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图片被别人注册版权(图片版权)

武丹/制图

责编|张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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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几年间竟然打了超过4000起维权官司；一家公司，几年间的维权官司超过了9000起。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类似这样的个人和公司大有人在，他们以维护图片版权为由，将众多的个人和公司、单位起诉至法院。

但在很多被告或者单位眼里，他们实际上是打着维护图片版权的旗号，干着“碰瓷维权”的勾当，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图片版权交易环境。

今年4月2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召开涉网著作权案件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通报数据显示，该院受理的图片类著作权侵权案件占著作权案件的一半以上。

从诉讼主体看，原告相对集中，主要为专业图片公司，涉案数量排名前五的公司起诉的图片类案件占全部图片类案件的43%。被告则相对广泛，以新闻网站主办单位，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用户为主。实践中，根据其价值，单张图片最高判赔5000元，最低300元。

中国政法大学品牌与社会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法律诊所负责人刘瑛表示，利用网络进行“钓鱼式”使用，然后利用诉讼的合法形式，违反商业习惯（不通知）“突袭式”地直接成批量地提起诉讼，是缺乏诚信，钻法律的空子。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认为，有些图片维权的行为已经偏离了著作权法保护版权设立的初衷，更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相关部门应当引起重视，遏制个别人或者图片公司恶意维权以此牟利。

图片侵权被诉

袁某仁（化名）原是一位媒体人，在他离开媒体后，仍然坚持写作，偶尔写点人生感悟发表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他看到别人的好内容时，也会转载过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

就在去年，某公众号的一篇鸡汤文在网络成为爆款，袁某仁看到后，顺手转发在了他的微信公众号上。

不久后，他就收到了来自法院的传票，原告认为，他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官方微信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并提供了证据。

最终经过多次协商，袁某仁进行了赔偿，此事刚刚过去1年，他的官司又来了。

前几日，某影像股份有限公司又给他发来了一份诉状，称其未经许可，擅自在其官方微信使用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共计25张，本次起诉仅主张一张图片的权利，并保留向被告主张其余未诉图片侵权责任的权利。

袁某仁感觉又好气又好笑。他认为，自己转发了该图但并未牟利，而在起诉之前也没有任何人提前通知其删除，直接起诉要钱有“碰瓷”之嫌。记者检索裁判文书网发现，这家公司的诉讼案件已达9000余起。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类似袁某仁遇到的这类案件并非个例。2021年，北京某律师事务所起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一次性起诉案件数量高达400余件，涉案金额高达上百万元。

齐鲁晚报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律所起诉前并未与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有过任何沟通，涉案作品中所包含的千余张图片均为手机或相机随手拍摄，专业性很低，不属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且很多张相似度极高，只是稍微调整了拍摄角度。这些图片每张价值约二三十块钱，但该律所却提出了超出该图片实际价值数十倍的赔偿价格。该负责人表示，如此大规模的恶意针对，实属利用法律漏洞进行恶意诉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齐鲁晚报遇到的类似维权还不止这一件。

2015年，某自媒体号“小野杰西”发布了一篇文章，当时齐鲁晚报在微信上与该作者指定的助理对接，取得了授权，可以免费转载并注明来源。

后齐鲁晚报按照该作者的要求进行了转载。彼时齐鲁晚报作为省级媒体单位，发布该文章为文章作者带来了不少浏览量。但2021年，文章作者就该文章起诉齐鲁晚报侵犯其著作权。

是维权还是碰瓷

赵智是一家文学网站公司的负责人，讲起类似的遭遇，他至今又恨又气。

他曾经为某单位转发一篇征稿启事，结果征稿启事的一张背景图被告侵权，他的公司成为被告。

赵智认为，他当时转发的那张图片系公共建筑北京天坛，该图片也不具备艺术性和独创性，他自己写了一份答辩状，与原告当庭对质。最后，官司来来回回折腾了接近半年，仍然以判决侵权赔偿结案。

就在前不久，他准备给他的公司申请一个信用认证，但申请被拒了，而被拒绝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公司曾经有侵权官司的不良记录。

赵智表示，图片侵权看似赔偿金额不多，但给正常经营多年的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于是，他将亲自参与的4起图片侵权案件庭审经历撰文并发表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

他在文章中指出，图片侵权看似责任明确，“违法事实”清楚，但仔细分析，却暗藏着许多玄机，钓鱼式、碰瓷式、讹诈式的强买强卖盈利模式潜伏其中。

对于多数“被告”而言，因为案件标的额不大，为了避免麻烦，一般都会选择调解赔偿了事。被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应对方式，给原告创造了巨大的盈利空间，在图片公司“逐利”和被告“花钱免灾”的主观意愿驱使下，此类诉讼官司愈演愈烈，日益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