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这个家族血统的怀疑，最早源起于一张老照片。这张清光绪三十三年汉口显真楼拍摄的全家福照片已经发黄，上面布满了如水渍般的氧化斑。照片上一共只有三个人，坐在正中的老者毫无疑问地是我的曾祖父乔守义，垂手伫立在他后面的两个年轻人，是我的祖父和祖母，据说那时他们刚刚新婚不久。照片上祖母的脸已经被氧化斑覆盖看不出面目了，但祖父和曾祖父的面目却清晰可见。

我这个家族从我祖父以下直至子侄孙辈，每个人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捣出来的，清一色的尖嘴猴腮刀条马脸，而我曾祖父却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骨骼粗大，脑满肠肥。我正是从他们的脸型骨架上看出他们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曾祖父和祖父完全不像是亲生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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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家是晋商，世代在汉经营“晋大恒”的票号。光绪三十年秋天，“晋大恒”和徽商丁芷兰的“鑫源号”钱庄合股，组建汉口南北大银楼。

光绪三十一年冬武汉爆发“银钱风潮”（按今天的话说应该叫“金融风暴”），南北银楼破产倒闭，我的曾祖父家破人亡成了穷光蛋，从汉口英租界搬了出来。但是不久之后，“晋大恒”就如神话般地在汉口长堤街重新挂牌开张。令人不解的是，我的曾祖父究竟有何能耐在倾家荡产之后随即东山再起？同样的不解之谜在“晋大恒”的历史上还有过一次。

据说“晋大恒”最早是开在武昌。咸丰二年太平军攻陷武昌，纵火抢劫，城内大火三日，“晋大恒”遍地瓦砾焦土，满目灰烬，一无所有，只剩下了后花园里那些既搬不动也烧不烂的石桌、石凳。没人相信“晋大恒”还会死灰复燃。但我的老祖宗们却退过了长江，在汉口英租界另起炉灶，“晋大恒”又红红火火地经营起来。

业内同仁们都大惑不解：“晋大恒”是独资，并没有山西总号作后台，在老家据说也无任何产业，太平军当初在“晋大恒”掘地三尺，所有的窑银都被掳掠一空，那么这后来东山再起的资本究竟从何而来？

“晋大恒”两次破产倒闭、两次搬迁又两次神秘起死回生，就成为武汉近代金融史上一个一直无法破解的谜。

我想象我的银行家祖先们，该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

　　祖父是“晋大恒”的最后一任继承者。“晋大恒”在日寇侵华武汉沦陷以后彻底破产，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这成为了祖父一生中的心病，他老觉得是自己无能，断送了乔家的祖业，无颜去见地下的列祖列宗。

祖父在解放初期死于脑溢血中风，那时我已到了开始记事的年龄。我记得我的祖父瘫痪在床，语言含混不清，但是每当提起乔家的祖先们，他的眼神里便会充满一种异样的色彩，那是对祖先的崇敬和景仰。这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若干年后我有幸见到了《武汉近代金融史料》（未刊）的残稿，据说那是WG前夕编撰的，还没有来得及付印就被HS风暴席卷散失殆尽了。其中有一篇《汉口南北银楼兴衰记》的回忆录，弥足珍贵，只可惜残损太厉害，很多关键的地方都缺失了，有些记载也不甚详尽。我对它产生了浓厚的穷根究底的兴趣。当事人早已作古，我只能依靠手头的资料和图书馆、档案里一百年前那些尘封发黄的“新闻纸”，寻找当年的蛛丝马迹。我向历史的深处走去。探究祖先们的秘史让人兴味盎然。当然，细节与情节的合理想象和逻辑推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我相信那应该就是事情的本来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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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晋联手

我最早感兴趣的问题是“晋大恒”和“鑫源号”的合股。中国传统商人历来地域观念浓，帮会门户之见深，心理封闭、戒备。

徽商和晋商，一南一北，地域文化迥异，他们究竟是怎样逾越这道鸿沟走到一起的呢？

　　回忆录说：“……自汉口开埠以来，洋商资本大量涌入，银行林立，华商惨淡经营，倒闭接踵，时势维艰，迨光绪三十年秋，英租界中惟剩下‘晋大恒’和‘鑫源号’，两家比邻而居，勉力支撑，遂有合股抗衡之意。……”

我查了下手头的资料，汉口开埠早年间，只有英国的汇丰和麦加利两家银行在汉设立办事处，但是到了光绪中后期，德、法、俄、意、美、日、比等外资银行蜂拥而入，短短的二十年间，武汉三镇的钱庄、票号倒闭十家，已去之七八。

迫于时势看来是合股的主要原因。我后来又发现当年英文版的《字林西报》上刊载一条消息，报道汇丰银行汉口分行大厦在汉口英租界奠基，时间也恰好是在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的秋天。那么，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一个契机呢？

　　或许还会有别的什么。比如，冥冥之中的某种心理暗示。

那时候，打桩机正惊天动地地响着。丁芷兰端着紫砂壶，撩起半边长衫，站在马路上远远地观望着。据说汇丰大楼有十六层，好家伙， 这得有多高呀？他仰起脸来，眼光停在洞庭街麦加利银行汉口分行那幢十二层大楼的尖形塔顶上，想象着往上加了四层。他的视线又往南去，江边是高耸的江汉关钟楼。

