议,10月又召开了全省第四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开创了河北省经济审判工作和新形势下的民事审判工作新篇章。1988年3月他主持召开了全省行政审判座谈会，在全省各级法院成立了行政审判庭，他是河北省行政审判的奠基人之一。

1990年，张屏东离休，但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为全省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献计献策。1994年，河北省法官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名誉会长，继续为河北的民主和法制建设作贡献。

张屏东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事业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他坚持原则、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私奉献的崇石家庄高精神。

1995年4月29日，张屏东因病医治无效，在石家庄病逝，享年76岁。藁城市委、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为了使全市人民永远缅怀这位为藁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将他的遗骨安葬在藁城烈士陵园。

监制 岳立新

制作 李　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