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嬴
霸陵陵区外景
江村大墓
江村大墓墓葬
汉文帝即位时，其父兄以陵墓的形式已经在京城北侧建起了一个缓冲地带，但长安以东除了关中东部的函谷关、东南的武关之外，却再无屏障。一旦关隘陷落，京城即危在旦夕。秦末，刘邦攻破武关，进军霸上。秦王子婴很快就“素车白马，系颈以组”[32]从咸阳出降。刘邦破秦不久，项羽突破函谷关，进军鸿门，刘邦也只好亲赴楚营，卑辞言和。这些史实都说明，函谷、武关失守，分居渭水两岸的咸阳、长安即无险可守，只有束手就擒。
“江村大墓”与西安市区相对位置
四
解决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应当是霸陵选址的主要原因。除此而外，文帝个人的情感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霸陵的选址，虽然这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我们也应加以考虑。
文帝个人情感的影响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文帝不愿葬在父亲刘邦身边；其二，对代国的眷念之情。
前者的原因应当与文帝儿时的境遇有关。我们上文提到，薄氏生了刘恒之后，就“稀见高祖”，随母生活的刘恒肯定也“稀见”父面。这样，势必造成他与刘邦在感情上的生疏和隔膜。而同为高祖庶子的赵王如意之母戚夫人却“日夜待御”，赵王如意也“常抱居前”，刘邦也明言如意是“爱子”“类我”。两相对比，可谓天壤之别，刘恒心中感受可想而知。刘邦的态度还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刘邦晚年曾明确讲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43]，多次“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44]，“大臣固争之，莫能得”[45]，以至于“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46]。虽然刘邦此处所言“不肖子”是指嫡子刘盈，但相对父亲的“爱子”如意，被冷落的刘恒肯定也在“不肖子”之列。我们假设文帝入葬咸阳原祖陵区，根据其嫡兄惠帝安陵紧邻长陵西侧的情况来看，文帝陵墓应当选在紧邻长陵东侧的位置。我们推测，文帝可能更愿意避开这样的情况，远离父亲的陵墓或许能使其稍稍心安一些。
除此而外，文帝对自己早年的封地—代国的眷念之情可能也影响到了霸陵的选址。
文帝幼年离京，与母亲在代国相依为命生活了15年。代国虽北邻匈奴，多有边患，却给刘恒母子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因此，吕后曾欲将刘恒迁到河东腹地赵国，然“代王谢，原守代边。”[47]汉文帝即位之后，提倡节俭，其本人也很少出巡，但却四次巡幸代国，有一次居然留居两、三个月之久[48]。文帝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刘武和刘参封太原王，王其故地。当刘武徙为淮阳王后，文帝又徙封刘参为代王，“复并得太原，都晋阳如故”，“如文帝在代时”[49]。可见其对代国的眷念之情。
据《汉书》载：文帝曾到霸陵巡视，家在赵国邯郸的慎夫人随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50]史书记载的这个历史细节，使后人能够借此一窥汉文帝的内心情感，对其陵墓选址做出较为合理的推测。
代与赵同在河东，位置比邻。文帝给慎夫人指示家乡的道路后，紧接着提到了陵墓之事，而且“意凄怆悲怀”，他应该是想起了视为故乡的代国。限于当时的条件，文帝不可能远葬代地，因而只能寄望于百年之后，魂魄能够方便回归代国。西汉杜邺曾经说过：“骨肉归于后土，气魂无所不至”[51]，说明当时确有灵魂出游的观念。汉墓中的壁画、画像石等多有车马出行的题材，时人认为灵魂也需要乘车出行，这就需要道路。东汉张衡《冢赋》：“修隧之际，亦有掖门。掖门之西，十一余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车之道，交通旧馆。”[52]可见灵魂是需要乘车、船沿着道路(包括水道)才能回到旧居。既然如此，灵魂的居所—墓葬建在大道旁边自然会方便出入。由此可见霸陵的选址，文帝颇有用意。
另外，文帝提倡薄葬，霸陵“因其山，不起坟”[53]，为了便于防水，可能需要借助白鹿原头“高敞”的自然地势，这大概也是霸陵选址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帝霸陵选址白鹿原应当不是因为“昭穆制度”的限制被迫别葬，而是为了解决其母薄太后的丧葬礼仪问题，并兼顾扼守交通要道，防御东方诸侯的政治需要；同时，文帝的个人情感因素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霸陵的选址。
注释
[1]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选址研究[J].考古，2011(11).
