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绅头子”这是个有年头的老词，陕北人都是贬义来用，过去常常用来指代和讥讽那些每在“事林林”里穿梭、交涉、评断或鼓噪、怂恿、推动等喜欢“说大事、了小事”、出头露脸的多事者、好事者。
旧以前哪些人才算是“士绅”呢？
士绅，原叫缙绅，后来也叫绅士；即地方上有钱有势，有头有脸的人。最老早是称为“士族”，大致包括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富商等等。士族在政治上说话的份额，朝代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直到明清时期由于血统世袭制成分日渐稀薄，“士绅”这个名字才真正叫响。再到清末民初，士绅包括的范围那就越发松宽了，主要由当地退休返乡的官僚或长期赋闲居乡养老的中小官吏、落第士子、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宗族元老、富商等一批在乡土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跟传统的士绅有所不同，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已经成了没落士族和闲散乡绅的次主流社会结合体。
封建政府在县以下倒也任命官员，但为数少之又少，其统治主要靠胥吏、衙役、保甲、里甲和乡约等跟广大的“山愚百姓”发生关系。基本是“乱石头砌的”士农工商的基层政治结构，算不上正式官僚“窠子”里的一部分。打个比方，就好比是“手梢梢”外余长出来的指甲。士绅作为官民的缓冲和中介，一边充当官家出计定谋的参议和爪牙，一边又是给乡梓百姓的“通气”“撑腰”“出头”充当通讯员、“主心骨”和代言人，“花脸”和“黑脸”一台唱。
通常“士绅”这一帮子人究竟闹腾些什嘛公干呢？
绅权作为一种社会性权力，干预政事主要是：参议县衙决策、协理地方公产、主持地方学务、经手地方公务、维护地方秩序，催征钱粮徭役、兴办城防团练、端正地方风化、把控正统伦理和宗法、组织社会救助、参与公益事业，仲裁民事纠纷等等等等。
民谚有道，“红火箸，烂搌布”，说的大抵就是士绅的角色行为。哪里也少短不下，斡旋，“祹绞”，一面做着运筹帷幄，“摇鹅毛扇”的幕僚，一面扮演“煽火蓖蓖”、“杵事圪捅”。然后综合权衡公共权益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上下制衡当“火烧儿”，最后又是“稀泥抹光墙”的“泥水匠”；以此两头卖好，从中渔利。自然也免不了两头受气，两担风险，出力不讨好的事也是家常便饭。
总之，士绅阶层既有主流政权不可或缺的信誉度和感召力，又是乡村暴力的“减震器”和“灭火水”，跟官僚体系休戚与共，又跟基层民众密切“裹搅”。在官——绅——民三者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中，士绅既可借官势以欺民，官也恃绅力以施治；民既靠绅势以行事，绅也恃民力以拒官。
最主要的根子，士绅作为社会权威和地方精英，占有着稀缺的、高踞的、对下教化民众、对上维护道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有入仕为宦经历的那些士绅，这成为他们致仕返乡后的一个重要砝码。诸如家世经历、经济能力、学术造诣、文学才赋、个人的品行、魅力、风度和社会声誉等，都在影响着士绅的实际社会地位。所谓 “世之所定于为士者，先品行而后学问，乃无愧于士之名。”
话分两面说。清末民初，自科举制度废除、新学出台，士绅的光芒这时就好比落日余晖。
以米脂为例，1939年左右米脂县政府职员满共64人，其中16人册子里没登记上学籍，另外48人中出身前清生员的22人，其余26人里2人为留日学生，24人为各类讲武学堂、师范、警校、法政学堂的毕业生。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各类人才更适合新时代的要求，士绅群体在历史的潮流中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解体和衰落。
民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权力缩水，又加上地方自治的提倡和地方文教资源及人才的严重匮乏，县级以下基层政权的管控呈现“放野羊”和畸形的状态，于是为土豪劣绅的长期恶质化提供了土壤。