眼光这么逡巡了一周，丁芷兰立即明白了一个严峻的现实：“汉口英租界里的这三座高层建筑，即将就要形成三足鼎立的包围之势，把他的“鑫源号”和隔壁的“晋大恒”挤进夹缝里。回头望去，“鑫源号”和“晋大恒”此刻仿佛就是两个丑陋的侏儒，匍匐在虎视眈眈的巨人脚下，时刻等着厄运的降临。

　　“东家，开眼了！开眼了！”这时候“鑫源号”经理朱若年兴冲冲地奔过来，附在丁芷兰的耳边，大声地说。

　　“什么——开眼了？”丁芷兰愣着，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砚！歙砚！就是东翁您的那方龙尾大歙砚！”朱若年有些激动。

　　丁芷兰突然明白了过来，撩起长衫就往店里奔。穿过楼下的店堂，踏上“噔噔”作响的木板楼梯，冲进楼上自己的办公室，他突然地刹住了脚步。

　　他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生怕惊扰了它。午后的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那张宽阔的中式红木写字台上，龙尾大歙砚盛在一只紫檀雕花的硬木盒里，浅绿色的“猫眼”，果然微微地睁开了一道缝。

　　丁芷兰把一盏清水从歙砚的“水帘洞”中小心翼翼地灌进去。阳光下，那只睁开的“猫眼”周围，“福山寿海”中，一会儿就悄然蒸腾起一股似云似雾的氤氲之气，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幽幽的香味。

　　“东翁，这回不晓得是什么吉兆？”朱若年忍不住问道。

　　丁芷兰示意他下去，自己悄然坐在案前的太师椅上，陶醉在满屋的馨香中。

　　丁芷兰年轻的时候并不经营钱庄，他做古董生意，在徽州开店收购古玩。

这只龙尾大歙砚原是徽州一破落大户的祖传，被丁芷兰看上了，无奈几次登门对方都不肯出手。有一天丁芷兰又上了门，刚刚坐下，就见满屋子的老鼠狂奔不止。丁芷兰心里有了底，说，我也不再来了，成不成就在今天吧。他把价钱压得比原来还要低。破落户子弟最终还是将龙尾大歙砚出手。原来这破落户子弟吸大烟，满屋子的老鼠都染上了毒瘾。一见老鼠狂奔，丁芷兰明白他熬不住了。

　　这只龙尾大歙砚在丁芷兰手里总共只开过两回眼，当然那都是他到汉口开钱庄以后的事。一次是他四十岁那年中年得子；还有一次是他和汉口怡和洋行的宋买办合伙做一笔出口生意，他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做，结果歙砚“开眼”了，他做了，大发了一笔洋财。那么这次又是什么意思呢？眼下丁芷兰就正有一件大事拿不定主意。

　　半月前，当打桩机的轰鸣声第一次响起来的时候，汉口钱业公会孙会长突然登门拜访，走进了“鑫源号”。

　　“源翁，听见了么？”孙会长一落座，手指着窗外便问道。丁芷兰字南源。

　　丁芷兰点点头，“汇丰在盖大楼了。”

　　“德租界那边，德华银行也在盖大楼。”孙会长说，斜睨了一眼，叹息道：“华商的钱庄、票号，如今英租界里就只剩下你和‘晋大恒’两家了。”

　　丁芷兰品咂着这话里的味道。

　　“六国之灭，祸在没有联合抗秦。华商都是独家经营，资本小，风险大，单枪匹马，势单力孤，所以敝人审时度势，以为惟有合股尚可绝处逢生，求一息之生存。源翁以为然否？”

　　孙会长的话刚好说中了丁芷兰这些天来的心事。但孙会长的出面马上让他看出了破绽：很显然这是隔壁“晋大恒”的意思，通过孙会长出面来向他试探。

　　“孙会长危言耸听了吧？”丁芷兰言不由衷地笑着，送孙会长出门的时候还说：“告诉您吧，‘鑫源号’还没到那时候，也到不了那时候！”

　　这话说得连丁芷兰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实际上他早就有过合股的想法了。

“鑫源号”和“晋大恒”都是前店后宅，在汉口英租界这条最繁华的商业街上，两家搭山共界，只要拆掉前面的隔墙就能合而为一。合股后毫无疑问资本倍增，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从此两家不再是冤家对头，不再相互拆台了。

“晋大恒”也有同样的意向，实可见识时务者为俊杰，英雄所见略同。但丁芷兰一直犹豫着，种种疑虑让他下不了决心。他有时候觉得那确实是一条阳关大道，有时又觉得那是万丈深渊。偏偏在这时候龙尾歙砚“开眼”了。

　　“猫眼”已经缓缓地闭上，屋里的香气也倏然消失，一切恢复如常。丁芷兰倏地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他在那一刻拿定了主意。

