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涌现出一大批超级富豪人群。

其中大部分人通过投资致富，特别是对房地产行业尤其的多，实现财富快速积累。

因此，投资性房地产成为大多数中国富裕人群比较熟悉的财富储值方式。随着经济转型升级，进入新常态以后，传统的实体经济企业的增长速度放缓，盈利能力总体下降，经营风险逐渐上升。房地产市场在全国范围内也出现分化：

部分一线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和不少三四线城市房价的下滑并存。投资性房地产在价格波动的压力面前首当其冲。我们观察到原先作为财富储值的主要手段和工具的企业和投资性房地产，已经逐渐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投资性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家庭重要的财富储值手段

在农耕时代，使用的主要财富储值工具是土地和土地上的附属物。

时至今日，这种农耕社会留下的基因印记，仍然影响着东西方财富管理的实践。即使今天，土地上的附属建筑物，也就是房地产，仍然被大量中国家庭广泛持有，并且是很多家庭单项价值最大的储值工具。

人们对于中国的房地产是否应该归为一种财富储值方式，也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投资性房地产是不是一种优质的财富储值工具呢？

根据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于2016年4月29日发布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目前中国家庭财富由金融资产、房产净值、动产与耐用消费品、生产经营性资产、非住房负债以及土地等六大部分组成。

其中，房产净值是家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65.61%；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62%和57.60%。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到，房地产在中国城市家庭财富中的占比已逼近7成这。中国人对于土地附属建筑的执念，由此可见一斑。

当下投资性房地产依然被很多中国财富家庭认为最优的财富储值工具，所以很多家庭只要储存到足够数量的多余财富，就会去购买第二套、第三套乃至第N套房产。

这样的做法使得房地产的价值，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快速增长。按照某些统计标准，这部分房地产的价值已经高达中国GDP的3—4倍，甚至更高。

但是，这些房地产，除了提供居住的价值以外，其本身并不像工商企业一样能够增加中国经济的实际产能。

成熟市场对房地产投资的定位在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代表的中国一线城市，一套核心区的100平方米的房子目前的价格很可能超过1000万人民币（略高于150万美元）。而2016年美国芝加哥市独栋别墅的房价中位数为每栋22万美元左右。

看上去，如果卖了北京的房子，不但可以在美国买大房子，还能依靠剩下的钱跻身富人之列。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的房价没有像中国这样涨势凶猛、价格奇高呢？

在美国，对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人而言，这些房地产大多是自住性房地产，而非投资性房地产。即便是高净值家庭，它们在房地产投资不超过总财富的20%。另外，随着自身财富的增加，这一比例还会快速下降。

根据统计，美国家庭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群，他们在股票债券等的投资占比超过6成。而且，拥有越多家庭净资产的人，其在住宅上面的投资比例越低，而在住宅以外的其他资产上投资的比例越高。

在家庭净资产100万~500万美元的人群中，除住宅外其他投资性资产占比为62%。

在家庭净资产500万~2500万美元的人群中，除住宅外的其他投资占比为68%。

在家庭净资产250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中，除住宅外的其他投资占比为69%。

这与中国投资房地产占比将近70%的理念相差甚远。美国的财富家庭更青睐股票、基金等金融产品，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投资是长久的财富积累方式。

同时，欧美国家的投资性房地产大多持有在机构投资者手中，被视作机构的一个重要的资产组合类型，而且投资性房地在专业投资者手里能够得到更好的风险和流动性管理。单个的财

富家庭更多是将房地产看作耐用消费品（自住性房地产），而不是投资。对于欧美财富家庭来说，他们管理和储存财富时更多地使用的是投资性房地产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这其中的原因很多，而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房地产作为一种财富储值工具有一些不好的属性，譬如说，由于物理的磨损以及式样的过时，房地产的使用价值通常只会随着时间减少，而不会增加。

再回到中国，之所以把投资性房地产作为自己财富储值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归根结底，是因为老百姓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观察到投资性房地产的历史回报几乎高于中国老百姓可以接触到的任何其他储值工具，包括银行存款，也包括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

这是一个可悲的现象：由于过去中国的资产种类不够丰富，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很多老百姓只能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房地产上。

至少这是祖祖辈辈都使用的，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储值方式。

根据贝恩资本和招商银行的调查统计，到2015年，中国的民间财富大约为120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GDP的2倍左右，其中50%以上仍然投放在现金和投资性房地产上。

现金的平均收益率很低，而投资性房地产未来价格波动的风险也很大。这种低效的选择是中国资本市场相对不发达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