作为社会恶势力之一，土豪劣绅自然历代都有，但是到了民国时期士绅出现了裂变和劣化，绝大多数士绅凭借威势，往往豪霸一方，武断乡曲，凌虐平民，对上抗衡，对下作恶，徇私舞弊，包揽税赋词讼，侵占兼并土地、贪污诈骗，包庇烟赌，卖放壮丁，浮征滥派等等的现象司空见惯。真正能达民隐，尚孚众望，并能协力地方的“正派士绅”已经寥寥无几，土豪劣绅已经凸显成了严重的社会毒瘤。即就是国民党政府和一些地方实力派，土豪劣绅一度也成为被“严打”的对象，例如阎锡山在山西，刘峙在河南，陈诚在湖北，张治中在湖南，均将土豪劣绅与烟毒、土匪等同列为地方公害，而勉力加以铲除。士绅秩序混乱不堪乃至土崩瓦解，一边也标志着科举崩溃后遗症的持续发酵。
士绅本身就是头子。
雍正皇帝的内阁侍读学士田文镜所拟的《钦颁州县事宜· 待绅士》开宗明义曰：“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
明清和民国时期，由于开化较早，文教优越，米脂的士绅文化尤为典型，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绅势比官权还大。
明清两代先后中文武进士者24人，贡生举人158人，廪生若干，城邑艾、高、李、杜、常等几大宗姓中入仕做官者不计其数。在行为师表和道德楷模浓郁的士绅风气的影响下，一代一代涌现出若干为官衙筹谋、为憨老百姓陈情的“士绅头子”。
譬如，明朝的代表人物就有崇祯末年的贡生艾诏，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米脂知县边大绶出谋定计斩掘了李自成的祖墓。1643年李自成挥兵北上，艾诏好汉做事好汉当，挺身而出，大义凛然，甘以一人受死，而求免全城百姓安然。而另一个知名士绅叫冯起龙，传闻李自成将血洗米脂，照样临危不惧，从柔远门乘箩缒城而下，从容不迫与闯王大帐恳谒谈判，被后世传为美谈。
清末的拔贡高照初，民国初，先后任陕西都督署参议，延川、甘泉县长、《民国米脂县志》主编。1922年卸职回乡，时任县长不谙吏治，常向他请教，借机举荐儿子、亲信掌管财政、学校、差务、城防等，形成地方霸道势力，常包揽词讼，收受贿赂，左右县务，以后因贪污救灾粮，被人告发受监押；其子联络亲信写“全县民众担保书”，拉人签名，使其“无罪”开释。
陕北第一部长篇小说《永昌演义》的作者李宝忠，字健侯，人称李三少爷。其祖父李锦江，亦为米脂知名士绅，举人，圁川书院主讲、米脂城防总团长。父亲李蕴华，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绥德知州等职，晚年归里义务组织办学团练等民务，1919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官方和民间都享有一定声誉。
《永昌演义》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捎书转信邀请他来延安修改小说且长久做事，竟然慵懒未从。他的二哥李宝衡其时在榆林井岳秀部任高参，拉捞他也作了逍遥散淡、每月可领取三圪垯响洋的参议。
杜斌丞和李鼎铭两位先生无疑是最著名的士绅了。
一个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高级参议、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积极参与谋划了著名的扣押国家统帅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不怕砍脑剁脖子，一心反对独裁，大义凛然，气吞山河。
一个作为米脂地方知名士绅，先后当选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科学地、超然地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意义深远。
另外，还有“桐城派”后裔、著名戏剧家马健翎的父亲教育家马蕙徽先生，赀货巨积的“复恒昌”东家、清华学堂哲学系肄业生、《冯氏宗谱》主纂、人称”冯半街“的银城市市长冯社臣先生以及后来成为红色政权高官的姬伯雄、高愉亭等等的了得人物，都是解放前米脂赫赫有名的士绅代表。
多事的、好事的、揽事的士绅包括所谓的“头子”，作为“有望行天下，无官一身轻”的阶层倒是彻底消亡了，但是孑遗在地皮上的一些隐约的信息、传说和精神风度，依然在云里、水里和风里散散漫漫、徉徉徜徜地飘荡。（2018年8月8日晨于缘督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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