　　但丁芷兰却不露声色，迟迟按兵不动。他在等什么？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那是个闷热的“秋老虎”肆虐的午后，丁芷兰又端着紫砂壶站在门前的马路边，望着那边的工地。这几乎成了他最近每日必不可少的功课。他似乎比别人更关心那幢即将拔地而起的汇丰大楼。

　　这时候有一辆洋车拉了过来，在他面前停住，从车上走下来一位明眸皓齿的少女。这是乔家的小姐乔冰兰，“晋大恒”东家乔守义的独生女，在教会女校上学，平时寄宿，礼拜天做完礼拜回家。

　　少女下了车，袅袅婷婷地往“晋大恒”去了。

　　丁芷兰望着乔家小姐的背影。那个念头就是在这时候突然蹦出来的：“联姻合股？对呀！”丁芷兰茅塞顿开，多日来的等待似乎就在这一瞬间明确了。

　　联姻历来是最传统最古老的结盟方式。

　　乔家有女，丁家有男。孙会长自然又当了一回红娘，穿针引线，鼓舌如簧。乔守义是鳏夫，中年丧妻后便没有再续，一直就守着这么一个掌上明珠般的女儿。

乔守义自然明白这其中的用意，提出一定要先见丁家公子一面后再作定夺。丁芷兰也不迟疑，当即派出店里的一名伙计，星夜搭乘太古公司的火轮赶回徽州，接在家闭门苦读的少爷来汉。

数日后丁少爷丁伯奇已经站在了乔守义的面前。这丁伯奇未及弱冠，眉目清秀，举止斯文，聪慧过人，是个满腹经纶的儒雅书生。乔守义大喜过望，一口应允了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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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南北大银楼

合股说起来容易，一旦牵涉到具体问题时，恐怕就并非那么简单了。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比如合股章程的制订，两位东家的分工，任命新的店堂经理，裁汰富余伙计，制订新的店规，等等。

我想各存私心那是肯定的，两个人都是精明之人，都非等闲之辈。但有的问题也不完全是私心作祟。比如店规，徽商有徽商的店规，晋商有晋商的店规，都是几百年下来一成不变的规矩，到底谁听谁的？回忆录中的记载很简略，只是说“协商、谈判常常各执己见，陷入僵局”，“从大局计，终得共识。”

　　回忆录中还有一句话很让人玩味：“……汉口南北大银楼的号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题。”

合股后肯定需要一个新的字号，这是招牌，也是门脸。乔守义舍不得扔掉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提出从“晋大恒”和“鑫源号”中各取一字，或曰“晋鑫”，或曰“恒鑫”。丁芷兰心中不悦，一则凭什么总是“晋”在前“鑫”在后？二则他也觉得老气，不够新派。合股了就应该有新名目，新气派。

最后由钱业公会出面，召集武汉三镇的同仁们为此专门聚会，最终定下了“汉口南北大银楼”的新字号。“南北”暗含着徽晋联合，推而广之，也有广纳天下财源的意思，丁、乔两家也避免了门户之争；“银楼”既有别于洋人的“银行”，也区别于从前的“钱庄”、“票号”，脱胎换骨，万象更新，有气势，新潮。

　　字号定下来了，字该谁写？“汉口南北大银楼”的号匾按例由钱业公会公送，那自然就是孙会长题写了，孙会长的书法本来就不错，在汉口商界里很有些名气。孙会长也很看重他一手促成的这件事，花了几天时间，着实用了一番功夫，最后精选了一幅字样送过来给丁、乔二人过目。

乔守义说，行！这字写的没甚可说的了！丁芷兰沉吟不语，却不表态。丁芷兰也是汉口商界的书法名家，向来就有些看不起孙会长的书法。孙会长误会了他的意思，很尴尬，悻悻地说，我这是在源翁面前班门弄斧了，不如号匾还是钱业公会公送，字就由源翁自己出吧。丁芷兰笑着说，哪有自己给自己题匾的？孙会长请勿介意，我只是觉得这块匾只有一个人题写最合适。孙、乔二人便问：谁？丁芷兰说：制台张大人。话说出口，孙、乔二人愕然了。

　制台张大人，就是总督张之洞。张大人位居两湖之尊，是朝廷的封疆大吏，太后老佛爷的心腹重臣，又是国学泰斗，文章书法名噪天下的魁首，说起他孙会长和乔守义便有如高山仰止，如何能请得动张大人的“墨宝”？

但丁芷兰却有着通天的本事。原来这丁芷兰平素喜欢结交官场，多年前曾攀上湖广总督衙门的一个赵姓文案做同年，便通过他在张大人面前游说，并特别强调了华商联手与洋人抗衡的本意。

不想张大人对此大加赞许，毫无推辞，欣然命笔。当然银子也没少花，制台衙门里上下的打点，连带润笔，银楼还没有开张便花去了好几千两股本，花得乔守义心痛。

丁芷兰说，哎呀亲家翁，你这脑子呀！

你怎么不想想，这武汉三镇的铺家商号，有几家能挂这块金字招牌的？

官商官商，有官家的面子，才有商家的出息。

别看现在扔进去几千两银子，这好处还在后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