[2]a.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J].考古与文物，1980(1).b.杨宽，等.秦汉陵墓考察[J].复旦大学学报，1982(6).c.刘炜.西汉陵寝概谈[J].中原文物，1985(2).d.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J].人文杂志，1987(2).e.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汉帝陵分布[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7).f.秦剑明等.西汉帝陵昭穆与陵位探[J].文博，2002(2).g.雷百景等.西汉帝陵昭穆制度再探讨[J]文博，2008(2).h.刘尊志.西汉帝陵分布及相关问题浅析[J].中原文物，2010(5).
[3]a.时瑞宝.西汉帝陵与昭穆之序[J].中原文物，1987(1).b.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其相关问题[J].文博，1988(4).c.焦南峰，马永嬴.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J].文博，1999(5).d.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J].文物，2005(4).e.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J].文物，2006(7).f.刘瑞.昭穆制度与西汉帝陵排序[C]//西部考古(第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g.同[1].h.崔建华.论皇权传承规范对西汉帝陵布局的制约[J].考古与文物，2012(2).
[4]a.礼记·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b.周礼·春官·小宗伯：“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左社稷，右宗庙，……辩庙祧之昭穆。”孙诒让.周礼正义(第3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21,1435.c.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孙希旦.礼记集解(第1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343.
[5]孙诒让.周礼正义(第4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a.发掘者认为：“马家庄一号建筑群为宗庙性质的建筑是毫无疑问的。”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发掘简报[J].文物，1985(2).b.韩伟：“《简报》所称的“朝寝建筑”实为太祖庙。与其形制相同的左前方建筑即为昭庙(即东厢),右前方之建筑则为穆庙(西厢)。”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J].文物，1985(2).
[7]班固.汉书(第7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司马迁.史记(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杨天宇.仪礼译注：丧服第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0]班固.汉书(第4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焦南峰.西汉帝陵“夫人”葬制初探[J].考古，2014(1).
[12]a.戚夫人因受刘邦宠爱，遭吕后忌恨，被其残害致死。刘庆柱等认为：“吕太后在世时不会把她安葬在长陵附近，使之陪葬于高祖。然而，吕太后去世后，诸吕被翦灭，戚夫人被迁葬于长陵附近还是有可能的。”“戚夫人墓，传说在长陵以南，即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柏家嘴村的大汉墓。”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b.关于傅夫人陪葬长陵事，文献记载：汉哀帝时期，司隶校尉解光言：“臣谨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发长陵傅夫人冢。”班固.汉书(第97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同[5].
[14]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第10卷)[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15]司马迁.史记(第9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6]a.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云梦睡虎地M77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8(4).b.彭浩.读云梦睡虎地M77汉简<葬律>[J].江汉考古,2009(4).
[17]司马迁.史记(第1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2013(11).
[19]班固.汉书(第97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0]同[8].
[21]同[8].
[22]同[10].
[23]焦循.孟子正义(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7(6).
[24]司马迁.史记(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5]司马迁.史记：司马贞索引(第7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6]a.焦南峰，等.秦人的十个陵区[J].文物，2014(6).b.刘卫鹏，等.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J].文物，2008(4).c.徐卫民.秦帝王陵墓制度研究[J].唐都学刊，2010(1).
[27]司马迁.史记(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8]同[24].
[29]同[8].
[30]王子今.西汉帝陵方位与长安地区的交通形势[J].唐都学刊，1995(3).
[31]马正林.咸阳原与西汉诸陵[J].人文杂志，1987(2).
[32]司马迁.史记(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3]司马迁.史记(第5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4]司马迁.史记(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5]同[32].
[36]班固.汉书(第1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7]同[34].
[38]辛德勇.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四[J].中国历史地里论丛，1989(2).
[39]马正林.也论霸上的位置[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
[40]辛德勇.论霸上的位置及其交通地位[J].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
[41]同[39].
[42]同[39].
[43]司马迁.史记(第5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44]同[15].
[45]司马迁.史记(第9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6]同[8].
[47]司马迁.史记(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8]文帝三年，“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留游太原十馀日。”“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还。”“(后元)三年春二月，行幸代。”“(后元)五年，……秋七月，行幸代。”班固.汉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6).
[49]班固.汉书(第4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0]班固.汉书(第5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1]葛洪.西京杂记:杜子夏自作葬文(第3卷)[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3]班固.汉书(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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