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维度》（48）：税收与民生

国家和政治的出现使人类走向了文明，但是，为了供养政府、发展政治，人们必须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即税收。税收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权力运转、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同时还具有调节国民经济运行和社会收入分配的职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税收既是国家和政治的经济基础，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马克思曾讲，“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二十世纪初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尔姆斯曾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付出的代价”，“我喜欢纳税，我用它购买文明”。

税收的根本问题有两个：一是钱从哪来，二是钱往哪花。它是政府代表国家通过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的，也是政府代表国家通过政治权力无偿使用的，因此，强制性和无偿性是其两大重要特征。

从收入方面看，税收的直接来源是纳税人，即具有法定纳税义务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也就是说，政府和政治运行的成本形式上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但是，纳税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其缴纳的税收无论是实物还是货币，总的讲，都是国民创造和积累的社会财富。所以，税收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活动，是国民社会财富分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财富既定的情况下，政府收取的税收越多，国民可支配的财富就越少，反之亦然。因此，税负的多寡轻重对国民的生产和生活具有直接而重大影响，也通常是衡量政府及其政策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恰如《大学》所言，“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果“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不仅纳税人不堪重负，国家财政也难以维系。

从支出方面看，税收支出应当用于保障国家权力运转、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即我们常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广义地讲，国家权力运转也属于社会公共需求。在理想状态下，如果政府所做的一切均能反映真正的社会公共需求，那么为此而支出的税收收入必然会给社会整体带来福利，被每个国民所享用，税收也就达到了其本来的目的。但是，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政府对国家权力或政府职能的定位有很大不同。有些政府定位的某些政府职能实际上并非出于或为了真正的社会公共需求，而只是统治者或统治阶层希望获得的某些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因此，被这种特权所占用的税收收入，自然不能达到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目标，此种税收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税收的本质要求，而演变为统治者搜刮民财、巧取豪夺的工具。

我国是最早有税收记载的国家之一。早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国家凭借政权力量强制课征的税赋——贡，据此王室可以向所属部落或平民根据若干年土地收获的平均数按一定比例征收农产物。到了商代，贡逐渐演变为助法，即王室借助农户力役共同耕种公田，公田的收获全部归王室所有。至周代，助法又演变为彻法，即每个农户耕种的土地要将一定数量的土地收获量交纳给王室，“民耗百亩者，彻取十亩以为赋”。上述贡、助、彻三种方法，是与当时的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同时具有地租和赋税的某些特征，可以说是税收的原始形式，是税收发展的雏形阶段。

到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在公田以外开垦私田以增加收入，私有土地急剧增加。适应当时土地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鲁国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率先实行了“初税亩”制度，标志着我国税收从雏形阶段进入了成熟时期。“初税亩”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履亩十取一”，即按田亩征税，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按土地面积纳税，税率为产量的10%。这种制度的实行，不仅为当时的鲁国建立了稳定可靠的财政来源，而且首次从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私有制，适应和促进了新生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在我国经济和税收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老子生活的年代大体与“初税亩”同期，正是一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期。老子《道德经》第七十五章讲：“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生动记录了当时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状态。从税收的角度看，老子的这段话集中反映了当时税收制度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税多”，百姓的税收负担过重，以至于民不聊生；二是“厚生”，税收并没有真正用于社会公共需求，而是被统治者用来奢侈享乐。上税多，则民受饥，上厚生，则民轻死。这样的税收制度和经济状态，必然会遭致百姓的反对和反抗。民不聊生的结果就是官不聊生，这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老子讲，“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他希望统治者们能以无为的方式实行统治和管理，同时以无为的态度对待生命和生活，树立自然的人生观和生命观，放弃奢糜腐朽的生活方式，不要对百姓过度盘剥，给老百姓以修养生息的机会和条件。民生问题的解决，需要统治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理念。统治者不“贵生”，老百姓就不会受饥，更不“轻死”，社会便会实现安宁和和谐。

很显然，老子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但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过于相信道德的力量，因此，每每论及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他总是希望通过道德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而缺乏有效的经济和政治主张。这就难免使他的思想陷入空想和自相矛盾的窘境。历史表明，不仅经济和政治问题单凭道德的力量无法解决，就是道德问题也无法单凭道德的力量可以解决。因此，没有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做支撑，再好的道德理论也只能是空洞的说教。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是只靠道德也是万万不行的。

摘编自《智慧的维度》，张国春著，人民出版社出版。见本书第475页